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培育了批量西方文化信受者，“科学”便是他们格杀中医不见血的利刃，譬如，“中西医结合（融合）”、“中医科学化”、“中医现代化”、“用现代语言讲好中医故事”、“中医创新”等中医西化，思想观念上都属于“科学评价中医”。中医界内外某些人士被动应对，企图自救中医，力证中医是科学，譬如，分别提出了“中医是科学的”、“中医是大科学”、“中医是前科学”、“中医是中国古代科学”，等等，迄今为止，中医是否“科学”依然争论不休。中医是否“科学”之争，在东方文化话语边缘化社会结构背景下，是以语境——西方文化中心话语方式，默认设定科学“正确”为前提而展开。问题是，科学能否等于“正确”？科学作为评价中医的标准是否成立？这是结束中医是否“科学”之争须要回答的基础性问题。本文将从“科学的语境”、“科学的本义”、“科学的缺陷”、“科学的适用范围”四个方面，试图简要叙述个人的学术类思考。

一、科学的语境

  高玉先生指出:“现代汉语中的‘科学’一词是从日本语中借来的，而日语的‘科学’则是译自英语science，所以‘科学’一词本质上是从西方语言中来，它作为语言的术语或概念或范畴，绝不是古已有之，而是五四时才从西方引进的，它本质上属于现代汉语而不属于古代汉语”，”（高玉，《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第87页）。科学，诞生于西方文化语境，以“实体观”思想观念为前提，以还原论方法，以逻辑思维认识世界，是西方文化近代探索世界重要的认识工具和思想观念。

“语境即言语环境，它包括语言因素，也包括非语言因素”（百度百科）。狭义的语境——“情景语境”，指的是语言具体环境，广义的语境——“文化语境”，可以理解为文化思想意义的语言环境，指的是文化自身的语言体系，譬如，西方文化语境，东方文化语境。  

交流的语境，由陈述对象和语言决定，陈述对象决定交流平台。现代哲学认为，“对象只有在主体面前并被主体赋予意义时才成为对象”，对象并不是与主体无关的存在，而是与主体携带的意义有关，也就是说，实际交流平台，由主体携带的意义决定。

语境的选择，取决于主体携带的意义，文化层面的交流，取决于主体所主张的文化立场，取决于话语权。话语权，不是语言自身固有的，是语言的外部势力建立的。

  语境是交流的平台，交流只可能在同一个语境进行和实现。科学是西方文化一种现象，中医是东方文化一种现象，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语境，东方文化语境严格制约“科学”思想观念的交流，确如高玉先生所言，“古代汉语实际上把科学作为事物严格定位在一定的范围”，科学，“要真正从物质形态向精神形态，向意识、方法论转化，必须置换语境，必须更换术语和概念，必须从总体上改变话语方式和话语体系”。显而易见，东方文化语境，科学的思想观念无法实现“保真”交流。科学的引入与传播，是通过变更中华民族的语境而实现。中华民族西方文化语境的建立，是从变革语言文字入手，以现代汉语建立。

  同样，现代汉语语境，不是中医交流的平台，严格制约中医思想观念的“保真”交流。科学评价中医，必然存在跨越东西方两种文化的问题，但是，跨越东西方文化的“保真”交流不可实现。这是一个足以令人困惑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学术回答。

二、科学的本义

  即便在西方文化母语语境，科学也没有共识性定义，存在着争议。吴国盛先生认为，“三种有突出的历史地位的科学”，“是希腊理性科学、近代西方的数理实验科学以及博物（科）学”，并指出，“所谓普遍主义的科学观，就是认为全人类只有一种科学，或者说，严格意义上讲只有一种科学，也就是标准科学，除了标准科学之外的所有自然知识形态，都只是或远或近的接近这个标准科学。这个接近的程度，就是评价这些知识形态是否科学的标准。通常，那种唯一的标准的科学，也就是在近代西方发展起来的科学”（吴国盛 | 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科学 ，公众号:科学的历，2018-10-28）

  现代汉语语境的“科学”，“就是近代西方发展起来的科学”（吴国盛），也就是作为评价中医的“标准科学”。这个“标准科学”的本义，则是“实验方法和逻辑方法”。其它内涵意义的“科学”，譬如，系统科学，生物科学，医学科学，社会科学，历史科学，人文科学等，可以理解为“实验方法和逻辑方法”科学的引申义，其“思想性”都是以“实体观”为前提。

科学的本义，思想性核心是“实体观”。科学的对象是“实体”，主体只要携带“科学”赋予对象之意义，对象必然“实体”化；科学评价对象，对象必然被“实体”化。科学评价中医，是以科学工具——还原论方法来评价，以科学思想——逻辑作判断，认为中医理论“心物一元”观不符合“实体”标准，结论，中医“不科学”，或者是“伪科学”。

三、科学的缺陷

  思想性名词是“工具性”与“思想性”统一体，科学的“工具性”意义是实验，实验使用的是还原论方法，实验目的是“实证”或“证伪”；科学的“思想性”意义则是逻辑。

  思想史上，逻辑因“有效性”问题而产生，设定“真”为前提，将“真”与“有效性”等价，这个 “真”指的是抽象“实体”。逻辑以假设世界是“实体”为前提，以还原论方法回答“有效性”问题。逻辑学以自身的权威性，塑造影响了西方文化所及之处人类的思想观念和语言方式。

  思维的逻辑学是“不矛盾律”和“充足理由律”。亚里士多德指出，“不矛盾律”只适用于“同一时间、同一对象的同一方面”。亚里士多德“三同一”清楚地表明，逻辑只适用于单一层面的实体世界。但是，后世之人在展开逻辑时、在使用逻辑认识世界时，却忘记了两个前提假设，即“假设世界是实体”和“假设实体与有效性等价”。因此，逻辑以“实体”为前提，给出“必然性”和“唯一性”的结论，是存在严重问题的。逻辑方法将“实体”作为事物判断的唯一标准，这种实证主义科学观，曾经是公认为的科学，武断认为“真理”等于正确。今天，“标准科学”作为判断的“标准”，不再被公认，并且被揭露存在根本性缺陷。

  胡列清先生的揭露是深刻的，“真值逻辑的缺陷在根本上是，割裂和忽视世界的关系性，体现在逻辑中就是对‘境界’的忽视，这种忽视不是技术上的，而是原则上的。”（胡列清，二重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4页）。科学的缺陷，就是实体观的缺陷。西方文化自身已经认识到，科学——逻辑思想并不等于“正确”。因此，以“科学”为前提而展开的中医是否“科学”百年之争，今天西方文化哲学史研究成果已经清楚地表明，设定的前提原本就是错误的。

四、科学的适用范围

  以“实体观”为前提的“实验+逻辑”科学，适用范围必然是西方文化“实体观”思想体系。“‘科学’作为概念是在五四时确立的，‘科学’概念的确立关键在于科学作为方法和意识观念的确立。我们说中国古代和近代没有‘科学’的概念，并不完全因为没有‘科学’这词，而是在没有科学意识、科学观念、科学方法的意义上而言的。所谓科学观念的确立，主要是方法的确立和意识、精神的确立，也即不仅承认科学作为物质实在，同时也承认科学作为思想形态”（高玉，《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第77～89页）。

  显而易见，东方文化，不在科学的适用范围。科学的本义而言，不是东方文化——有或没有“科学”的问题，也不是中医——“科学”或“不科学”的问题，而是东方文化——在或不在“科学”自身固有的适用范围问题，中医——在或不在“科学”自身固有的适用范围问题。

  近代百年，对于东方文化——在或不在“科学”固有的适用范围，对于中医——在或不在“科学”固有的适用范围，中华民族学术界主流并没有讨论、回答这个问题。或者说，认识的主体——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倡导者及其追随者，并没有清楚认识到这个问题，也不承认东方文化不在“科学”本义的适用范围，不承认中医不在“科学”本义的适用范围，这才是中医是否“科学”问题的根本。

  中医是否“科学”之争，是话语权之争，是东方文化边缘话语与西方文化中心话语之争。文言是东方文化的语言，现代汉语是西方文化中国本土化的语言，中华民族的西方文化话语权，以现代汉语而体现。中医是否“科学”的问题，本质上不是学术的问题，而是话语权的问题，问题的根源是人。

  人的问题，中华民族中的某些西方文化倡导者及其追随者，不承认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独立的两种文化思想体系，不清楚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一种“层次嵌套”关系，不清楚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既具有“类别”本质的不同，又存在“层次”境界的差异，并且，东方文化居高境界，西方文化处于低层面。西方文化透视东方文化，是低境界透视高境界，透视结果东方文化意义丢失，如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科学评价中医——透视中医的结果中医实体化，中医科学化（西化）不再是中医本来面貌，中医“灵魂”丢失。科学评价中医是跨越东西方文化的行为，这种评价，因东西方文化各自的独立性，决定了交流平台缺失，因“层次嵌套”关系，决定了无法实现“保真”交流。科学的思想性与中医的思想性，风马牛不相及，科学作为评价中医的标准，只是某些人的主观臆断，毫无依据，根本不成立。

  西方文化话语权，引发科学评价中医，挑起中医是否“科学”之争。学术上，不存在中医是否“科学”的问题，存在的是，中医是否在“科学的适用范围”的问题。中医是否“科学”，不是学术的问题，而是话语权的问题。因此，中医是否“科学”，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伪命题是不可能有答案的，所给出的正反答案都是自话自说，不可能形成共识。

  结束中医是否“科学”之争，唯一的出路，重构中华民族的话语权，回归东方文化，恢复重建东方文化话语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实施东方文化话语与西方文化话语“并重，并存，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