「你好，我是爱哲，今天我们聊聊养老。

 

我姥姥今年 90 岁，2013 年，她得了脑血栓，从那以后腿脚就不听使唤了，之后我妈和我姨还有舅舅们轮流照顾姥姥。但我妈也都是六十几岁的人了，身体也很脆弱，照料老人的压力很大。

 

我知道，像这种情况，肯定不止我们一家。

 

老，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每个人都会老。当一个人老去，身体不再健硕的时候，他应该被家人，被社会怎样对待？除了让他体面地活着，家人们还能为他做些什么？

 

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对你有所帮助。」

阿兹海默症的父亲

吴小明今年 62 岁，十年前，他的父亲被确诊为阿兹海默症，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老年痴呆。

 

为了这个事情她还专门带着父亲去了一趟美国找专家，后者告诉她，老爷子就是这个病，不用抱侥幸心理了。并且病情会缓慢发展，药物的作用不会太大，能做的无外乎就是好好照顾他。

父亲的病彻底改变了吴小明的生活。

 

阿兹海默症患者的临床表现为记忆力明显减退，智能下降，原来会做、会用、会说、会写的，病后都不会了，并且随着病情的发展，性格和行为模式也会变得和原来不一样。

 

2012 年，吴小明在老家长春退休，随后她就带着父亲来到北京和她的儿子和孙子一起生活。在这段四世同堂的时光里，吴小明需要同时照顾患病的父亲和年幼的孙子。

 

吴小明：很辛苦，特别的辛苦。

 

有的时候跟我父亲交流，他就好像没有听懂，或者听懂了他也会抗拒。比如上厕所这么一点小事——他不知道自己主动去上厕所。

 

我夜里头每两个小时叫他一次，看着他上厕所。但是在三点钟以后他就糊涂了，你怎么叫他也不起来，甚至会打我，就不听，然后就这样尿到裤子里。

 

所以我得把床单重新铺上，尿完了以后及时给他换。

 

到早晨五六点钟他能稍微睡一会，但是早晨我又不能睡，要准备早饭，七点多钟他就会喊饿了。

 

 

 

 养老院 

就这样日子久了，吴小明被父亲折腾得心力交瘁，不仅没办法保证照顾好父亲，甚至连自己的正常生活都没办法保证。

 

终于，她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送父亲去养老院。

 

我们对吴小明的采访，就是在她父亲如今所居住的这家养老院里进行的。这家养老院位于北京西南六环，全称叫「乐邻里长者乐园」。吴小明的父亲已经在这里住了大半年，吴小明对这里各方面都还挺满意。不过，在最终找到这家养老院之前，吴小明和父亲曾经经历过两家令他们不太愉快的养老机构。

 

起先为了给父亲一个好的条件，吴小明卖掉了老家的房子，把父亲送进了北京某高端养老院。结果住进去没多久，吴小明发现这家养老院的伙食太差，并且像父亲这样的失智老人，都被院方安排在了一个单独的封闭区域内，所以父亲基本每天都不出门，就待在自己的单人间里。吴小明一看是这种情况，心里十分难过，马上又联系了另一家养老院。

 

第二家养老机构的硬件设施看上去特别好，刚搬过来的时候吴小明也很放心。不过没多久就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先是吴小明去探望的时候发现父亲的裤子已经尿湿了，却没人管。院方对此的回应是，刚刚领着老爷子上过厕所，我们不可能时时刻刻在身边。

 

之后没过多久，父亲凌晨三点在自己房间的厕所里摔了。吴小明深夜接到电话吓得腿都软了，连夜打车过去发现父亲就躺在卫生间里。后来送到医院，万幸没有骨折。

吴小明：后来我父亲康复期间，我又开始在北京反复找养老院，找了很多家。最终找了这家，这儿的护理主任和我谈了很长时间，我也认认真真把我的所有的这些经历跟她讲过了，那时候我真的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了。

 

她说你来试一下吧，我们这个条件虽然不算高大上，但是我们会全心全意照顾老人的，就这样我下决心给他送过来了。

 

送过来了以后，首先我认可的就是他们对于这种病状的老人和能够生活自理的老人没有歧视，都是一视同仁的，而且在一起活动，在一起吃饭，北京养老院很少能做到这一点的。

 

而且他们都是态度很细，会觉得人情味比较浓。我爸当时摔伤了还在康复，脚虽然没有骨折，但是肿的都穿不了鞋，护理员从早晨睁开眼睛一直到晚上，都陪着他，让他认识护理员并接受新的环境，单这个做法在其他养老院也是做不到的。

 

 

 

失能和失智的长者

就这样，吴小明的父亲住进了乐邻里。

 

故事 FM 节目组来到乐邻里采访的这一天，也见到了吴小明刚刚提到的这位护理主任张桂梅，她带着我们探望了一位刚刚入住的另一位失能老人。具体的情况，我们建议你听一听现场的录音，也许会帮助你更好地理解他的情况。

 

这位患有脑梗后遗症的爷爷没办法清晰地进行表述，他只能是用脸上的表情来回答护理主任，这件事满意还是不满意。他脑血栓病发的位置，正好影响了他的吞咽和语言表达。所以他不能说话，不能吞咽。如果用嘴喂食的话，他容易呛着。

 

乐邻里现在总共入住了 53 个老人，失能失智大概是 35 人左右，占了一多半。

 

根据 2016 年公布的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成果显示，像这样失能、半失能的老人在中国已超过了 4000 万人，而且有相关调研报告也显示，全国 7% 的家庭有需要长期护理的老人，目前这些老人，实际上绝大部分是由配偶、子女或亲戚在照料，很少会住进养老院。

 

而大部分养老院的确也不太愿意接收失能老人，因为失能老人的护理成本高，承担的责任和风险也大。

 

对此，我们也采访了乐邻里的创始人，刘建章。

 

刘建章：其实真正做养老的都不会拒绝失能和失智老人，因为老是一个不可逆的规律。

 

哪怕说在养老院被定位成全自理的老人，他也会动态地，哪天发生一些意外变成失能失智，你不可能把他赶走。所以一个养老院拥有照顾失能失智老人的这种能力，应该是一个常态，也是一个基本能力。

老人，首先是人

刘建章最早在万科负责养老项目开发，他的第一个同事是一个日本人，来自某著名的日本养老公司，由此他向这位日本同事学习了很多国际上先进的养老理念。但与此同时他也发现，养老是一个非常本土化的行业，先进理念要落地很困难。

 

比如欧美的养老机构会鼓励老人多动手，能自己做的事情自己做，这样来帮助老人锻炼身心，但在中国，无论是老人本身还是子女，总会觉得说自己花了钱，那为什么还要我自己动手。于是从理念到管理动作，刘建章花了很长的时间。

 

刘建章：我们会在这里设置供老人学习烘焙，做咖啡的区域，也会经常有年轻的志愿者过来陪老人做活动。

 

老人未必是不接受现代化的东西，只是他可能接受得慢，你通过微信就能看到，其实老人一旦会用，比我们还着迷。我们希望能帮助老人和这个现代化的社会连接，包括这里的装修风格其实很现代化，老人们也都很喜欢。

 

这里也会让老人们认养一些绿植，我们也有自发的书画协会，其实老人最大一个问题是老了不知道自己的社会价值，而我们要创造一种可能性，在这里老人们都是被需要的。

 

日本的一位很资深的董事长跟我说，我们跟老人的关系，不是我们照顾老人，我们只是跟老人一起生活，老人跟我们是平等的。

 

当你说我在照顾你的时候，其实你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所以时间长了，护理员会有那种傲慢出现。但是当你跟老人一块生活的时候，你跟他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同时让老人也得到一个释放，他不再觉得我是一个弱者。

 

如果你进入一个养老院——一个到处都在强调老的环境，你就会把自己的生命状态拉低。当你感觉你就是一个正常人，甚至说你还可以做很多事情的时候，老人的生命状态反而更容易被激发。

养老的生活方式

吴小明的父亲目前已经住进来大半年，相比刚刚来的时候，身体情况有所好转，已经开始参加集体活动了。

 

除了吴爷爷这样失能失智的老人，乐邻里其实也有不少身体很健壮的老人。在这里我们见到了杜奶奶，今年81岁，退休之前，她是一个儿科大夫。

 

杜奶奶很适应这里的生活，也打过电话劝一些以前的同事住进来。

 

杜奶奶：我那几个同事给我打了两回电话，孩子们就是不同意——唉我们都不是不孝，你干嘛要到养老院，我们脸上挂不住！

 

我当时这样想的，我的孩子们个人有个人的生活，一天都辛苦，要买菜要吃饭什么呀麻烦多大，我来这儿我二姑娘支持我，大姑娘也不同意，说这么多孩子，你非要上那去，谁家住不了啊，条件都不错。

 

谁家我也不去，不是长期办法。

 

到儿子那儿，天天我八点半睡觉，他们正在吃饭呢；早上我五点钟起来，他们还呼呼睡呢；我要吃的清淡一点，他们还要炒这个菜弄那个菜的，不行。

 

这个年龄差得太多，生活规律啊爱好都融不到一起去。不是孩子们不孝，孩子们非常孝。

 

我在养老院，也不用雇保姆。

 

像杜奶奶这样能自理的老人在乐邻里的费用大概是每个月 6000 块钱左右，跟雇保姆的价格差不多，杜奶奶的退休金也够支付。所以杜奶奶的同事子女们不让老人住养老院，考虑的倒不是价格。

 

杜奶奶：你看我到这儿来，约了好几个同事，他们都不来。孩子不同意，觉得有儿有女，干嘛把老人放在养老院里。

 

其实是个错误的，养老院不是无儿无女的，也不是说儿女不管的，真的。这来了养老院是个享受嘛，有什么不好呢？我觉得非常好。

 

刘建章：其实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养老最难的是观念。因为我们包括现在很多年轻人，还停留在以前的刻板印象中，觉得送养老院是嫌弃老人家。

 

你像我们给九十多岁的老人办画展，他也有这个需求。老年人，首先他也是人，他也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像我们做养老，就是想让老人跟这个时代跟这个社会有连接，而不是把他们丢在一边。

 

现在的老人，七十多岁、八十多岁，他们的身体状态还是挺年轻的，有大把的时间，也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我觉得可以做一些真的是自己梦想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说乐邻里让养老成为时尚，因为我们希望在这边你可以挑战任何对老的概念。

 

尾声

大半年过去，吴小明对乐邻里的服务比较满意，但这并没有让她从父亲的养老中解放出来，因为在吴阿姨的老家长春没有这样的养老院。

 

现如今父亲住进了养老院，孙子也大了，不用吴小明天天照顾了，吴小明也开始想自己的老年生活。朋友同事们都在老家，有时候也想大家一起玩一玩，但一想到父亲刚刚在一个令人满意的地方安顿好，并且在老家也没有这样的养老机构，考虑再三，吴小明还是觉得要万事以父亲为主。

 

吴小明:我觉得不能说，就给他放到这，完了我该干嘛干嘛去。

 

虽然当时他们也保证过，说你放心放在这，护理主任也这样开玩笑跟我说保证让你能够旅游去，但是现在我不行，确实是做不到，放不下。

 

感谢 北京乐邻里长者乐园 对本期故事的大力支持

讲述者：吴小明、刘建章、杜奶奶

主播：寇爱哲 制作人：寇爱哲

声音设计：故事FM彭寒

住进养老院里的四位老人：
我们如何对抗衰老

原创：剥洋葱

陈滋英和女儿开玩笑说，“小的时候我们把她送到托儿所，因为我们要上班，两岁就全托，我老了以后她把我送到老人院，送到这儿全托。”

 文：新京报记者 卫潇雨 编辑：陈晓舒 校对：陆爱英

 

81岁的陈滋英住在金融街90平米的房子里，小区平均房价超过12万元/平米，但空荡荡的房子常让她觉得孤独、慌张。她决定，不能自己一个人住下去了，搬进了到处都是人的养老院；

 

郭京花活到71岁都匆匆忙忙，终于在养老院的理发室剪了个年轻、时尚的发型，为了让脸上的斑淡一点，她每周做一次脸上针灸；

 

90年代，两个孩子都出国发展，吴堂娇两夫妇决定和更多的老年人“抱团”。吴堂娇在养老院把自己出生、上大学、工作，做成三个视频：人生的开始、行医的道路、家庭幸福生活。最后一段关于老年生活的，还在剪辑之中。

 

70多岁的王中齐每天坚持在电脑上写文章，他的自传已经有一本《红楼梦》那么厚，他讲述了自己化解孤独和寂寞的办法，“每天的时间安排得比较紧，一直到晚上吃完晚饭才没事，这一天我就过得很充实。”

 

衰老对所有人一律平等。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全国人口中60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7.3%，意味着我们身边每6个人中就有一位60岁以上的老人。这些老人们有的在家中安享晚年、有的选择了养老机构。

 

我们找到其中四位老人，他们讲述了选择养老机构抱团养老的经历。

 

“住进养老院，心里踏实了”

1992年退休的时候，陈滋英拥有了第一架钢琴，现在摆在养老院她的房间里，盖着白色碎花的布防灰。这架木质结构的钢琴已经陪伴陈滋英26年，刚买钢琴的时候，她跟着4岁多的外孙女一起学，到现在，外孙女已经取得硕士学位、在美国工作，只有钢琴还陪着她。

 

女儿和女婿在意大利定居，2005年，女儿把她接过去住了一年半，逛遍了意大利100多个教堂。在那里，“我自己又不会开车，我没法生活，所以我还是很孤独。”2006年5月回到北京以后，陈滋英的老房子拆迁、回迁房安置在金融街附近，那是全北京最富裕的地方之一，现在每平米房价超过12万元。

 

白天，数以万计的白领随着车流涌入这一地段，金融街区域金融机构管理的金融资产总额达到16.2万亿元，占全国金融资产总额的60%，控制着全国90%以上的信贷资金、65%的保费资金，每天的资金流量超过100亿元人民币。

 

对陈滋英来说，这栋价值不菲的房子也仅仅是一个“家”而已。2010年老伴去世，90平米的两居室只留下她一个人。陈滋英觉得无聊的时候，把老朋友叫来家里聊天。因为工作的关系，过去的朋友们大都住在北京的西北边，弟弟更远在回龙观，地图距离超过20公里，搭公交往返得两个小时。

 

长期一个人待在空荡荡的房间里，陈滋英觉得害怕，每到晚上六点，做任何事都提不起精神、琴也不想练了、总觉得有人藏在房子里、外面敲门也不敢答应，她睡不着觉，只能靠安眠药助眠，躺在床上，血压会突然升高到200，心率也超过了100，心脏“嘭嘭嘭”的跳动。女儿联系朋友、亲戚把她带到医院，心电图、核磁共振都做了，什么生理病症都没查出来。

 

到2017年，每个月都要闹上这么几次，前前后后仅呼叫的120救护车就不下5次，在一家以精神科为长的医院，医生判断，80多岁的陈滋英患了“焦虑症”。

 

她决定，不能自己一个人住下去了。2017年5月，陈滋英搬进了养老院。进了养老院，陈滋英心里踏实了，养老院到处都是人，“吃饭也吃得很好，睡觉也睡得很好”，马上胖了六斤。

 

养老院平均年龄86岁，陈滋英81岁，算是个小妹妹，同住的老人们有文学家、雕塑家、医生和演员。她的朋友“有当过新四军的，有当过志愿军的，有当过野战军的，还有参加过板门店谈判的英文翻译。”

 

养老院内，很多老人的孩子都不在国内，住在她隔壁的是一位92岁的书法家，儿子女儿都在新西兰。平常，陈滋英想和女儿通个电话都要算时差，隔着6小时的时差，北京的夜里十二点，意大利的天刚亮。

 

81岁生日那天，女儿给她定了一盆兰花，快递到了房间里，摆在沙发旁边的桌子上，每一朵花都开得灿烂。那天，女儿的两个朋友来养老院接走陈滋英，带她在外面吃了顿西餐，算是代替女儿尽孝心了。

 

“所以我就觉得她虽然说那么远，但是我们还是很近的”，科技多少拉近了和女儿之间的距离，每天，女儿通过微信消息能知道她的动向。陈滋英的桌子上常年放着一个放大镜，她眼睛不好，要通过放大镜看手机上的消息。

 

陈滋英和女儿开玩笑说，“小的时候我们把她送到托儿所，因为我们要上班，两岁就全托，我老了以后她把我送到老人院，送到这儿全托。”

 

陈滋英说，“我现在状态就是，身体无病、心中无事。”

 

“我这头是不是有点时尚”

刚搬进养老院的时候，郭京花推着坐轮椅的老伴下楼遛弯，老人们都主动和她打招呼，劝她多带着老伴出来走走。

 

年轻的时候，老伴得了血栓，腿脚不利索。身体上的不适影响着心情，今年4月，老伴突然不想吃饭、整天叨叨“怎么还不死”。

 

78岁的养老院邻居于大姐专门写了三篇文章，讨论《对待疾病我的亲身体会》，送过来，让郭京花念给老伴听。

 

郭京花的房间门口，有人给送来新鲜蔬菜，要她给老伴做饭；有人送来酸奶和小吃；有人邀请她推着先生一起去晚上7点的音乐健步走，即使不能下轮椅走走，来一起热闹也能对心情好。

 

养老院里，老人们有一种说法是，“这应该是最后一站了，就是咱们家吧。”

 

郭京花住在一层，把房间外面的一块空地布置了一下，铺上木地板、建了围栏、摆上茶几，能利用这块地方平常让老伴晒晒太阳。

 

晒太阳，在过去也是奢侈的事。老伴出门得推着轮椅，老两口原来在家的时候，轮椅把小区里普通人行走难以察觉的不便放大了：路面不平的颠簸、石子多、路窄不方便轮椅转方向、车停的到处都是走不了轮椅……因此，老两口大多数时候待在家里，只能对着电视消磨时间。

 

对健康的人来说，坐沙发是个再简单不过的动作，但老伴可能就会一屁股坐在地上，以郭京花的力气，她一个人没法把他扶起来。“要是在家里，除非去找要好的街坊，人还有不在的时候，是不是？”

 

养老院组织了各种活动，有练书法的、唱歌的、教画画的，品尝餐厅的小点心、喝咖啡、量血压、按摩、中医问诊、洗眼镜和剪头发。即便已经到了“七张”的年纪，老人们爱美，郭京花一只手指卷着自己的头发问，“我这头是不是有点时尚？”

 

过去，她出去剪头发，“一看你这么大岁数就随便剪剪”，拿给男士剪头发的推子，在她脑袋上忙活十来分钟就好了。这次剪头发，老人们领了号码牌，坐成一排等着，挨个剪。剪头发的小伙子也细致，一边剪头发，一边“爷爷奶奶的叫着”，剪完了走出理发间，郭京花的朋友说，“哎呦，年轻了。”

 

每周三，有组织来做针灸，郭京花会找她们扎脸，“我试试，你这能斑浅点。”女孩说。郭京花指着脸上问我，“有点效果吧？”

 

儿女都出国了，老两口决定“自力更生” 

医学院毕业以后，吴堂娇被分配到了一家综合医院的内科科室。退休前15年，她是医院的业务院长，形容自己“卖给医院了”，只要有重病患者就不能离开。老伴说她从来没放过假，“不管哪个科有抢救的，跟她都有关系”，即使有节假日，心里也得忧着病人。

 

今年，吴堂娇80岁，还没彻底退下来。前些年她被医院返聘，每周上三个半天班，给新医生讲课、为重病患者把关。医院来了重病患者，吴堂娇过去一瞧，情况准有好转，医生们都叫她“福奶奶”。

 

两个孩子长大后都学了医，儿子学的是运动医学，女儿学了口腔科。毕业以后，儿子在北京一所大学的运动医学专业留校当助教，他教书教得好，“做的那标本，脑子神经都做得准”，女儿进了一所医院的口腔科。在她看来，都是体面、稳定的工作。

 

上世纪90年代的留洋潮，两个孩子都嚷嚷着要出国，“不是我给他送出去，他自己非要走，”吴堂娇说起来，多少还带着点遗憾，儿子去了日本，女儿去了新加坡，两个人都不再从医。

 

因为出国的事，老伴不同意，和儿子“打了一架”。打架的结果是，“谁出去我们都不管了，半年我都没理他，”老伴说，直到有去了日本的朋友做了说客，找儿子见了一面，他“感动了，跟我做个检讨”，父子俩的关系才缓和。现在，每年儿子回家一趟，女儿把外孙女一起带到了新加坡。

 

他们决定“自力更生”——住进养老院，与更多年龄相仿的老人待在一起。

 

以前上班的时候，吴堂娇把所有时间投入在工作上，直到退休以后才在老年大学学书法、在养老院学唱歌。第一次上音乐课，她紧张得不知道怎么出声。

 

唱歌小组唱俄文歌、英文歌，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雪绒花》和《想你的365天》，有住户一句句教他们回忆俄文的读音，大家跟着唱下来，逢年逢年过节上台表演。

 

除此以外，吴堂娇还在老年大学上电脑课，学Photoshop和视频剪辑，给自己做视频。她把自己出生、上大学、工作，做成三个视频：人生的开始、行医的道路、家庭幸福生活。最后一段关于老年生活的，还在剪辑之中。

 

 “人忙起来，也就没空去想别的了” 

2014年1月8日，王中齐搬进了养老院。他精确地记得这个日期，将此视为人生中的重大转折。他的大女儿在美国定居、小女儿在北京成家，入住养老院以后，房子挂在网上租出去了。

 

在养老院住了一年后，老伴去世，生前，老两口商量好，去世后不火葬，把遗体捐献给协和医学院。老伴离开的当晚，一辆车子把她带走，从此，只剩下王中齐一个人了。他把房子彻底卖掉，“我一个人绝对不可能再回去”。

 

王中齐聊起“晚上的寂寞感”，他给自己设定了规律的作息：每晚坐着看电视、洗澡，一定在十点前睡觉，“再好的晚会我也不看”。规定了睡眠时间后，每天六点起床，锻炼、七点半吃早饭、九点钟做眼保健操、然后看书读报纸、写文章、十一点打台球、帮前台分发报纸、十二点准时吃饭、饭后散步、一点午休、两点起床后继续看书读报纸、写文章、下午四点下楼散步、五点半吃晚饭。

 

每天，王中齐在电脑上写文章，写《我的养老观》、《我住养老院的原因》、《读习近平讲话心得体会》，他写的《我的人生》打印出来有半本字典的厚度。

 

“怎么化解孤独和寂寞，就是我把每天的时间安排得比较紧，几点到几点干什么？几点到几点干什么？一直到晚上吃完晚饭才没事，这一天我就过得很充实。”他说，人忙起来，也就没空去想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