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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锐医改：中国大陆内地中医改革战略目标和行动纲领建议案2020-2030
目录
中医扩张概述
中医问题纪要
中医产品
中医执业者
中医实践
中西医关系
中医消费者
中医改革概述
政策背景
历史抉择
中医改革结合西医改革
中医改革战略目标和行动纲领
战略目标A：创建知识库并研定国家政策
战略行动纲领1：重新认知中医角色与潜能
战略行动纲领2：增强中医知识基础、构建中医证据和调节中医资源
战略目标B：增强中医安全、效能和品质
战略行动纲领3：强化中药监管
战略行动纲领4：优化中医实践
战略目标C：确立中医的补充医学地位
战略行动纲领5：缩减中医规模
战略行动纲领6：补充医学导向的中医地位转型
（第一稿）
李庆功_RN_MHS_CPHRM
2019年8月1日
不要废除中医
必须改革中医
中医改革不是清零式废除
而是中医退居现代医学的补充地位
中医是中医产品、实践和执业者的统称。中医利益攸关方包括中医消费者、执业者、教育者、研究者、监管者和中药制售者，甚至包括党政领袖。
纵观近代史，中国大陆内地社会一直存有中医存废之争。其中，只有党政立场能决定并结构化改变国家和地区卫生系统中西医相对规模和相互关系。
改革开放前，中医获致“西医学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政治地位；鉴于全国农村缺医少药，扩张中医可弥补西医之不足。改革开放后，现代医学本位的卫生系统（西医产品、实践、执业者和医院）规模持续扩张且几无所节制，直至西医健康服务过度提供，导致国民医疗成本长期过度攀升。这是西医改革远未解决的体制难题。
鉴于西医技术发达和过度扩张，中医规模本该缩减。然而，中西医并重政策依旧推行于改革开放时代，以至于在中医普遍常驻西医院的基础上，中医院和中西结合医院同期增建扩建而直至中医过度医疗，致使国民医疗成本长期过度攀升更加严峻。中西医结合政策实践从未降低医疗总成本，反而成为卫生系统成本的额外生成中心。近年，历史主义、保守主义和投机主义导致中医空前扩张，并以全国普建中医堂馆为标志。
中医利益攸关方多将自己视为中医信徒。他们肯定、推崇或迷信中医，不是基于科学的客观知识和证据基础而是基于历史悠久的中医存在。同时，中华历史的民族自豪情感、文化自信的意识形态和倡导传统价值的保守主义也长期鼎持中医信徒，进而，被投机主义者利用追逐个人利益，罔顾中医安全和效能的循证原则和社会后果。
患者或家庭、公众或政府虽然花费金钱利用中医产品、实践及执业者，但是，这种中医干预是否或究竟怎样达致特定的健康结果？究竟哪些中医干预属于患者受益微不足道、临床无效甚至有害的诊治行为？中医干预较之西医干预或较之其它替代方案，究竟成本有效、低效还是无效？中医领域的投机和腐败行为究竟何等流行？
国家卫生当局和控制机构缺乏卫生管理科学与实践的专业知识，不能充分有效地治理不适当、不安全、不必要及错失预防机会的低价值中医产品、实践、执业者、消费者和中西医关系。而且，中医研究数据缺乏以至于中医治理缺乏证据基础。另外，国家卫生当局缺乏中医广告和治疗效果声明的控制和管理机制，部门之间也缺乏中医信息分享渠道与解决问题的合作机制。当然，缺乏中医研究的财政支持也值得关切。
中药繁异。
缺乏中药研究数据。
缺乏中药安全性的监测机制。
中医产品政策和法规缺陷，以及行政监管缺陷和腐败。
缺乏中药广告和治疗效果声明的控制和管理机制，欺诈现象长期普遍存在。
缺乏草药产品的适当控制和调节机制。
数百中药盘踞于基本药物目录。
中药供应过多；全国各地药店过多，无不充斥和促销中医产品。
中药和食品概念混淆，中药被滥用为膳食补充剂并以保健品之名逐利销售。
中医产品假冒伪劣问题长期普遍存在，甚将西药暗加于草药汤剂；中成药包含草药组合甚至西药，罕见列明其化学混合互动效应。
缺乏中医执业者研究数据。
缺乏中医健康服务提供者的适当控制和调节机制。
中医教育和训练水平参差不齐。
中医执业资格评价方法和准则有待改良和强化。
中医执业资格认证和行政监管缺陷、变异甚或渎职。
缺乏中医执业广告和治疗效果声明的控制和管理机制。
中医健康服务提供者过多，但是，政策依然“放宽中医药服务准入”。
不合格的执业执业者，以及打着中医旗号的非法行医者。
除外针刺治疗，中医安全和效能缺乏研究数据作为科学客观的证据基础。
中医实践政策和法规及行政监管缺陷。
缺乏中医实践安全性的监测机制。
中医效能评价方法和准则缺陷，即使零散有之亦须完善和修订。
中医品质评估、控制和管理不良或能力低下。
错误或延迟诊断。
中药直接导致患者损伤的不良事件或副作用，例如肝肾损害导致透析患者异常增多。
中药治疗效果很可能相关于疾病自愈、心理暗示和患者角色带来的休养和家庭关照机会，鲜少证据可以确信中药和病愈因果关系。
中药滥用和过度治疗，不仅致使医疗成本进一步攀升和医疗品质进一步下降，而且部分地抵消中医“付得起”的原本优势。
没有证据表明，中医更加关注且改善生命末期患者的生活品质。
缺乏中西医结合效果的系统化研究数据。
西医早已成为健康服务主流，中医却持续扩张规模。
中医饱获政治支持，尤其中西医并重与结合政策、中医医院化和医保覆盖。
既过度提供西医健康服务，又过度提供中医健康服务。
没有证据表明什么中医干预替代什么西医干预，可以降低医疗总成本。
中医和西医执业者的医疗价值观处于群体性冲突状态。
西医执业者开具中药处方，尽管不具备中医执业资格。
时常，患者因就诊中医而丧失有效的西医治疗机会。
在中医院或中西医结合医院，住院患者同时接受中医和西医治疗，甚以“百分比”强行增加中医干预，罔顾医疗安全和效能的循证原则和额外附加的医疗成本。
漠视或忽略可能有害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互动效应。
符合国际准则的西医全科医生普遍缺乏，导致陌生相遇、临时相处和随即离散的碎片化医患关系，容许更多的就诊中医机会。
西医服务引发的民众不满情绪日益蔓延，以至于中医更受青睐。
许多民众依然深受历史传统影响而信赖中医。
缺乏关于谁、何时、何地、为什么选择中医的调查研究和事实数据。
尚未建立政策机制，以帮助民众作出西医和中医的明智选择；中医消费者通常不能获取可靠的客观信息资源，反而接受误导性或不可靠的中医信息。
假设中医产品“自然意味着安全”，实则不然。
误认为就诊必然伴有用药处方，促发过度使用中药。
患者可能长期或同时服用多种中药。
居家过多储备中成药，暴露于药物滥用、误用和失效风险。
中医医院化，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中医“离得近”的原本优势。
该纲领建议旨在强化中医行政监管、研究及重整中医产品、实践和执业者与现代医学本位的健康服务提供系统关系，增进中医安全和效能；从而证据本位、以民为本和价值本位地利用中医健康服务，助益全民健康覆盖并降低医疗成本。
中国大陆内地应当重新辨识现行中医型态，确定谁为什么使用中医，评估当前和未来中医健康服务需求，重新界定和理解中医；应当改良现行中医政策、法规和准则以平衡民众选择和国家经济安全，废止长期实行的中医规模扩张政策。
中国大陆内地应当修订政策，创建强化中医管理知识基础；应当通过规范中医产品、实践和执业者，改良中医品质、安全、效能和使用恰当性。
中医改革涉及的任何认知和治理决策，均应规避历史主义和保守主义干扰，有效缓解中医政策辩论与实践的意识形态化、民粹化或情绪化事态。
当前，西医改革的最佳顶层设计是世界银行集团、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政府的《深化中国卫生改革：建设价值本位的优质健康服务提供系统/政策概要2016》（一下简称“世版西医改革”）；并且；声明了不涉及中国大陆内地的中医改革。
中国大陆内地尚无官方中医改革方案。《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不是改革中医而是扩张中医（下称“官版中医扩张”），尽管1990年代迄今早已不存在继续扩张的任何理由。官版中医扩张，可能参考了《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战略2014-2023》并与之保持着相同的“发展”基调。然而，这不是传统医学的改革政策，也不是不能针对中国大陆内地中医产品、实践、执业者和消费者的一系列特异问题。
拙文《基锐医改：中国大陆内地中医改革战略目标和行动纲领建议案2020-2030》（下称“民版中医改革”）参考《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战略2014-2023》，结合中国大陆内地中医产品、实践、执业者和消费者现况及其历史、文化和政经情境，针对中医持续扩张而可能继续纵容中医效能虚浮、牟利欺诈和不安全的中医产品和实践等严重问题，特别在此郑重呼吁并努力倡导一场坚定不移、苍劲有力且为期十年的系统化中医改革，以大幅缩减中医规模并有效治理中医之乱，以免继续浪费取之于民的总是紧缺的医疗资源。
民版中医改革，旨在抗衡且补益官版中医扩张，以尽量减少中医利益攸关方只顾适合个人利益的官版中医扩张条款，罔顾民众权益和国家经济安全。
民版中医改革，可以帮助整个大陆内地卫生当局研定中医改革政策、实施方案和行动计划。但是，举国上下必须作出一系列揪心或痛苦的历史抉择。
中国大陆内地政策性扩张中医的历史缘由是西医不可及或远未普及。在西方传教士引入现代医学之前，我们的祖先只能依靠中医。即使改革开放之前的漫长岁月，现代医学本位的健康服务也很有限，中医依然作为健康服务的主要来源之一。但是，这种无可奈何的历史选择也注定今天必须作出一种抉择：是中西医依旧并重，还是中医退居西医的补充地位？民版中医改革不是清零式废除，而是退居现代医学的补充地位。
中医退居现代医学的补充地位，首要挑战是情智问题而非技术问题。这种退守式中医改革不仅导致中医信徒和既得利益者的情感痛苦和反对声浪，而且直接冲击中华历史的民族自豪情感、文化自信的意识形态和倡导传统价值的保守主义。
这种退守式中医改革，同时关联着另一重大的历史抉择：我们继续奔向发达国家，还是继续固守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传统医学存在于发达国家，通常被界定为现代医学的补充医学。民版中医改革顺应中国继续发展的历史趋势。中国不是非洲，中国已是举世公认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我们“正在阔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中医发展，不等于单纯的中医扩张规模。退守式中医改革也是一种发展，只要我们选择科学、循证和价值。民版中医改革，理智地选择科学而非直觉，理智地选择中医各种治疗效能的系统化科学研究并主张科学证据本位的中医政策，理智地选择健康服务价值而非中医产品、实践和执业者的数量规模，更不是花更多钱盖中医馆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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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服务价值（Value in Health Care）是指花费金钱所能达致的健康结果，表现为更加令人满意的健康结果、医疗品质和患者安全同时结合较低的医疗成本。若通过改革而提高健康服务价值则卫生系统第一优先不是门诊和住院医疗服务的数量和利润，而是患者究竟达致哪些健康相关的结果或结局。健康服务价值意味着卫生系统必须使得健康服务和结果确实能够有效地关联起来，即每花一元钱所能达致的健康结果。 |
大致而言，长期坚持的中西医并重和中西医结合政策被误践为“西医＋中医”、“西医科＋中医科”、“西医治疗＋中医治疗”“西医院＋中医院”以及各种分化的政府机构和专业组织。但是，中医改革结合西医改革绝非这样简单做加法。
既然历史性中西医并重，既然历史性中西医结合，中医改革和西医改革也就应当结合起来同时进行，并认真贯彻执行民版中医改革和世版西医改革。
中西医改革相辅相成。例如，世版西医改革之建设以民为本和价值本位的整合健康服务分层提供系统，可以重振西医的民众信任而减少中医利用。再如，无论西医还是中医执业者都需要国际接轨的医疗价格改革：承认并高额支付医生知识、经验、判断、推理、劝告、指导、风险压力和情感付出等“无形”服务的珍贵价值；唯有如此，所谓“医”和“药”才能真正分开，无论中药还是西药的过度使用问题才能根本解决。
政改是中西医改革共同的根本保障。千家万户子孙后代享有安全和优质的健康服务，国家竞争力不会困顿于过度攀升的医疗成本；这是中西医改革共同的战略愿景。为此，无论降低西医成本还是降低中医成本皆以医疗价格改革为逻辑起点。
中医改革结合西医改革，是将那些不适当、不安全、不必要及错失预防机会的低价值医疗产品和临床干预，从国家和地区卫生系统中科学地挤出来。
民版中医改革，主张通过中医产品、实践和执业者监管而支持以民为本、证据本位和价值本位的中医健康服务。为此，必须实现三大战略目标：创建知识库并研定国家政策；增强中医安全、效能和品质；缩减中医规模，确立中医的补充医学地位。
促进中医利益攸关各方之间的沟通与合作。
承认中医在基本健康服务领域与改善健康结果相关。
研定国家政策，隔离历史主义和保守主义，确保中医政策、教育、研究和实践奉行以民为本、证据本位和价值本位原则。
通过调查研究，识别确定民众使用特定中医型态的人数、理由和最受欢迎或最重要的中医型态，且不论遵从健康专业人员劝告还是他们知道患者接受中医治疗；根据由此掌握的事实证据，界定中医实践范围。
评估中西医并重与结合政策的实践效果，作为中医改革的政策理据。
促进中医利益攸关各方之间的对话与伙伴关系，包括寻求国际合作伙伴建议，寻求额外的传统医学全球趋势和经验教训信息。
作出以民为本、证据本位和价值本位的中医改革政治决策。
确立缩减中医规模和中医作为补充医学的行业地位和改革方针。
全面审查、清理或废止任何悖逆以民为本、证据本位和价值本位原则的现行卫生政策。
根据中医最大的潜在风险和效益：（1）监测中医安全；（2）确定各种中医治疗的证据来源且不论历史、传统还是科学；（3）废止效能证据不足、风险证据充足和成本效益低下的任何中医治疗。
确定中医风险效益和成本效益的实证纪要。
促进中医研发、创新及知识管理。
研定及实施一份包括品质和成本效益的综合包容性中医研发方案，鼓励中医知识生成、转化和传播。
研定一份国家级中医研究议程，酌情承认并包容各类研究模型。
研定和分享中医产品安全、效能和品质以及中医实践价值的改良性评估方法和准则，例如经由调查研究和政策辩论，确定适当的研究资源、方法并鼓励投资。
发表标准化的中医治疗指南和基本中药清单。
保护中医资源，尤其证据本位的中医知识和中药自然资源。
确定如何通过执业者、产品广告、实践和媒体沟通中医信息。
针对中药制售和行政管理，持续开展一场反腐败、反浪费和反假冒伪劣运动。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公共健康、创新和知识产权的全球战略行动规划，通过实施相关的国际文书，通过采纳或修订国家知识产权立法以及颁布其它防护策略，防止盗用中医知识产权。
研定标准、政策和法规，以保障中药品质和安全。根据风险评估结果，识别、评估和确定必需从哪些方面监管中药并排定优先顺序，同时尝试保护消费者选择意愿。
研定及实施行政监管框架，以保障中药安全、提高中药可信度和可及性。
研定及实施中药品质、安全和效能的基础性和支持性行政监管框架，包括注册产品、提供者许可和授权监管机构实施公共健康措施，例如中医产品不良事件报告。
保障中药行政监管资源和能力，以满足市场需求。
传播中药治疗效果的支持证据、指南和信息。
鼓励中医产品利益攸关各方的认识和参与行政监管框架，包括中医产品生产者、中医执业者社团、研究者和消费者。
研定中药标准或采纳传统医学产品的国际标准。
促进中药国际监管合作、协调及信息共享。
研定标准、政策和法规，以取缔品质低劣、不安全、无效和成本效益低下的任何中药。
废止任何放宽中医诊所准入标准的政策条款或导向。
废止任何不合法、不安全、效能证据阙如及成本效益低下的中医型态，例如艾灸。
禁止授予中医执业者以全科医生称号，允许作为基本健康服务团队成员。
根据以民为本、证据本位和价值本位原则，重新制定中医执业资格准则。
重新审核中医执业者资格，清除任何不合格的中医执业者。
缩减现行中医院校的数量与规模。
中医教育增设科学研究和循证医学课程。
改善信息可及性，以扩增中医品质、安全和效能知识基础。
建立实用的行政监管系统，确保有效督察与指导中医实践。
研定中医实践的绩效标准和监测指标，并且作为卫生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各中医利益攸关方合作，研定及系统化践行中医伦理行为守则。
革新中医实践指南，以确保中医安全、品质和效能。
根据需求和风险评估，研定中医实践和教育、执业资格认证或证照许可行政监管规则。
革新研发针对不同中医型态的教育、培训、认证和保险偿付基准、标准和行政监管规则。
结合中医执业资格认证，证照许可和注册，建立正式的沟通途径以优化中医教育，包括中医执业者继续教育。
废止任何中医扩张政策或条款。
减少中医学院招生人数和学习方向。
立即停止任何形式的中医堂倌建设。
提高中医独立执业诊所准入标准，鼓励中医执业合格者参加基本健康服务团队。
保留综合医院中医科；必要时，根据社区人口本位是中医健康服务需求证据予以减缩。
废除全国各地中医院和中西医结合医院，识别其中专业胜任范围和水平不同的临床工作人员，并予以适当培训和分流安置。
废止中西医并重政策。
修订中西医结合政策，明确中医作为补充医学的行业地位。
承认中医是健康服务的助益资源之一，拒纳中医废除建议；根据以民为本、证据本位和价值本位原则，继续利用中医改良健康服务和结果的潜在贡献。
坚持中医在卫生系统中作为补充医学的行业地位和改革方针，根据以民为本、证据本位和价值本位原则以及轻重缓急原则，排列和确定中医改革的各项行动计划。
根据以民为本、证据本位和价值本位原则，研发标准化的中西医结合准则和临床指南。
根据证据本位的风险和效能评估，缩减并重新确定中医健康服务的保险覆盖范围；发表公共医疗保险不覆盖的中医型态或治疗清单。
以民为本，增强中西医执业者的跨学科教育和协作临床实践。
深化现代医学本位的中国卫生改革，建设以民为本和价值本位的整合健康服务分层提供系统，同时经由中医改革而逐渐实现中医作为补充医学的地位转型。
促进中医利益攸关各方关于自我保健的伙伴关系和对话。
在中医作为补充医学的前提下，整合中西医健康服务和自我保健以增进全民健康覆盖。
研定中医消费者教育、保护、投诉以及合理利用中医产品、执业者及其健康服务的各种机制和指南，包括促销和广告。
根据以民为本、证据本位和价值本位原则，经由公众教育和医患沟通而帮助或确保消费者做出西医诊治、中医诊治和自我保健的明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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