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医药，虽经受过种种磨难，却也激发了一股自省图强的强大动力，所谓“艰难困苦，玉汝而成”。而西方文化思想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包括西医学）的大量输入，客观上又为传统的中医药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方法和技术条件，带来了扬长补短、融新发展的机遇。中医药学术更是在“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中与时俱进，有所创新，并为21世纪中医药学术的进一步发展光大奠定了基础。

 

回顾20世纪中医药学术发展的状况和轨迹，笔者不揣鄙陋，略呈管见，试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归述。

 

1

 

在反思自审中深入继承、全面梳理中医基础理论及各家学说，建立起较为系统的中医药学术体系

 

1.1 抗争图存

 

19世纪中期直至20世纪40年代，由于西方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的大量输入和冲击，中医学术和我国的传统文化一样，也受到了众多的质疑和责难。其中对中医药的消极影响最大的是余云岫《灵素商兑》一书。余氏打着“医学革命”的旗号，带着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的倾向，以西方医学知识为尺度和武器，对《内经》中的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病证、病因及切脉诊断等中医基本理论横加肢解和肆意抨击，断定中医学是虚玄的、不科学的。直接的恶果，就是导致1929年国民党政府通过其提出的“取缔中医案”。当时与余氏持近似观点的，不仅医卫界大有人在，而且文化思想界像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等也先后发表了一些质疑中医药，否定中医理论的言论。面临如此严峻的局面，中医界奋起应战，据理抗争。其中的代表人物，有著《群经见智录》的恽铁樵、《内经之哲学检讨》的杨则民、《医界之警铎》的吴汉仙，以及当时沪上名医陆渊雷、陆士锷等。社会上关于中医存废的论争，也引起了中医界内部有识之士的自我审视和反思，激发了对一些中医基本理论的讨论和争鸣，特别是关于阴阳、五行、运气等学说存废的论争尤为激烈。时间从20世纪初一直持续到50年代犹未止息。这些论争活跃了中医界的学术气氛，对于更加深刻、准确的理解和诠释中医基础理论，构建完整、系统的中医学术体系，具有积极的作用。

 

1.2 发掘继承

 

20世纪，在广泛挖掘和系统整理中医药文献的基础上，对中医药基础理论及各家学说的研究颇有成就。如对中医理论的渊薮《内经》进行系统研究并卓有成就的名家名著有：秦伯未《内经类证》、杨则民《内经之哲学检讨》、任应秋《内经十讲》、吴考槃《黄帝素灵类校勘》、郭霭春《内经素问校注语译》、刘炳凡《内经临证备要》及程士德《内经理论体系纲要》、王洪图等《黄帝内经研究大成》等。对中医学辨证论治的规范化研究，早期即有秦伯未简明的图表程式（见秦氏《临证备要》）；后有方药中“五步”模式，执简驭繁，易于操作（见方氏《辨证论治七讲》）；继有欧阳锜《中医症证病三联诊疗》，在规范病、证名称的基础上，构建了从症状入手，病证纵横结合，用病证双重诊断以指导临床治疗的“三联诊疗”体系。有关仲景学说、金元四大家学说、明清温病学说及傅青主、王清任等著名医家的研究，对于脏腑理论、经络理论、气血理论及中医诊断、病因、病理、体质、治法、方药等系统研究和阐发，更是硕果累累，精彩纷呈，不胜枚举。这些研究成果，皆为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中医药理论体系打下了基础。

 

1.3 兴盛教育

 

20世纪，中医药学校教育的兴盛，不仅有利于中医药教育的规范和人才的大批培养，而且学校作为一个名医学者荟萃及相互切磋的平台，加上集体编纂教材，无疑为中医药学术的交流和整理，促进中医药学科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环境、条件和动力。从20世纪初开始，各地编写的中医教材多达172种（见《中国医学通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各地中医药高等院校的相继建立，加速了中医药教材统一编写和学科体系的规范建设。1957年，南京中医学院主编的《中医学概论》，是全国高等医、药院校第一部通用教材，对全国的影响颇大。60年代初，卫生部即开始组织系统编纂全国中医院校统编教材，如1964年由任应秋主编的2版教材《中医各家学说》，第一次提出了中医学自宋、元开始，逐渐形成了四大学术流派——即易水学派、河间学派、伤寒学派、温热学派，把中医学的发展过程，按各著名医家的师承渊源、学术观点、临床特色，理出了一个脉络，开创继续深入系统研究中医各流派学术之先河。直到20世纪末，先后编纂出版了6版教材。现仅中医学专业就有30余门课程，其中属于中医药学科体系的教材即有《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各家学说》、《中国医学史》、《医古文》、《中医诊断学》、《内经选读》、《伤寒学》、《金匮要略》、《温病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外科学》、《中医儿科学》、《中医伤科学》、《针灸学》、《中医耳鼻咽喉科学》、《中医眼科学》、《中医急诊学》等，形成了系统比较完整的中医药学科体系。

 

1.4 古籍整理

 

对中医药古籍的整理，是中医学术继承的一项重要工作。20世纪在中医古籍的归类整理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36年，由曹炳章编辑出版的丛书《中国医学大成》，收集了自唐宋至明清历代重要医著128种，分医经等13类，对保存中医药学遗产起了一定作用。《中医古籍孤本大全》，收集历代中医刻本、写本、名医手稿、诊籍秘方等珍品3000余件，有一定的研究及临床实用价值。1999年《中华医书集成》收集整理我国历代中医药典籍210余种，并根据现代中医学学科属性归为17类，是一套收集较为宏富、学科归类较为完善的大型中医学典籍丛书。此外，20世纪长沙马王堆汉墓医书、甘肃武威医简、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医简等的出土，不仅丰富了中医药学，而且对于考证中医药的发展史，修正对经典医籍某些学术问题的诠释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辞书类工具书不仅有利于学术的研究和普及，而且能体现该学术的时代权威性和规范性。1926年，谢观主编《中国医学大辞典》，收集中医古代文献中的各种名词术语37000余条，取材广泛，内容丰富。1935年世界书局出版《中国药学大辞典》，收录了我国历代文献所载的各种药物，罗列资料较为广泛。1995年修订出版《中医大辞典》，收集名词术语达38500余条，成为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部中医辞典，较好地反映了中医学的丰富内涵。1977年《中药大辞典》共收药5767味，每味药下分列19项内容，其中除了对有关药材的性味、归经、功效主治、用量、各家论述等传统内容作了详尽而规范的列述外，还列述了药物的成分、药理及临床报道等现代中药研究的成果和经验。

 

1.5 医史研究

 

20世纪，中医学史的研究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1920年，陈邦贤《中国医学史》，成为我国系统研究医学史的开山之作。1935年，谢观《中国医学源流论》，用历史发展的眼光论述医学源流，对各医学流派作了较为客观的评述，对各家学说的研究有较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医医史理论、医学通史、疾病史、专科史、近现代医学史及医史人物等的研究均取得了空前的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中国医学通史》。该书分为古代卷、近代卷、现代卷、医史文物图谱卷4卷，共400余万字，从远古医学起源至1995年，涵盖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及藏、蒙、维等中国各民族医学等，是我国有史以来最为完整系统的、集大成的医药学发展史巨著。

 

1.6 医药标准

 

研究中医药标准化建设也是20世纪中医药学术发展的重要特征和成就。50年代初，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到20世纪末先后共修订了7版，皆对常用中药（包括成药、新药）的品种、质量、功效、毒副作用、用法、用量等作出了明确规定，确保了临床使用中药的合理、规范与安全。8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和我国针灸学界专家先后制定了《标准针灸穴名》、《经穴部位》和《耳穴名称与部位》等标准；后又有国家标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全国主要产品分类与代码（中药部分）》等相继发布；《中医内科急症诊疗规范》为中医内科急症的临床疗效评估和总结提供了准则和依据；1995年起在全国实施的中医药行业标准《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对中医内、外、妇、儿、眼、耳鼻喉、肛肠、皮肤、骨伤等各个学科397种常见病的1289个病证的名称、证候分类、诊断依据与疗效评定作了规范，为建立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体系打下了基础。这些标准原则编制的过程，就是中医药学科体系整理提高、逐步规范的过程。

 

2

 

在临床科研实践中探索总结，促进中医临床各科的创新发展

 

20世纪后期，我国一直坚持推行“中医学术的发展要以提高临床疗效为核心”的方略，并以疑难病症攻关和整理继承名老中医临床经验为重点，从多个层面，以多种形式（包括专科培训、名医带徒等）不断促进中医临床疗效水平的提高，推动了20世纪的中医学临床各科创新发展。在内、外、妇、儿、骨伤、皮肤、眼、耳鼻喉等各科疾病的诊疗中，均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就。特别是对许多西医治疗较为棘手的疾病的中医病因病机的探索和辨证论治规律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学术成果，显示了中医药的疗效优势，如病毒感染性疾病、功能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急腹症及某些难治的骨伤疾病、皮肤病、血液病、肿瘤等等。对于中医急诊学、微观辨证及中药剂型改革等薄弱环节，也有所创新发展。下面仅举几端以资说明。

 

2.1 热病论治

 

20世纪前叶传染病流行比较猖獗，中医药在防治急性热病（包括各类急性传染病，下同）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论治急性热病的理论有所发展和创新。一是中医伤寒学说和温病学说进一步得到了充实和发展，涌现了许多临床名家，如恽铁樵、曹颖甫、赵锡武、刘渡舟等；而在温病方面学验具优的著名医家则有金子久、吴瑞甫、叶熙春、刘赤选等。二是寒温融合学派的兴起。近百余年来，更多的医家认为传统的伤寒学说和温病学说各有长处和不足，皆不能涵盖外感热病的全部内容。他们融汇伤寒、温病学说之精华于一体，其杰出代表及其著作，如何廉臣的《勘校通俗伤寒论》等，时逸人的《中国时令病学》，蒲辅周的《中医对几种急性传染病的辨证论治》等。万友生更是从理论到临床研究，明确的提出了“寒温统一论”，后来，又完成了热病的“寒、温，内、外统一论”（见万氏《热病论》等著作）。三是许多中医对急性热病的病因病机和证治法则，形成了许多新的认识和观点。如陆渊雷认为外感热病（伤寒）主要是细菌感染和分泌毒素，而发热恶寒是人体正气抵抗病毒的表现，中医主要是要调动人体自身的抗毒能力，仲景发表及攻下等的目的是排除毒素和代谢废物等（见陆氏《伤寒论今释》）。20世纪80年代，中医界则比较一致的认为“毒”是导致感染高热的重要因素，重庆中医药研究所提出“毒寓于邪，毒随邪入，热由毒生，毒不除，热不去，变必生”的认识。对于辨证，董建华等提出了有别于传统的三期（表证期、表里证期、里证期）21候辨证方案，从而建立了较为可行的外感热病的辨证规范。对于治则治法，姜春华认为不能拘泥于传统的“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及“到气才可清气”的尾随疗法，主张采用先证而治，截断扭转的法则。四是急性热病的防治取得了卓越的成效。如20世纪80年代，长江流域部分省区流行性出血热流行，开始流行时病死率很高。周仲瑛等认为本病主要为疫毒所致，进而酿生热毒、瘀毒、水毒，蓄结为害，并制定出相应的治法方药。10余年间，共治疗野鼠型出血热患者1127例，疗效居国际领先水平。1954～1955年，石家庄地区“乙脑”暴发流行，当地名医郭可明等主张以“清热、解毒、养阴”为治疗原则，以白虎汤、清温败毒饮为主方，重用石膏，辨证加减治疗，达到了90％以上的治愈率；1956～1957年，北京地区又发生“乙脑”，蒲辅周等根据当时北京的天气特点，又提出了从湿温论治乙脑的法则，提高了疗效，降低了死亡率，总结出论治乙脑的“八法”，体现了中医“三因制宜，辨证论治”的特色，是当时国内外治疗该病最有效的方法，引起了国际的重视。20世纪中医药论治热病的临床研究成果还有：郑奋扬《鼠疫约编》（1901年）；丁甘仁治疗烂喉丹痧（见丁氏《喉痧症治概要》）；张锡纯治疗温疫、温疹、霍乱等；李聪甫《麻疹专论》；关幼波、潘澄廉等治疗病毒性肝炎等，显示了中医药治疗急性热病，特别是治疗西医所谓病毒性疾病的优势。

 

2.2 内科杂病论治

 

20世纪，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及许多老年性疾病等已成为严重危害人们健康和生命的主要疾病。中医药在防治这类“现代病”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以中风为例，张伯龙所著《类中秘旨》，张山雷所撰《中风斟诠》，皆以中风的病机病位确定为肝风上扬，激荡气血并走于上，直冲犯脑，并提出了滋阴潜阳、镇肝熄风及潜镇开痰等治法。而张锡纯则进一步将中风分为虚实两大类，其自拟建瓴汤加大黄和镇肝熄风汤，皆为现代治疗中风的常用名方。20世纪80年代以后，进一步明确病机为痰瘀互阻，如王永炎等以化痰通腑法治疗中风的新方法，任继学、孙塑伦等确立破血化瘀、泄热醒神、化瘀开痰为治疗原则。运用针灸治疗中风，能使脑血管出血患者的血肿逐渐吸收、缩小乃至消失，此改变并与临床症状改善一致。对于胸痹及冠心病心绞痛的辨证治疗，在传统治法的基础上，郭士魁、岳美中等提出的活血化瘀法及邓铁涛提出豁痰通阳法都已成为目前中医药治疗该病证通用的有效方药；而路志正运用调理脾胃5法更丰富了中医治疗胸痹的手段和方法。

 

2.3 中医正骨疗伤的学术经验和临床疗效优势

 

近百年来中医骨伤科也是名家辈出，各有专长绝技。如秉承家学的骨伤名家石筱山擅长内外兼治，融手法、药治于一炉。称“正骨神手”的林如高，诊断治疗以摸法著称的魏指薪，对理筋、正骨、整复脱臼、矫正畸型均有绝技造诣的杜自明等，他们的经验及其著作都代表这一时代传统的中医骨伤临床及学术的发展水平。天津医院骨科尚天裕等从1958年起，在中医传统的摸、接、端、提、按、摩、推、拿正骨八法基础上，总结出“手摸心会、拔伸牵引、旋转回绕、屈伸收展、端挤提按、成角折顶、夹挤分骨、摇摆触碰、对口捏合、按摩推拿”十大手法；同时，提出了“动静结合、筋骨并重、内外兼治、医患配合”的骨折治疗原则。当时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黄家驷院士就曾高度评价此疗法“不但疗效好，解决了西医难以解决的问题，并在理论上改变了西医的传统观念”。

 

在外科、皮肤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等方面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学术上有不少的发展和创新，产生了许多卓有贡献的名医大家，如外科（皮肤）有顾伯华、赵炳南、朱仁康等，妇科有朱南山、罗元凯、钱伯煊等，儿科有王朴诚、董廷瑶、赵心波等；眼科有陆南山、韦文贵、唐由之等；肛肠科有丁泽民、黄济川等；喉科有张赞臣、干祖望等。值得一提的是，由何廉臣选编的《全国名医验案类编》（1929年）和由董建华、王永炎等主编的《中国现代名中医医案精华》两部医案集，比较全面、确切的记载和反映了20世纪各中医名家的临床学术经验和水平，颇有学习研究的价值。

 

2.4 针灸学在临床中的拓展引人注目

 

针灸治疗病种的明显增加，特别是20世纪的后50年，针灸治疗已从过去以止痛为主扩大到对内、外、妇、儿、传、五官等数百种疾病的治疗，并取得较好的疗效；针刺麻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针灸疗法以其疗效和安全已逐渐为国际所接受和推广；新的疗法不断涌现，60年代以来，在传统毫针疗法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梅花针、水针、电针、蜂针、耳针及穴位埋线、穴位激光照射、穴位微波针、穴位磁疗等疗法；对针灸的补泻等手法及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规范和明确。本世纪针灸方面的大家名著也是层出不穷，如赵熙的《针灸传真》（1923年），承淡安的《中国针灸治疗学》（1931年），罗兆琚《新著中国针灸外科学》（1936年），朱琏《新针灸学》（1950年），《陆瘦燕针灸论著医案选》等。以中医针灸、推拿为主的非药物疗法，将会在世界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2.5 中药学的全面继承与发展

 

1999年出版的《中华本草》，共收载药物8980味，插图8534幅，引用古今文献1万余种，系统整理、全面总结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传统药学的丰富内涵和成就，集中反映了20世纪中药学的研究成果和发展水平。回顾20世纪中药学术的发展，一是许多临床医家对一些中药的性味功用有许多创新。如张锡纯运用山茱萸救逆、白矾化痰热、甘遂降痰治狂等，朱良春《虫类药的应用》，焦树德《用药心得十讲》等。二是深入挖掘了许多特效中草药，如治泌尿系结石的金钱草，治肺痈的野荞麦，治疗风湿性及类风湿性关节炎的雷公藤、青风藤，治毒蛇咬伤的季德胜蛇药等。叶桔泉《本草推陈》、《续本草推陈》等被誉为“现代版的《本草纲目拾遗》”。三是运用现代科学知识、方法、技术，对中药材的成分进行药化、药理的试验研究，深化了对中药的作用机理和毒副反应的认识，促进了中药剂型的改革和中药新药的研制。四是中药的配方饮片及新剂型的研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有经浓缩提取制作的“中药配方颗粒”和直接由原药粉碎达破损其细胞壁水平的“中药超微配方颗粒”等。中成药出现了众多新剂型、新品种。

 

3

 

中西医结合及运用现代科技和哲学思想研究中医药，促进中医药现代化

 

19世纪的“西学东渐”，一些开明的医家开始认识到中西医各自的长处和不足。如19世纪末，唐容川就曾提出“去彼之短，用彼之长；以我之长，盖彼之短”及“中西医汇通”的主张。20世纪前期，又有张锡纯等提出“衷中参西”的主张。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倡导了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和实现中医药现代化。

 

3.1 临床诊疗中的中西医“病证结合”

 

中西医“病证结合”对中医来说，可以深化对疾病本质的认识，弥补自身微观辨证的不足，有利于提高中医临床疗效。合理运用中西医两法治疗，以相互取长补短，提高疗效，或减少单纯西医治疗的毒副反应。天津市中西医结合急腹症研究所吴咸中等在“七五”和“八五”期间，中西医结合治疗重大急腹病症，取得了可观的进展，急性重症胆管炎的病死率从20％下降到5％；重型急性胰腺炎病死率下降到20％以下。再如现代临床通用的以西药解痉制酸抗菌的同时，配以中医药辨证论治治疗消化系溃疡；辨证运用温阳利水或宣肺平喘中医药，结合运用西药抗菌素治疗肺源性心脏病并发感染等等，往往都能提高疗效，缩短病程和疗程。而对于许多难治的重大疾病（如癌症、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等）的某一治疗阶段运用中医药辨证论治也往往能减轻西医治疗的毒副作用，或减少复发以提高远期疗效。

 

3.2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和哲学思想研究中医的基本理论

 

我国近代杨则民在《内经之哲学的检讨》中，以辩证唯物的观点，通过考证，紧紧抓住“辩证法”这一关键，指出《内经》是以阴阳体现人体的对立统一，以五行说明人体生理的发展变化，以整体观认识疾病的主体，其中尤其以调节调和为其治疗养生之特色。从50年代起，我国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和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医基础理论，进行了更加广泛深入的研究。如70年代季钟朴运用唯物辩证法结合西医学的知识研究认为，中医生理学的指导思想有四个方面：即阴平阳秘——对立统一观；五行生克乘侮－联系整体观；天人相应——机体与环境统一观；司外揣内－宏观生理学方法论。此后的研究即逐渐转入运用现代科学及方法为主，重点对中医“证”及治法的研究，并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

 

如对中医虚证及治法的研究：沈自尹从1979年起，采用同病异证组进行下丘脑－垂体及其所属三个靶腺轴功能的对比研究，推论出肾阳虚证的主要环节在下丘脑，把补肾药对肾阳虚证的主要调节点也确认定位在下丘脑，并证明补肾药能改变老年男性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功能，延缓衰老性改变的发生。中国中医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所采用多因素复合的方法，复制脾虚的动物模型，对脾气虚证发生机理，进行了形态、功能、代谢等多方面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对脾为后天之本提出了科学依据。

 

对中医实证及治法的研究：近几十年来，运用现代科学对中医血瘀证的研究，普遍认为中医的血瘀证与西医学所谓的微循环障碍和血液黏稠度增高有关；得出了活血化瘀不仅在于改善微循环和血液理化形状，还有改善组织细胞代谢、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的理论认识，为活血化瘀方药治疗冠心病等提供了科学依据，建立了血瘀证的诊断标准，冠心病辨证及疗效评价标准等。通腑攻下方药的作用机制也是近些年来中西医结合研究的热点，为通腑攻下法治疗许多感染性疾病及急腹症提供了科学依据等；后来有专家又通过试验研究证明，通腑攻下的主方大承气汤能改善动物肺水肿，促进肺泡上皮增生和修复，改善肺泡通气血流比例，从而验证了中医所称的“肺与大肠相表里”的客观性，并为以承气类方治疗呼吸窘迫综合症提供了新思路和依据。运用电子计算机技术开发传承名老中医的学术经验的工作，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到20世纪末，相继研制了数十个“专家诊疗系统软件”。而对于中医药进行科研所必须涉及的试验设计与统计分析问题，贺石林等编著的《中医科研设计与统计方法》（1989年）一书，对中医药学科研的基本程序即选题、设计、实施、统计处理及总结概括等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此外，由张文康、陈可冀等为总主编的《中西医结合医学》对20世纪中西医结合各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总结，对中西医结合医学的成熟与发展将会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而由湖南中医学院编著的第1、2版中西医结合临床系列教材，也对中西医结合教育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