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01

 

我认为医分“中西”并非长久之计，也与医学的自然科学本质不符。有人说你这不是“反中医”吗？但问题在于：西方人现在也没有“西医”这个说法，何以没人说他们“反西医”？

 

当然实际上现在仍有“中医”“西医”之说，我认为将来会证明这是个一定历史时期中的现象。现代医学确实起源于西方，但科学发展是无止境的。

 

与其他科学领域一样，西方的现代医学如今仍然面临大量无法解决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中国传统医学经验能够解决的，现代医学没有理由不承认、不吸收这些经验，并给予科学的解释。

 

而在此以前，这些经验的中国传统解释如果不符合现代科学的实证化要求，它就不能说是现代医学（西方人并没有把现代医学称为“西医”，但我们似乎习惯这么叫）。

 

过去朝鲜曾经出现过声称发现了经络物质性存在的“金凤汉骗局”，中国有些人也帮着造势，严重损害了“中医”的声誉。但是之所以出现这些行为，也表明人们其实知道没有实证基础的“理论”是无法服人的。

 

中国传统医术确实对许多疾病有疗效——如果全无疗效，那就类似巫术甚至骗术了，应当承认传统医术是良莠相杂，确有那种成分的，不光是“中医”，西方传统医术也是如此。但如果全是这种成分，它也不可能传承千年。

 

我还是相信那句名言：可以骗所有人于一时，也可以骗某些人至永远，但骗所有人至永远则是不可能的。无论在中在西，传统医术能够一直传承下来，总是以一定的效果为条件的。

 

如今传统上解释这些疗效的不少说法由于仍无实证基础，还成不了科学。然而疗效如果可以验证，我们也不能无视它，实证的解释既然还没有，传统的解释就有其存在的价值。这种有疗效的传统医学经验和暂难进入科学的传统解释（理论），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医。

 

但是传统解释也非一成不变，人们也会力图将其实证化，西方医学就是这样从传统医学发展成现代医学的。中国医学又何尝不然？

 

例如对青蒿治疟机制的深究，使人们知道原来是其中的有效成分青蒿素对疟原虫有如何如何的杀灭机理，如此一来传统解释也就“科学化”为现代医学解释了。历史上最早这样做的或许是西方人，但正如屠呦呦向世人证明的，这种贡献也完全可以由中国人做出。

 

而且，在传统解释实证化的过程中，也有可能产生新的科学发现，乃至证伪现代医学中的一些观点——正如卡尔·波普所言，科学的本质就是逻辑上无法排除被证伪可能的一系列判断所构成的进化过程。但是无论证实还是证伪都必须是诚实、严谨的科学实践，并且以此建立公信力。金凤汉式的造假必须杜绝，政治宣传、文化偏好对科学的干预也必须停止。

 

在具备了这些条件后，中国人同样可以对现代医学的发展做出大贡献，而中国传统医学中真正有效的遗产也会在实证化的解释体系下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就像由“青蒿”到“青蒿素”的发展那样。

 

进而言之，假如未来由中国人做出的这种贡献确实证伪了某些西方人的论点，并构成重大科学发现，也并非就不可能导致未来医学的“范式革命”，产生新一代的医学-生理科学。

 

如果真有这一天，中国人当然会很自豪。但与其说这是“中医”胜过了“西医”，毋宁说是不分“中西”的人类医学在从传统医学向科学医学进化过程中、以及医学科学本身的发展和新陈代谢过程中的又一次飞跃，只是这一次的主要贡献者是中国人。

 

总之在我看来，从根本上讲作为科学的医学-生理学是不必划分“中西”的，目前的区分是暂时的。但是某项医学发现或发明由中国人还是西方人，具体又是由谁做出，则事关知识产权和荣誉，是有意义的。

 

02

 

如前所述，我认为作为自然科学的医学-生理学本质上不应有“中西”之分，这是与作为饮食偏好的中餐西餐之分的第一个不同。

 

但是，从服务提供-消费需求的角度讲，医疗的受众也的确是有偏好的。这就像营养学和饮食卫生学是科学，但人们的饮食偏好不一定完全根据“科学标准”来一样。一些“中餐”也许是合乎营养学和饮食卫生的健康食品，但西方人就是不爱吃或不习惯吃；“西餐”对中国人而言当然也有类似情形。

 

而医疗与饮食的第二个不同在于：饮食不光是为了摄入营养和能量以维持生命，它还是一种享受，而且随着现代生活的富裕，为享受而饮食的成分还越来越大。而享受就是根据偏好来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与科学未必相关。

 

但是，今天的医疗则与过去一样，主要还是为了治病，即便富人也很少会把医疗当享受，没病也要医生折腾自己，把吃苦药挨手术刀当做乐子。所以，把中餐西餐类比中医西医并不合适。

 

不过，既然医疗行为有供求双方，则需求偏好不一定根据“科学”而来的现象也还是存在的。的确有些人选择中医或西医不是根据疗效，而就是一种偏好，一种习惯，犹如他们喜欢吃中餐或西餐一样。

 

这些人如果自己就是患者，不去比较疗效而是“跟着感觉走”凭习惯行事，当然不利于他自己的治疗，对此是有必要提醒的。但是这还只涉及他自己，从逻辑上说，患者偏好中医还是西医就像食客偏好中餐还是西餐，尽管前一选择的后果可能比后一选择严重，但那也是他的权利，别人可以建议，选择还是在他自己。

 

然而，天下人每日都要饮食，却并非都是患者，这成为中西医和中西餐讨论的第三个区别：评论中餐西餐的人大都是依据自己作为食客的体验，这种评论也很少影响公共政策而涉及到他人的权利。

 

评论中医西医的人却未必是患者，恰恰相反，往往是健康人而非卧病在床者喜欢谈论这种问题，而且往往涉及公共政策。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郭沫若等一些中国旧传统的激烈批判者都有过否定中医的极端言论，而一些“国粹”派则力称中医的神效。中医西医之争在这种场合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立场之争了。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崛起，民族主义上升，情绪化的民族主义也体现在了中医西医问题上。

 

但根据自己的文化偏好决定医疗政策却是危险的。这不仅因为医学的本质是科学，不应受文化偏好的左右，更因为现代民族主义与国家利益跟某种特定的文化偏好也不能混为一谈。这本是个更加具有公共性的话题，与中医西医的讨论并无关系。

 

但是目前的确有种不正常的倾向，即把中医西医之类讨论变成一种“文化认同”的讨论，而“文化认同”又被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相联系。在有些人看来，不喜欢中医似乎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敬，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敬又似乎就是“不爱国”。这种推论的每一步都太荒谬了。

 

民族主义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但无论正面还是负面，它都是以国民的权益（利益、福祉、权利）为诉求，而非以某种文化偏好为诉求的，更不会在国民内部抬举一种偏好而打压另一种偏好。

 

03

 

现代社会都是价值多元的社会，文化偏好与国民利益的边界往往是两回事。

 

五四被公认为一场爱国的“救亡”运动，但同时也是激烈反传统、而对外来文化实行“拿来主义”的运动，五四精英如鲁迅、郭沫若等极端反中医，鲁迅、刘半农、瞿秋白等甚至主张废除汉字实行拉丁化，我们今天可以说这些观点不对，但不能说他们是“汉奸”吧？

 

如今我们拥有了爱吃什么穿什么上什么医院用什么药的权利，洋人已经不能把我们怎么样，有些人却要剥夺同胞的这些权利，而他们却又不能把洋人怎么样。

 

这些人自称民族主义，有人就批评他们是“极端民族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其实如前所述，好的民族主义是抵抗别人的欺负，不好的（或“极端的”）民族主义是要欺负别人。而无损于别人、只向自己同胞称霸的人，能算哪门子民族主义呢？

 

中医和西医的问题，其实本来很简单：求医就是为了看病，医院是为患者办的，不是为了“弘扬民族文化”、“打倒帝国主义”或者什么更伟大的目的而办的，看病的任务就够重了，没必要赋予它更多的任务。

 

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对患者而言，就是不管中医西医，能治得了病就是好医。

 

而对医学解释而言，不管新说旧说，持之有故（有实证依据），言之成理（推理合乎逻辑）就是好的解释。中医西医的门户之见，还是少些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