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即使是在西方，循证医学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一词，1991年由加拿大的尼特（Gordon H.Guyatt）发表的一篇短文中首先提出，发表于美国内科医师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Physicians，ACP)编辑出版的一本名为《美国内科医师学会杂志俱乐部》（ACP Journal Club)的杂志上。是的，这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情了。

之前的，现在依然在临床使用的，很多经典老药，例如阿司匹林，二甲双胍，青霉素等前几代抗生素，乃至青蒿素，三氧化二砷制剂，多是循证医学建立之前发明的。很多技术，例如输液技术，手术缝合等等都是循证医学之前发明的。

所以，用循证医学建立后的体系来指责老药，是非常滑稽的。

我查询了一下临床常用中药注射剂的历史文献，丹参注射液最早见于1972年的文献[1］；柴胡注射液最早见于1958年的文献[2］；双黄连注射液最早见于1961年的文献[3］；红花注射液应该是从1974年开始使用的[4］；毛冬青、银杏叶注射液是1972年左右研发的[5］；黄芪注射液最早的临床报告见于1977年[6］；当归注射液是1970年研发的[7］；生脉、四逆注射液是1972年研发的[8］。

也就是说，和多数人的想象不同，中药注射剂不是为了赚老百姓的钱生产出来的，而是在西方严厉封锁的情况下，为了解决中国的医疗问题，几代共和国医学家无私奉献研发出来的。用通俗的话来形容就是，这是中国医疗技术被西方封锁之后，中国自己点出的一条“科技树”，其中蕴含着几代医学工作者的心血。

1949年，从1921年算起，北京协和医院已经诞生了28年，培养了大量的西医精英，在大城市的富人区留洋和海归医师也比比兼是。

但是，此时的中国，平均寿命只有35岁——当然，这是美国学者Harry E.Seifert的调查数据，时间太早、仅限于农村、计算方法还不够成熟，数据选择也有偏差，Seifert当时依据的，是金陵大学对1929-1931年对100多个县共38256户农家的调查资料。其中记录有2817名男性死亡人口和2682名女性死亡人口。结论认为，男性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是34.85岁，女性是34.63岁。

尽管如此，学者侯杨方按照联合国的计算方法，得出的结论是，男性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33.38岁，女性33.13岁，男女合计33.30岁，这个结论，比Seifert少了1.5岁左右。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薛仲三的数据，学者陈达的数据，以及90年代广西学者依据“蒋庆琅法”对广西解放前人口寿命进行计算得出的统计数据，在所有的数据中，中国的平均预期寿命均没有超过43岁。

而且1949年之前，中国婴儿的死亡率在200‰以上徘徊。200‰以上是什么概念？就是五个孩子中，就有一个死亡！

那个时候的中国农村，是一个瘟疫流行，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企高的世界；那时的中国城市，是一个极少数人在租界享乐，多数人在煎熬求生，各种医学“大师”层出不穷的世界。

1949年是一个历史转折点。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通过中国几代医疗工作者的努力，根据1982年中国2,306个县市的普查数据，1981年这个中国婴儿的死亡率下降到了39.1‰，1981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增加了68岁。

从数据上看，中国建立的自主的医疗体系，医药生产体系，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早在1976年，中国的人均寿命甚至超过了今天让不少人仰慕的韩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翘楚，这个制度，当年也被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为最善的制度：用最少的资源，消灭了大多数传染病，提高了老百姓的健康水平，堪称发展中国家的典范，这也是中国人口60-70年代后急剧增长的根本原因之一。

简单分析一下中国历年人均寿命和慢性病控制率的数据列表就能推测，若西方继续进行医药封锁，中国点的这条“科技树”依然会继续向上攀爬，向前发展，会随着时间的推进，研发出更安全，更有效的中药注射液，并且，中国的人均寿命和各种慢性疾病的控制率仍会继续提高。

中国自主研发的一系列的中药注射液，本就是西方严酷封锁的产物，可是现在发明这些注射液没有经过FDA的认证，却反过来成了中药注射液的原罪，成了将整个中国从50年代开始自主研发的医药体系推倒的理由。

实际上，西方循证医学体系建立之前的大量经典老药依然在正常使用。我认为，如何对待中药注射剂，还是应该回到用数据说话的道路上来。情绪激动地指责中药注射剂是骗局，是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的。事实上，多数中药注射剂，都是在完全没有商业利益的情况下，为了临床实际需要，为了突破西方的封锁研发出来的。这是一条和西方医药产业截然不同的科技树。我们可以用循证医学手段对其安全性进行再评价，却不应完全照搬太平洋彼岸某个国家的医药生产研发体制，将中国自主的知识产权压沉到海底。

写在后面的话：

我继续聊聊。从进入实习阶段算起，我进过三家医院，其中二级医院一家，三级医院二家。三个地区近千万人口，几十年了，在整个地区的所有医院，没有看见过一例因为中药注射剂出现的医疗事故。当然，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实际上 ，各大小诊所最有发言权，即使做过皮试，但是他们用起头孢，青霉素，左氧，这些药物时，依然会胆战心惊。但是，用起柴胡，红花，黄芪时却是放心的。这就是无形的手在起作用。因为出一起医疗事故，不但会断送他们的职业生涯，还会让他们血本无归。说中药注射剂没有用的，危急时刻 ，厥证，虚厥，元气素虚，清阳不升，神明失养时 ，生脉注射液 ，黄芪注射液，参附注射液，在无法喂药时，这些药物是可以救命的。

其实看这篇文章的医师也很多，请大家从自己的医院，诊所，建院算起，有过多少例，因为中药注射剂而发生的医疗事故，这几十年来，医疗事故是那么好摆平的吗？

其实如果有心，可以对比一下同类产品，中西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数据。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最严重的不良反应发生于氯诺昔康注射液，患者发生了剧烈的过敏反应，剧烈寒战，高热，紧急抢救才缓过来。让我至今后怕。注射这些药物才是勇士。

说没有数据的，建议看看历年的《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年度报告》。2017年严重不良反应/事件报告涉及怀疑药品16.1万例次，其中化学药品占87.8%、生物制品占1.6%，中药（含中药，中成药，中药注射液）占10.6%。

如果把西药看成是西方人向上攀登的科技树，中药或者中药剂型看成是中国人点燃的科技树，两者我们都应该严格动态监测其安全性，想清开灵那样的，该下架就下架，但是我们不能把西药的毒副作用看成是理所应当，把中药的安全性渲染得危言耸听。

20世纪50至60年代初期在全世界广泛使用沙利度胺，导致了大量“海豹畸形婴儿”出生。即使是在循证医学诞生后的年代，曲伐沙星1997年被美国FDA批准上市，结果上市后的不良反应监测及病例报告发现其具有严重肝毒性（共有140例向FDA报道，其中14例急性肝衰竭，4例进行了肝移植，5例死亡），最后于2006年才在美国退市。

对乙酰氨基酚（APAP），是乙酰苯胺类解热镇痛药，又名扑热息痛，是临床上使用最广泛的解热镇痛药物之一，至今仍被广泛运用于各种轻中度疼痛，又被广泛运用于儿童和成人的感冒后退热。又因为在很多国家，这个药物是OTC，患者可以自由采购，所以患者使用此药尤为频繁，也很容易过量。

1966年，Thomson等报道了两例患者服用较大剂量APAP后，发生肝毒性，并于3天后死亡，其病理表现为大量中央静脉周围肝细胞坏死［9］。

1997年，在英国及威尔士有567例患者因服用乙酰氨基酚（APAP）导致死亡［10］，为此1998年APAP在英国被立法限制销售［11］。

2007年一项基于大样本人群的研究提示，APAP导致的急性肝衰竭（ALF）所有急性肝衰竭的41%［12］。有数据提示APAP导致的肝衰竭在3周时的死亡率为28%，APAP导致的急性肝衰竭（ALF）需要进行肝移植的案例占 35%［13］.

对乙酰氨基酚是循证医学诞生之前就已经研发及临床使用的西药，但是尽管有上述严重的不良反应，对乙酰氨基酚至今仍在普遍使用。

可见，西方人对于循证医学诞生之前的医疗技术也不是一棒子打死，实际上，输液技术本身，就是在循证医学这个名词诞生之前研发和使用的。

我们可以对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研发出来的一系列中药制剂，进行动态观察，大数据分析，密切监控，却不建议照搬某个国家的体系，沦为西方药物的引进基地。

参考文献：

[1］、防治肺心病、冠心病、高血压病座谈会的报导[J]. 医学研究杂志, 1972(2):1-5.

[2］、范書珍. 柴胡注射液的制法介绍[J]. 中国药学杂志, 1958(10).

[3］、我省召开中草药经验交流现场会[J]. 黑龙江医药, 1976(4):49-50.

[4］、中药红花注射液局部封闭治痛神经性皮炎[J]. 新医学, 1974(12).

[5］、北京制药厂. 毛冬青、银杏叶、冠心2号方剂的制作方法——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用药[J]. 陕西医学杂志, 1972(4):55-57.

[6］、佚名. 黄芪注射液治疗消化性溃疡[J]. 江苏医药, 1977.

[7］、安阳市东方红制药厂. 当归注射液生产工艺简介[J].中草药通讯, 1970

[8］、天津南开医院. 生脉、四逆注射液[J].中草药通讯, 1972

[9］、Thomson JS，Prescott LF.Liver damage and impaired glucose tolerance after paracetamol overdosage.Br Med J 1966;2:506-507.

[10］、Neil Kaplowitz，Laurie D.Dlelve. 药物性肝病[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291．

[11］、Lee WM, Acetaminophen toxicity:changing perceptions on a social/medical issue.Hepatology 2007;46:966-970.

[12］、Bower WA,johns M, Margolis Hs ,Williams IT,Bell BP.population-based surveillance for acute liver failure.Amer J Gastro 2007:102:2459-2463.

[13］、Larson AM,Polson J,Fontana RJ,Davern TJ,Lalani E,Hynan LS,et al.Acetanminophen-induced acute liver failure ;resultsof a United States multicenter ,prospective study .Hepatology 2005;42:1364-13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