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西医和科学从民国时期大规模进入中国并获取中国近代文化主导地位之后，有大量心智被还原意识蒙蔽的科学主义者对中医展开了持续疯狂的诋毁与谩骂。比如当代的余云岫、鲁迅，现代的方舟子、张功耀。随着全民化的科学化教育的普及与发展，诋毁和谩骂中医俨然成为了国内科学主义信徒的文化传统，他们将这种辱骂中医的文化自虐一代接着一代地传承着，企图完成余云岫等人废除中医的遗愿。随着方舟子逃离中国，国内诋毁和否定中医的声音近期有所减弱，但有个名为欧阳乾（网名：真香代言人）的文痞在质疑针灸受到攻击后，将知乎和其他网络上大量诋毁中医的内容融汇编辑，在公众号上发布了一篇全面诋毁和谩骂中医的文章《致中医药信徒:这是一份世界观地毯式降维打击》（又名《致中医粉：这是一场浩大的骗局》），此文在网络上被广泛转载，对中医文化的宣传造成了较为恶劣的影响。通观其文，其内容基本是近些年来那些反中医的科学主义信徒在网络上不断复制和传播的诋毁中医的观点，并没有什么新意。所谓的“地毯式降维打击”、“惨无人道的毁灭式揭穿”等夸张的字眼，也只是呓语般的自嗨。为了消除这篇文章广泛的遗毒，有必要对其无知的呓语进行还击，揭穿其诋毁中医背后的西医逻辑。

1、被政治因素拉低的皇帝平均寿命否定不了中医的疗效

为了否定中医的医疗作用，欧阳乾首先效仿网上那些反中医者的一贯做法，选取了特殊人群古代帝王的平均寿命来作为否定中医疗效的证据。从统计学的角度讲，恰是这个特殊人群的寿命受着最多不可抗拒的因素影响，比如高强度的工作压力、权力斗争引起的精神紧张、极度放纵淫欲等等都会造成对帝王健康的毁灭性打击，还有大量被杀的非正常死亡，所以它最不能反映中医的疗效水平。反中医的科学主义信徒选择这个特殊群体去否定中医疗效有着很强的欺骗性和迷惑性，即世人普遍会认为古代帝王既然拥有最优质的医疗资源，也就应该最长寿。但是受到诸多不可抗拒因素的影响，即使有中医最优质医疗资源的保障，也难以消除它们对古代帝王平均寿命水平的拉低。对于古代帝王为何会平均寿命较低、帝王的子女为何夭折的较多，史泠歌博士的博士论文《帝王政治与健康-宋代皇帝疾病问题研究》有着详尽的数据分析和统计，它们与中医的疗效水平无关。

对于这篇分析政治因素深度影响古代帝王健康的优秀博士论文，欧阳乾只是选取了能够支持自己否定中医疗效的数据，却对真正能够反映古人平均寿命的统计数据视而不见。史泠歌博士在《帝王政治与健康-宋代皇帝疾病问题研究》的附表3中依据《宋史》对宋代统治阶级上层男性1095人的平均寿命进行了统计，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的平均寿命为64.55岁（排除非正常死亡和夭亡者）。这个结论是个很重要的发现，它是对那些毫无根据地贬低中国古人的平均寿命来诋毁中医医疗作用的强有力反驳，它更重要的意义是印证了《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对男性64岁的生命周期的描述。与欧阳乾选择古代帝王的平均寿命相比，史泠歌博士统计的宋代上层统治阶级平均寿命更能体现古人的平均寿命水平，因为后者的数据样本量更大、更符合影响人类正常平均寿命的几大因素，比如经济因素、医疗因素。古代的上层统治阶级有着丰裕的生活物资，享受着更优质更及时的医疗保健，与今天的中国人普遍所处的生存状况比较类似。

宋朝是中国古代医疗水平比较发达的朝代之一，正常的人均寿命水平已经达到64.55岁，与西医和科技都高度发达的今天人均寿命69.98岁相差无几。由此可见，用政治因素拉低的古代皇帝的平均寿命去否定中医医疗作用是行不通的。

2、源于临床实践的古代名医不在皇室在民间

为了进一步用平均寿命和幼儿死亡率去否定中医的疗效作用，欧阳乾又搜到网上胡乱编造的反中医贴文《历史上，中医对中国人健康做出过贡献吗》，抄袭了民间个别家族的平均寿命以及幼儿死亡率与大猩猩没有显著差别的结论。

古人在正常社会状态下的平均寿命到底是多少，史泠歌博士在《帝王政治与健康-宋代皇帝疾病问题研究》的附表3中依据《宋史》对宋代统治阶级上层男性1095人的平均寿命统计的结论已经明确，那就是64.55岁。那种不排除战乱、饥荒等非正常历史时期以及皇室成员这类受到政治因素深度影响的特殊人群的平均寿命统计数据，都不能反映中国古人真实的平均寿命，用其否定中医对中国人健康的维护作用也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至于幼儿死亡率，如同古人的平均寿命一样，同样不能用含有非正常历史时期和特殊人群的统计数据去进行比较，这就好比能用民国战乱时期和21世纪初期的中国人在平均寿命和幼儿死亡率两项指标上进行对比吗？这种对比除了表明战争因素对人均寿命和幼儿死亡率的影响，还能说明什么？

欧阳乾对古代名医到底是在皇室还是在民间的发问，其实也很好回答。判断古代名医到底出在哪个阶层不是根据各个阶层的平均寿命去判定，因为影响所有阶层的平均寿命的因素除了医疗还有经济、政治、环境等诸多因素，而是看哪里有适合名医成长的社会土壤。毋庸置疑，古代名医大多都出在民间，他们只有在长期积累丰富的医疗实践基础上才能成为造福大众的名医。那些由官方培养的御医，长期在宫廷里为少数群体进行医疗服务，他们又受到政治环境因素的影响，往往养尊处优，缺乏丰富的临床实践，即使有较好的理论基础，也难以成为疗效卓著的名医。这可从古代帝王不断地从民间征召那些较高医疗水平的名医入宫帮助皇室成员治疗疾病得到印证。

几千年以来，中医都是生在民间、长在民间、活在民间。因为中医本就是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的医学，它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深厚的民间土壤。那些将自己的根深深地扎在民间的医家，大多能在造福地方百姓的同时推动中医的发展。古代的扁鹊、华佗、张仲景等都是民间中医。恰是那些身居庙堂之上、远离民间疾苦，只会跟着官方的政策进行趋势逢迎的“太医”、“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们，他们逐渐疏离于临床实践，丧失了发展中医的动力。

 

3、“SARS事件”表明中医在治疗瘟疫领域较西医有恒久优势

从皇室与民间的平均寿命和幼儿死亡率对中医在历史上保障中国人的健康作用进行否定之后，欧阳乾又采用那些反中医者惯用的中医不能防治恶性传染病的抹黑计俩继续否定中医的医疗作用。不过，他似乎对中医在2003年那场让全国人心惶惶的“SARS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毫无所知。不管是从中医发展史还是从近些年的医疗实践都足以证明中医在治疗瘟疫和急危重症领域相对于高度发达的西医都有着恒久的优势。

中国历史上两次战乱引发的大规模瘟疫产生了两本治疗瘟疫的中医传世经典，即东汉末年的战乱引发的大规模伤寒疾病，产生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而明末清初的战乱引发的大规模瘟疫疾病，产生了吴鞠通的《温病条辨》。正是这两本治疗瘟疫的中医经典著作，在2003年那次抗击非典过程中帮助国人迅速控制了“非典型肺炎”的恶化与传播。非典爆发初期，西医既没有在短时间内将SARS病毒认识清楚，也没有对应的有效治疗药物。由于中医被排除在治疗急危重症的领域之外，西医只是盲目地采用激素、抗生素和呼吸机，导致患者死亡率居高不下，即使被治愈也留下肺纤维化、股骨头坏死以及糖尿病等后遗症。后来以邓铁涛老中医为首的中医人向政府申请主动参与防治此病，才彻底扭转了防治“SARS”的局面。正是因为中医的积极治疗，广州患者的死亡率为3.6%，单纯采用西医治疗的香港患者死亡率为17%，台湾则为27%，其中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58例病例采用中医治疗无一例死亡。与西医相比，中医治疗“非典型肺炎”不仅死亡率低，而且周期短、费用低，没有后遗症。

既然中医治疗传染病相对于西医具有恒久的优势，那么为何在历史上还出现大量患者死亡的事件？其实，中医能不能治疗瘟疫是专业的理论技术问题，而瘟疫会不会引起民众大量死亡除了要涉及医疗理论能不能治愈之外，还与政府的组织和全国各地的医疗资源分布情况有关。从五运六气理论看，瘟疫的发生都是非常之客气所致的普遍发生的流行病。因为中医的疗效不像西医那样只要有对应治疗的药物就可以由政府组织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地及时防治，而是受到分布在各地的中医家的疗效水平的限制。所以古代一旦遇到大规模爆发的时疫，各地因为交通闭塞以及中医家的医疗水平的不同，死亡率也会出现不同。如果有的地方具有高水平的医家，且药材丰富，地方政府组织得力，民众的死亡率就会很低；如果有的地方缺医少药，地方政府组织不得力，那么民众的死亡率就会居高不下，出现“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凄惨景象。尤其是遇到战争持续的年代，比如张仲景所处的东汉末年、吴又可所在的明末清初，都是因为持续的战争导致各地百姓出现饥荒和缺医少药的现象，爆发伤寒和瘟疫后就导致了大量的患者死亡。所以中国古代瘟疫流行导致大量患者死亡，不是中医不能治愈，而是缺医少药或政府组织不力所致。

新出现的“非典型肺炎”能治，中医对于西医而言的各种急危重症和慢性病也都能治。欧阳乾所列举的小儿麻痹症、维生素缺乏症、染色体遗传病、急性阑尾炎这些看似比较难治的疾病，都是西医基于还原意识的角度从人体解构出来的病理现象。中医见是症，辨是证，选是药，用是方。只要有症可辨，就可以根据辨证论治，开处有效方剂。就像西医还没有搞清楚“非典型肺炎”的病毒结构和发病机理，中医就能根据两千多年前的《伤寒论》和两百年前的《温病条辨》开出有效的方剂来。尤其是糖尿病，欧阳乾所不知的是一向反中医的胡适患的就是糖尿病，他在日本的医院找西医治疗无果的情况下，最后让当时的名医陆仲安治愈。对于这样证据确凿的历史案例，被还原意识蒙蔽了心智的欧阳乾还在信誓旦旦地说“中医连胰岛都不知道，糖尿病在古代是绝症”。

4、中医认识的是原生形态的人类生命体

被科学化教育蒙蔽了心智的欧阳乾列举了众多西医基于还原意识从人体解构出来的病理现象，认为从整体症状去辨证论治的中医无法认知这些疾病也更没有能力去治疗这些疾病。他随后又开始诋毁中医对人体结构缺乏像西医那样的还原性的解剖认知，并毫无分辨意识地以讹传讹，大谈中医对人体生命结构的虚化，最后还不忘炫耀西医基于机械还原论衍生出来的深度创伤的手术。如果拨开科学化教育所带来的还原意识对现代大多数中国人心智的蒙蔽，就不难看出中医对人体生命在原生形态下的认识的优势和合理性，进而深入认识西医将人体生命与死尸等同加以还原解剖的不合理性和危害。

与西医将人体生命异化为机械孤立的抽象实体不同，中医正是在人体生命处在自然原生形态下进行整体性认知的，这种认知没有割断人体生命各个部分与生命整体以及周围自然环境的整体联系，保持了生命的本来面目。比如中医所认识的人类生命体中的心脏，它不是孤立存在的抽象实体，而是与整个身体以及天地自然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然实体。心脏与外在环境的联系，包括天上的火星、时间上的夏季、空间上的南方等，它们具有共时性的整体联系。中医对脏腑功能的认识也是在各个脏腑处在原生整体状态下的感知所得，比如心脏的功能在《素问·灵兰秘典论》记载：“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素问 调经论》说：“心藏神。”心脏“主神明”完全是古人对心脏在生命体中的活动感知所得，比如人体在遭遇某种恐惧事情时候，心脏就会跳动加快，整个人就会出现惊慌的神情。“心主神明”的感知在西医解剖出来的孤立、抽象的实体心器官中是观察不到的。欧阳乾认为“心脏是想事情的”，显然是对“心主神明”的曲解。

对于中西医所认识的对象，用自然实体和抽象实体加以区分是有效的，也是清晰的。比如中医所认识的气与经络就是自然实体，它们都不是虚拟的。万物皆为气化而成，人体也不是例外。人体外放的气是可以被感知到的，说明它是自然存在的实体。比如著名的气学家蘧慧林先生站在半米开外，就能用手感知到人体某个部位的气场强弱的状况，而且他还能对自然物所含气的属性按照阴阳五行进行精准的分类。人体内在的气不是虚拟的，外在的自然之气更是能够切实地感知到。比如中医所称的“六气”，即“风、寒、暑、湿、燥、火”，指的是六种可以致病的具有不同属性的自然之气。风气，我们在户外都能感受到；燥气，可以在秋天能够感受到；而寒气，在冬天可以切实地感受到。它们都不是虚拟的，而是自然存在的实体。古人对自然的感知是非常敏感的，现代人接受抽象化的科学教育之后，注意力都集中在自我意识的幻觉里，越来越远离自然，对自然的感知也越来越麻木。

自然之气不是虚拟的，经络也同样不是虚拟的。经络是人类生命体在长期的自然演化中形成的法象天地十二月时空变化而形成的自然实体。中药源于古人持续的觅食和试吃，经络也是古代医家在积累大量气穴的分布走向之后才得以发现。经络是人类生命体在自然原生的状态下存在的自然实体，它不在科学的抽象还原认识的对象范围内，所以西医对人体的还原解剖看不到经络，也不会有经络的理论。西医的深度创伤手术是建立在还原解构人体的理论基础上，所以西医师在给患者做手术时不会考虑经络的分布。只有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对特定的穴位采用特定的手法进行刺激，才会对人体的脏腑和健康产生作用。西医师在做手术时只是对肌肉组织器官进行简短的切割，所以不会产生针灸效应。由于经络主要是运行气血的无形通道，截肢去除的只是经络营养的人体的一部分，所以不会影响经络营养的其他健在的部位。至于那些更换的器官，当它与周围的血管和神经接通并成为人体的组成部分的时候，经络也就自然会畅通。所以欧阳乾列举的三个所谓的否定经络的悖论，只是从还原意识对经络的曲解。

进入几十所现代中医高等院校学习中医专业的学生在初期的基础理论教育课程中，都要学习西医的生命解剖学课程，并在生理解剖实验室里学习解剖尸体，了解各种从人体解构出来的部位，掌握解构人体的方法。西医对人体生命的认识首先是从尸体开始的，然后将其解构还原成次级形态的抽象实体，包括器官、组织、细胞、分子等。随着形态层级的递减，被解构出来的抽象实体距离人体生命的本质就越来越远。因为人体生命作为自然原生形态的整体，它自身就是它的本质，它是不可解构的。西医对人体孤立的解构，导致其防治疾病具有倒果为因、治标不治本的特征。那么西医为何出现倒果为因的现象呢？西医基于还原意识将病变部位从人体的整体联系中解构出来，摒除了病变部位与导致其发生异常的主因部分的联系，就会得出病变部位的病变是其病变导致的同义反复，进而得出倒果为因的结论。但从整体联系地去看，西医解构出来的病变部位只是因为整体或者其他部分出现异常而导致的结果。中医则能从整体联系去寻找病因和病机，然后从根本上进行周全的治疗，既能避免复发，又能保证整体的健康，不对其他部分造成伤害。

生命科学是个伪概念，因为生命是自然的整体性存在，而西医只能认识那些没有生命的机械的抽象体，所以西医从未在认识生命，而是在将生命体解构成碎尸后进行抽象化的建构。西医既然从还原意识将人体生命视为可以拆卸的尸块，也同样认为人体的某个部位就像机器零件一样可以拆换或者切除。所以那些具有深度创伤的手术治疗本是西医机械还原论的产物，它是将人体生命视为机器的结果。正是因为人体生命是不可解构的，所以西医的手术治疗在众多慢性病领域里不仅没有缺乏效果，还会对人体造成不可逆的破坏与损伤，进而加剧病情，成为健康的杀手。对于中医而言，西医需要做手术的，只要采用针药治疗即可，根本不需要做手术。

5、屠呦呦教授的诺奖光芒遮不住中医能够治愈疟疾的疗效

屠呦呦教授根据晋朝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中记载的民间验方获得的启发从植物青蒿中利用甲醚低温提出能够治疗疟疾的青蒿素，该项成果在2015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被全世界人民所关注。国内的医政管理部门不分青蒿素的药物属性，将其作为中医药的创新成果大肆加以宣传，并将其作为中医药创新的导向。与医政管理部门相反的是，那些反中医的科学主义者则以青蒿素为化药为依据，否定中医理论在治疗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力主中医走向“废医验药”的自我废除之路。那么青蒿素真的能否定中医能够治疗疟疾的作用吗？青蒿素的研制成功能够成为中医“废医验药”的导向吗？

对于疟疾的治疗，中医文献中除了《肘后备急方》记载的民间验方采用青蒿绞汁内服，没有发现其他医家在辨证处方中应用青蒿。由于青蒿治疟只是民间验方，它无需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使用，所以中医在历史上并非用青蒿治疗疟疾。那么中医不采用青蒿治疗疟疾难道就不能治愈疟疾吗？我们的视野不能被屠呦呦教授所获的诺奖光芒所局限，认为除了青蒿素能够治疟，疟疾在古代的中国简直就是无药可医。历史上的事实并非如此，除了《素问·刺疟篇》按照疟疾的不同类型记载有针灸方30余个之外，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也记载了许多治疟的复方。医圣张仲景所著《金匮要略》就设有专篇论述治疗疟病的理法方药，该书对疟病按照八纲辨证采用复方进行分类治疗，比如治疗疟母用鳖甲煎丸、治疗温疟用白虎加桂枝汤、治疗牡疟用蜀漆散。后世医家治疟的复方还有牡蛎汤、柴胡去半夏加栝楼汤以及柴胡桂姜汤等，历代的医家都不乏有大量的治愈疟疾的临证医案。比如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记载有“西药金鸡纳霜亦可愈，而愈后恒屡次反复”的内容，并有采用白虎汤方彻底治愈一例因金鸡纳霜治疗反复发作的疟病患者。张锡纯采用中药复方辨证治愈金鸡纳霜没有治愈的患者的案例，有力地驳斥了那些反中医群体利用康熙因服用金鸡纳霜治愈疟疾的案例对中医治疗疟疾作用的否定。

既然中医在历史上即使不采用青蒿照样能够治愈疟疾，那么为何会出现欧阳乾所说的“屠呦呦收集了2000多个治疟古方：全部无效”的内容呢？如果仔细了解一下屠呦呦教授研制青蒿素的筛选过程，就不难发现这是欧阳乾没有任何根据的无稽之谈。屠呦呦在成功研制青蒿素之前，曾经耗时3个月，从包括各种植物、动物、矿物在内的2000多个方药中整理出640个，再从中进行100多个样本的筛选。这个筛选的过程并没有说2000个治疟古方都是无效的，因为要证明这些古方无效，需要在临床上逐个地加以验证。屠呦呦从北京医学院生药学专业（天然植物化学专业）毕业后，经过两年的西学中培训，进入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所工作。所以她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对那么多的方剂进行否证。作为化药的研究工作者，屠呦呦教授不是为了寻找有效方剂，而是要从这些有效方剂中寻找可以杀死疟原虫的单体化合物，她对100多个样本最后的筛选结果是对疟原虫有84%抑制率的胡椒，而不是只有68%的青蒿。所以反中医群体声称屠呦呦教授否定了2000个治疟古方的效果完全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谣言。

屠呦呦研制青蒿素的成功无疑是我国化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它彰显了我国相对于西方国家具有原创知识产权优势的化药研究领域。国内的医政管理部门应该鼓励更多的西医西药科研人员去研究中医中药，提升我国化药在这个领域所具有的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优势。青蒿素研制的成功既不能作为中医药行业内的创新研究成果对待，也不能作为“废医验药”的导向。将青蒿素作为中医药研究创新成果的这种张冠李戴的行为，不仅误导中医药走向西化性的异化，也让我国化药科研领域丧失了这一原创优势。作为化药的青蒿素，疟原虫对其制剂已经产生抗药性，就是说不久的将来青蒿素将不能再用于疟疾的治疗。如果疟原虫在将来对所有的抗疟化药产生耐药性之后，最终能够治愈疟疾的还要靠中医中药。因此，那种将青蒿素研制成功导向中医“废医验药”本质上是要彻底废除中医。

用屠呦呦成功研制青蒿素的事例对中医无知地否定之后，欧阳乾又继续拿西医不断细化分科的这种医学弊端去指责中医。那么为何西医分科越来越细，而中医却始终是全科呢？两种医学呈现不同的形态特征本是由各自的理论框架和思维意识决定的。反中医的科学主义者罔顾中西医理论的本质差别，不管西医的快速细化分科对医疗有没有益处，就以其为标准去指责中医。那么为何中医“从来没有急诊科、牙科、烧伤科、妇产科等等”？这是因为中医是将人类生命体作为原生形态的整体来对待，不管是身体哪个部位出现了症状，都可以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根据整体性联系的辨证论治，找到内在的病因和病机，然后选择中药或者针灸进行对应治疗。中医人面对的是生命的整体，诊断是从整体入手的，治疗也是从整体入手的，所以不会对其进行更细地分科。中医虽然将人体作为生命整体对待，也还是根据人体不同的部位以及年龄性别进行简单地分科，比如中医内科、外科（包括烧伤）、妇科、小儿科以及耳鼻喉科。那么西医为何会分科越来越细呢？这也是由西医的还原意识决定的，西医将人类生命体解构成为次级形态的抽象实体，这些抽象实体从人体中解构出来之后，都是独立的抽象存在，与身体其他部分就不再有联系，它们作为独立的对象被西医在实验室里加以研究，每种独立的抽象实体都可以发展出一套对应的医学分支出来，这就是西医的分科。西医分科越细，治疗的对象就越是远离生命整体的联系，效果就会越差，而不良反应就会越大。所以西医的西化分科不是医疗的优势而是弊端。

所谓中医只能缓慢起效，也是中医近百年来受到以西律中的管理制度被迫放弃临床急救给世人造成的假象。《伤寒论》和《温病条辨》这两本治疗瘟疫的中医经典都是用于急救的，中医治疗外感疾病，不仅退热时间快、治愈周期短，而且还不会像西医那样留下任何后遗症。至于中医治病千人千方，恰是中医遵循人类生命体的整体性所致，每个生命体都是独特的，患者具有体质上的差异，治疗理当具有个体化特征，进行有针对性的处方治疗，而西医仅是将每个患者当着特定的抽象病理模型治疗，所以副作用大，疗效差。所谓的西医治疗的重复性，是因为西医采用相同的药物将患者当着同一抽象病理模型治疗导致的结果，中医则因个人体质差异“千人千方”保证了治疗的针对性，所以不具有西医那种可重复性导致的疗效差和不良反应。

与西医因为还原意识只能治标相比，中医不仅可以治本还可以治标，所以中医诊疗不存在欧阳乾所谓的“总要先用西药压制症状再用中药深入调理治本”现象。中医治本就是去除患者患病的根本原因，这是中医对人类生命体整体性认识的结果，也是中医相对于西医的优势。西医从还原意识将人类生命体解构成为孤立的抽象实体，使其失去了与生命体的整体联系，所以将某个部位的异常归结于该部位自身，以至于倒果为因、治标不治本，对慢性病只能控制症状，出现反复发作的现象，而且这种孤立地治疗还会影响实际的整体健康，使得药物在控制患者的症状时损害其他部分的健康。这也是为何化药会产生药害，成为了人类主要的健康杀手之一。中医对人类生命体进行整体性认识所获取的理论在防治人体疾病上相对于西医具有恒久的优势。那些被科学主义蒙蔽了心智的反中医群体，将现代的欧洲传统医学视为人类防治疾病的唯一有效医学，甚至无知地将西医的局限性和弊端也视为金标准对中医进行讨伐和否定。他们的言行突显的只是科学主义作为原子主义和理性主义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强烈排他性。

6、 “切脉验孕”有着确实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科学主义者的心智一旦被蒙蔽，就会对自然万物之间的整体联系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们就像生活在孤立于自然的真空里，这是其自我意识受到科学的抽象时空局限所致。对于中医基于人类生命体整体联系而发展起来的脉诊，也是那些心智被科学主义蒙蔽了的反中医者重点关注的对象，他们不断地用西医的生理解剖知识对其进行攻击，否定中医脉诊的有效性。脉诊作为中医“望闻问切”四诊之中的切诊技术，自古就受到中医家的重视，而多数患者也将其作为判断中医家是否合格的依据。不管是在古代还是现代，脉诊在中医临床诊断中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不容反中医者肆意否定的。

诊断是治疗的开始，也是治疗的终结。不同的医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因其元理论框架、思维方式和认识对象的不同，诊断的理论和技术也具有本质的不同。每种医学的诊断都有自己的诊断技术、患病体征和指标，以及与治疗理论具有内在一致性的诊断分析理论，比如中医的病因病机理论、西医的病理学。中医对人类生命体是整体性认识的，所以诊断也是收集人体作为自然原生形态的整体所具有的异常体征，比如望诊中的观察面部气色、闻诊中的辨识患者发出的声音、问诊中的询问患者饮食偏好、切诊中的感知患者脉象。西医对人类生命体的认识是还原解构性的，所以西医的诊断就需要采用依据物理、化学或者生物学原理制造的仪器设备对人体某个解剖的部位进行孤立的抽象检测，获取那些在实验室里设定的抽象指标量值，比如血压、血糖、血脂等，判定人体某个解剖部位的异常情况。西医的病都是基于还原意识从人体解构出来的病理现象，诸如维生素缺乏症、结石症、肿瘤、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等，它们反映的只是那些从人体解构出来的抽象器官或者组织的异常情况，与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没有任何逻辑上的一致性。那些反中医的科学主义者用西医的病理现象要求中医也要有相应的检查，这就是驴头不对马嘴的肆意诋毁。

西医和中医对于脉搏的认识，就像对人类生命体认识的本质差异一样。作为人类生命体，脉搏因为与肌体的五脏六腑都有着整体性的联系，正如《难经》所载“寸口者，五脏六腑之所终始，故法取于寸口也”，所以人体脏腑在生命体中的运行情况都会在寸口的脉象中表现出来。脉诊在《黄帝内经》中是遍取全身的三部九侯，包括上（头部）、中（手部）、下（足部）三部，每部各分天、地、人三候。扁鹊在《难经》中摒除了三部九侯的繁琐切脉法，而是独取寸口部位。他认为寸口是脏腑之气运行的终始，本是百脉朝会的地方，所以寸口上的不同部位根据法象比类对应的就是不同的脏腑，那么通过医家的切脉就能感知到各个脏腑相应的情况。医家同样根据感知到的各种脉象，运用取象比类的形象思维，进行辨证论治。比如滑脉，其脉象是往来流利、应指圆滑，如珠滚玉盘之状。这样的脉象表明患者体内有痰湿，因为粘痰是滑的。此外，滑脉还主妊娠，如果是正常健康的女性，医家切到此脉可以判断她已经怀孕。至于欧阳乾提到那个反中医的“烧伤超人阿宝”微博悬赏10万验孕的事件，实际情况是北京中医药大学方剂学教师“中医杨桢”愿意迎战，但最后受到官方制止，也碍于违反法规，最后退出此次迎战。根据整体性的联系，中医家不仅可以从寸口脉搏的跳动情况去判断脏腑的情况，还可以从面色、舌象、声音、患者所好食物的味道都可以进行判断，所以《难经》有“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脉而知之谓之巧”的阐述。

与中医将寸口处的脉搏和人身整体联系在一起进行自然地取象比类认知不同，西医对脉搏则是从还原论的解剖角度对其进行认知的。首先，西医将心脏、血管与血液从人体剥离出来，建构成孤立抽象的以心器官为核心的血液循环系统；其次，西医将自然的人类生命体异化成为机械的抽象体，感知不到人体内在自然之气的存在，就否定人体内周行的气机。西医就在上述对人体抽象解构认识的基础上将手腕的脉搏看成孤立的抽象实体，即运行血液的器官。这种抽象异化的认识就完全去除了血管与人身整体的联系，所以西医会认为从血管的搏动无法知道身体其他器官的病理情况，进而否定中医脉诊的诊断有效性。西医对于脉搏的认识如此，对于心脏的认识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西医将心脏、血管与血液视为孤立的抽象实体系统进行认识，否定这个抽象实体系统与人身其他脏腑之间的整体性联系关系。心电图就是对心脏活动频率和强度两个形式指标检测结果的抽象化描述，它自然反映不出其他脏腑的情况。看不到脉搏对中医诊断的作用以及用心电图仅仅反映心器官的健康状况，都是西医基于还原意识和抽象解构对人体疾病见木不见林的判断结果，这是西医理论的缺陷和弊端，实在不值得那些科学主义者反复用来攻击中医。

脉诊是对五脏六腑情况的直接感知，那些熟练掌握此门技能的中医家，往往就有“搭脉知病”的技能。但是单独靠脉诊进行辨证论治还会有所缺失，临床中负责任的医家为了保证诊断的万无一失，还是要进行四诊合参，这样才能准确地判断病因、掌握当下的病机，然后选药处方，对患者进行精准的个性化的个体治疗。随着中医不断地走向西化，越来越多的现代中医家因为依赖西医仪器设备的检查，将中药按照其解构出来的单体化合物的药理对患者进行辨病施治，已经对脉诊完全生疏。有的甚至做了一辈子的中医，最后还要写书否定脉诊，将其视为骗人的手段，这是让人感到悲哀的。

 

7、中医衰败的原因不是落后于西医而是按照科学被“进步”

由于中华文化主体意识的缺失和普遍的文化自卑，笃信科学主义的现代中国人对于中医在近现代不断地走向式微和边缘化的原因，大多数会认为是中医共同体故步自封以及中医理论技术落后于西医的缘故。尤其是那些笃信科学主义的反中医者认为中医共同体对中医衰败的认识不能去埋怨外在的因素，比如中医行业以西律中的管理制度、西医对中医的排斥与否定、西方医药资本势力的打压等等，只是因为中医理论始终没有像西医和科学那样不断地取得进步，并将中医的理论框架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和希波克拉底医学相提并论。反中医者的心智被科学主义所蒙蔽，只能将中医纳入科学的发生发展逻辑秩序中考量，继而按照科学发展的逻辑对中医进行诋毁和否定。其实，中医与西医和科学属于两种本质不同的文化体系下的知识，中医是独立于西方理性主义文化发生发展的，它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和相较于西医恒久的诊疗优势。

首先，古希腊四元素说与中医的五行理论不具有可比性。诚然，跳大神、做法和献祭等巫术在上古时期的各个民族几乎都有，但中国古代的巫术并不是中医的来源，中医来源于“神农尝百草”的日常觅食活动和“羲和历象日月星辰”的天象、物候观察。中医与巫术之间的区别在《周礼》中表述的十分清楚，即二者分别由不同的中央职能部门管辖。熬草药、扎皮肤和放血等原始的医疗技术在中西方古代都有，但是中药和针灸有着系统的中医理论指导，这是其他民族所没有的。那种见着熬草药就认为与熬中药无异、见着扎皮肤就认为与针灸没有不同的观点，都是对中药和针灸的肤浅认知。就拿古希腊希波克拉底医学中的四体液说来说，它的基本原理来自古希腊哲人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说。四元素说是古希腊伊奥利亚哲人对周围自然环境观察后进行简单的逻辑思辨的结果，它是纯粹的抽象还原论，最后被进一步抽象为原子论。五行理论则是中国古人在长期的天文和物候的观察基础上，将自然时空按照五方和五时（夏时中再分出长夏以应土，所以春夏秋冬四时变为五时）进行分类，再用五种自然物象进行比类而成。阴阳五行理论维持着天地人和万物的整体联系，是自然万物变化的总规律。古希腊自然哲学分化为近代哲学与科学，而希波克拉底医学也被基于近代科学的欧洲医学（西医）所取代。但五行理论却能从古至今指导着中国人的生活实践，只要五行理论对应的自然原型不变，五行理论就不会过时。所以以阴阳五行理论为基础的中医既是古代的，也是现代的，更是未来的。

其次，西医及其文化母体科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发展源于它们的抽象性。尽管现代欧洲传统医学是从希腊克拉底医学蜕变而来，科学也在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基础上借助实验和数学而诞生，但不管是西医还是科学，都是古希腊原子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比如物理学中的碳原子，是从自然中解构出来的抽象实体，它脱离了自然整体秩序的束缚，不具有自然时空的属性，所以就不会受地域和受众的限制。抽象实体如此，那些基于抽象实体的科学和西医理论也是如此，它们可以传播到地表上任何地区为所有人接受。科学能够传播到世界，中医也同样可以传播到世界各地为所有人接受。中医理论所赖以存在的基础阴阳五行理论，描述是以日月五星为宇宙图式的自然变化规律。中国人受到日月五星的影响，其他世界各个地区的人群生活也同样受制于日月五星对地表的影响。所以中药和针灸已经传播到世界众多国家。我国是中成药的发源地，为了对特定的中成药进行保护，像云南白药这类独特的品种处方由国家实行保密制度。但这不是说其他中成药在印度或者希腊就不能被仿制出来，只要这些国家按照已经公开的中成药处方及其各味中药组成的要求，同样可以生产出疗效相同的中成药制剂。

最后，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的传播都受到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好的技术人们往往抢着开门引进，但是这种现象必须是在同质文化的地域内才会发生，比如在西方文化理性主义文化区域内，那些源自科学理论的技术为这些区域内的国家所乐于接受。如果某项技术源于非西方理性主义文化，比如不是来自于科学，就会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这就是为何西方人对中医文化会产生抗拒心理。中医在西方国家的传播如此，从西方国家传入中国的西医也是如此。西医在中国从明朝末期就开始传入，直到民国时期随着儒家文化退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才开始大规模传播。西医在中国的传播曾经停滞了三四百年的时间，就是受到儒家意识形态阻止的缘故，而直到最后西方国家携着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才把“赛先生”和“德先生”送进来，西医才得以在中国短期内就获取了医疗行业的话语权和国家医疗行政主导权，并在中国广大地区得到快速传播与发展。现在欧美地区拒斥中医中药，不是因为中医中药没有疗效，而是他们基于还原论的科学文化传统否定和排斥中医中药，所以美国FDA至今没有批准中成药在其国内上市，也不承认中药具有治疗作用。

综上可以看出，不管是西医内部的传统和现代的更替，还是科学和西医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都是其内在的文化特征所致，这些文化特征不足以表明它们就是先进的，也不足以表明它们就比中医在治疗疾病方面更有优势。尤其是西医不断地借着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理论技术的创新而快速发展，只是西医理论基于还原意识而产生的否定之否定的形态特征。不管自然科学技术增殖到什么程度，为西医所用的诊断与治疗的仪器设备和药物所采用的技术有多么前沿，都是破坏性与对抗治疗意识的产物。具有内向解构力的科学在人类欲求的层面因不断取得突破而彰显着先进性，但在维护人类健康领域却始终处在原始、落后的状态。破坏性的机械还原论使得西医始终是研究标本和动物的医学，其落后、原始、机械的治疗原理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的进步。因为人类生命体是原生的自然整体存在，它不容解构与破坏。西医的诊疗手段不但不能治疗大多数疾病，还成为了人类健康的杀手。那些受到科学主义蒙蔽的现代中国人只顾看到西医诊疗手段的翻新，比如用于杀灭病病部位与侵入肌体的微生物的仪器设备与药物不断更新，就以为西医的医疗水平在取得进步，这是典型的自欺欺人。

虽然西医的缺陷和弊端在中华文化主体意识面前历历在目，但受到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蒙蔽和文化自卑的心理影响，近现代中国人集体无意识地认为保持了几千年理论思维和形态不变的中医是落后的文化，需要按照西医和科学的标准去推动中医的“进步”，所以中医主流学界要进行中医与西医和科学的结合研究，用西医和科学去阐释中医的机理、改造中医的形态，在现代形成了从教育、研究、临床到管理的全方位的中医伪形态体系，由于这个体系的主体意识是科学主义意识形态，所以中医理论在这个体系中是处于被异化的状态。中医理论距离这个体系的中心越来越远，也就是越来越被边缘化。伴随着中医理论在中医主流学界的集体意识中逐渐被边缘化，中医共同体也走向前所未有的式微。中医在近现代衰败的原因，不是中医内部某些人宣称的来自于西方某种资本势力的打压，也不是那些科学主义者所认为的西医与科学的进步，因为西医和科学的进步只是还原知识增殖制造的假象，而是被那些笃信科学主义和怀着文化自卑心理的中医主流学界按照西医和科学的标准“进步”改造所致。什么时候中医主流学界树立起文化和理论自信，回归中医主体意识，不再认为中医是落后的，中医什么时候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否则就会被西医和科学最终解构成为“泡在福尔马林池子里的僵尸”。

8、阴阳五行理论是至简至易的自然规律

科学理论是古希腊原子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近现代意识形态，它是对自然的还原性解构和异化性建构，将逻辑思维编织的抽象关系内化为自然现象的本质，进而为接受科学知识的受众构造出一个虚实颠倒的抽象时空世界。那些接受科学知识的受众的视野一旦被科学理论所局限，看到的就只能是虚幻的抽象世界，而对真实的自然视而不见。由于长期的科学化教育，接受科学知识的受众已经习惯这个颠倒的抽象世界，他们无法理解反映自然规律的阴阳五行理论和以其为基础的中医理论知识，只能从科学理论的还原意识对其加以否定和诋毁，这种偏狭无明的认知特征在那些反中医的科学主义者言行上表现的尤为突出。

中医理论果真像欧阳乾所说的那样“与客观世界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巨大断层”吗？中医药的各个环节果真“全是一个个孤岛”吗？心智受到科学还原意识所蒙蔽的欧阳乾恰恰将中医与科学对自然的认识说反了。与客观世界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巨大断层不是中医理论而是科学理论，各个环节全是孤岛的不是中医药而是西医药。自然是客观的，人类的自我意识是主观的，主观认识能不能反映客观规律，就看有没有对自然施加破坏性的影响。科学对自然物的认识，首先是基于还原意识对其进行解构，然后再对解构出来的抽象的自然质料进一步解构或者建构。科学在实验室对认识对象的认识过程，就是对自然整体秩序的解构过程，所以科学实验本就是主观的，而由这种认识所获得的知识也不是反映客观自然事实的自然规律。与科学理论相比，中医理论是以阴阳五行理论为理论框架、形象思维为思维方式、观法比类的研究方法认识人类生命体所获取的知识体系。阴阳五行理论是古人长期观察天象和物候总结出来的自然规律，而观法比类是在没有破坏人类生命体的情况下对人类生命体内在活动规律及其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联系的认识。不管是阴阳五行理论还是中医理论都是对自然和人体生命体客观规律的认识与总结。与科学和西医相比，中医才是属于客观世界的知识。

前面剖析了中医与科学理论的客观和主观属性，接着就要辨析中医与科学理论的整体联系性。首先还原论破坏了认识对象与自然整体之间的联系。科学家们在原子主义幻觉的主导下始终寻求那种不可再分的宇宙本体，抽象原子的幻觉在科学理论中化为对自然的内向解构力，即通过不断地解构自然物，将其还原成为形态层级更低的抽象实体。这个解构的过程其实也是与自然秩序割离的过程，它造成了科学理论见木不见林的狭隘意识，也将认识过程日趋复杂化。就像欧阳乾所列举的那个护肤的例子，胶原蛋白本是西医生理学从皮肤中解构出来的抽象实体，要保护的对象是皮肤整体，那么仅仅从胶原蛋白入手怎能去保护皮肤呢？“是把胶原蛋白吃下去，还是敷脸上，还是往血管里打，还是往皮肤里注射”，护肤问题又被整得如此复杂，则是西医生理学对皮肤进行解构而造成的结果。由此可见，还原意识不仅割裂了认识对象与整体的联系，也将认识的过程变得更加复杂。

其次，还原论不断地对自然物进行解构，解构出越来越微观的实体，它们从自然中释放出来，就具有了新的属性，也就能够为人类提供新的用途，进而为人类的欲求不断提供满足的器具。“航天器都飞出太阳系了，光刻机都做到几纳米精度了，小小的原子核都被轰出了各种渣渣，渣渣又被轰出更小的渣渣了”，这些现象都是科学对自然进行还原解构的结果，它们看似是人类了不起的成就，也是人类对自然了不起的破坏。虽然科技可以通过解构自然物帮助人类实现上天入地，但是采用这种内向解构的方法并不能有效认识生命，因为人类生命体的健康本质就是整体的和谐，而科学技术恰是对整体和谐的解构与破坏，所以从细胞层面永远认识不清人类生命体内在活动的机制。阴阳五行理论是自然运行的总规律，它不是从解构自然的过程中得来的，反映和维护的是人类与自然的整体和谐。阴阳五行理论不可能像科学理论那样帮助人类上天入地，去满足人类日益放纵的贪欲，因为这些现象都是对自然秩序解构破坏而来，但它能够维持人类在地表上可持续性生存，这就是阴阳理论的无用之大用。

那么中医理论玄幻吗？那些反中医的科学主义者正是因为心智受到科学还原抽象意识的蒙蔽，将抽象世界的玄幻当自然客观的真实，将自然客观的真实当玄幻的抽象世界，持着这种颠倒的世界观去看中医理论，所以才会认为中医理论都是虚玄的。如果能突破科学的抽象时空世界对心智和视野的蒙蔽，就能发现中医理论是最真实的自然知识。人类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阴阳五行理论的制约，比如我们所处的白天为阳，进入夜里为阴。白昼黑夜的更替，就是阴阳的变化。我们也是白天活动，这是从阳；夜里就要休息，这是随阴。还有我们人体内的气血也是随着昼夜阴阳的变化，这都是天人合一的最直接的体现。即使是那些否定阴阳五行理论的科学主义者也不是独立在阴阳五行所主导的自然时空之外，他们为何还是将这种时时刻刻都在感受着的自然规律-阴阳五行视为玄幻的呢？就是心智受到科学还原抽象意识的蒙蔽。

中医对人类生命体是在自然联系中整体性认识的，对于中药也是在其原生的自然整体状态下进行认识的。不管是中药寒热温凉平的五性还是酸苦甘辛咸的五味，都是中药作为原生整体的自然属性，它们只有在将中药作为原生自然整体的状态下才能被感知到。每种自然物都不可能五种性味都俱全，而是具有其中某种或者某几种，继而具有了偏性，也就是中药的治疗作用。中医根据病因和病机的辨证，选择具有对应偏性的药物进行处方治疗。中药的作用机理，也需要在气血、脏腑和经络等人类生命体的自然组成框架内进行阐释。对于中药的认识如果从西医和科学的还原论去认识，将其解构成无数的抽象的原子单体，不仅会导致中药的自然属性会消失，而且也将整个问题复杂化，无法去理解中药在人类生命体内部的作用机理。用那些从中药中解构出来的原子单体与从人类生命体解构出来的孤立的抽象器官、组织、细胞和分子之间的作用去解释中药治疗机理，更是见木不见林、盲人摸象。

心智受到还原意识蒙蔽的反中医科学主义者从化药的毒性和副作用去理解中药的毒性，同样会对其加以曲解和否定。正是中药与化药具有不同的形态特征，也就使得它们的毒性具有了本质的不同。中药作为原生自然整体，它的毒性是可以通过炮制方法或者在处方中与其他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加以减弱和消除的。化药则是抽象的单元实体，其毒性是从自然物整体中解构出来后不再受到原来自然整体秩序的制约而新产生的，也是不可改变的，所以大多数化药在治疗的同时也会对患者的健康造成损害，这就是为何化药造成的药害已经成为人类健康杀手之一。毒性加以减弱本来是中医治疗相对于西医的优势，却成为那些反中医者以西医不可改变的毒性为标准加以否定和攻击的对象，这就好比那些只能爬行的动物去嘲笑直立行走的人类不能像它们只能爬行一样，由此可见他们的愚蠢和荒谬。

9、反中医是中西文化冲突无关个人医学素养

由清末著名的经学家俞樾开启的“废医论”，已经演变为那些激进的科学主义者持续近百年的反中医传统。如果说反中医在逾樾那里还是基于自己家人悲惨的人生遭遇所致，到了民国以后的反中医行为，就上升为中西方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尤其是以科学为核心的西方理性主义文化具有内向的异化解构力，这种内在的特征表现在文化形态上就是其具有其他文化所没有的侵略性与破坏性。科学主义者反中医并不是基于理智的思考，而是出于对科学主义的非理性信仰，从科学的抽象还原意识去看待中医理论所致。我们不能指责他们反中医是因为他们不懂中医，因为让他们懂中医是不可能的现实，他们从科学的抽象还原意识永远不可能理解中医理论，中医理论与科学理论之间并没有可以通约之处。所以科学主义者反中医，只是中西方文化冲突在具体个人言行上的体现，它无关那些反中医者的个人医学素养。

首先，欧阳乾将部分对中医曲解的观点树立成靶子加以攻击。中医理论是人类生命体活动的自然规律，不是那些根本没有理解中医理论的人士口中的“未知事物”。中医理论之所以不能被科学阐释，并不是科学没有发展到相应的阶段，而是中医认识的对象不在科学认识的范围内，中医知识与科学知识分属于两种不同世界的知识。科学对自然事物不可能进行认识，只能认识从自然整体秩序中解构出来的抽象实体。科学以原子论为理论框架、逻辑思维为思维方式、实验建构为研究方法，它即使处在纯粹思辨的自然哲学状态下观察自然，也是透过抽象的还原意识去看的；然后就是在实验室里，将认识对象从自然整体秩序中解构出来，异化成为抽象实体。这就是说自然在具有抽象还原意识的科研者面前始终是被遮蔽着的。既然中医认识的人类生命体的活动规律不在科学的视野范围内，那么不管科学发展到什么阶段和水平，都不会将中医理论阐释清楚，即中医理论相对与科学是不可知的。造成这种不可通约，是由中医与科学各自的理论框架、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决定的。中医虽然相对于科学是不可知的，但它不是迷信，更不是“未知事物”，中医在中华文化的主体意识认识范围内是可知的，而且是很简易的自然规律。科学不能阐释的，就将其视为迷信，这就是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典型特征。

其次，将与科学异质的中医视为跳大神和喝符水的巫术也是科学主义意识形态排他性认知的表现。像欧阳乾这类心智被科学抽象还原意识蒙蔽的科学主义者，自我意识里完全没有多元文化的认知，他们认为人类的文化除了科学就是巫术。如果破除这种科学主义的无明，就不难发现中医与科学的西医分属于两种不同文化下的医学知识体系。它们因为对人类生命体所采取的认识路径不同，而具有了各自治疗疾病的范围，以及不同的诊疗效果。西医缺乏疗效的疾病，就不能说所有其他医学都治不好。西医之所以治不好，是由其从科学那里继承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缺陷与弊端所导致的。比如科学的还原论将人类生命体解构异化成为孤立的次级形态的抽象实体，即器官、组织与细胞等，破坏了人类生命体的整体性和各个组成部分的整体性联系。这种破坏性的见目不见林的认识，必然会导致其疗效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那么西医对许多疾病缺乏疗效本在情理之中。但是西医不能霸道到认为自己治不好的其他医学也治不好，甚至将其他医学视为巫术，要求患者坐以待毙，这既是排他性的科学主义意识对生命的漠视。因为中医采取对人类生命体完全不同的认识路径，它将人类生命体作为整体看待，将其置于已经深入观察的自然大环境之下认识，保持了其整体性以及各个组成部分的整体性联系，能够看到西医因为破坏人类生命体的整体性而看不到的生命活动规律，并利用这些规律去维护人类健康，具有相对于西医防治疾病的领先优势，本就不足为奇。

最后，科学主义者质疑中医与其有没有资质无关。不管是质疑还是反对，科学主义者都是从非中医主体意识的角度去进行的，这就不可能要求他们去读懂中医。因为中医与科学本就是差异性的文化存在，那些笃信科学主义的信徒显然不会放弃自己的意识形态去接受中医，再从中医主体意识的角度对中医进行质疑。且不说中医主体意识不可能质疑自己，科学主体意识也不可能质疑自己，科学的怀疑精神只是针对某种假设理论的真假或者建构实验路径的对错进行批判性检验，而不是针对整个科学自身。就像我们每个正常人都不可能总是质疑我们自己一样，这样质疑的后果就是自卑，最后就是自杀。中医共同体不能期待着科学主义者从中医主体意识的角度去理解中医，唯一能让他们尊重中医的路径就是将科学的方法论与认识论的缺陷与弊端揭示清楚，让他们看到自己信仰的知识体系有着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建议他们不要将科学知识作为真理对异质的知识体系进行肆意的否定和诋毁。如果那些科学主义者心智受到抽象还原意识的蒙蔽，还在将其幻化为无所不能的真理，那么他们就会始终否定和诋毁中医，这是中西两种文化的冲突。中医共同体对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缺陷与弊端进行揭示，不是为了与科学进行全面的对抗，而是对科学主义者进行驯化，让他们能够参照中医的优势特征对科学自身进行反省，继而消除他们因无意识崇拜科学对中医产生的排斥与否定，实现相互尊重。

为了对近百年来的“中医黑”否定中医进行辩护，欧阳乾还不忘以括号的形式去阐释“废医验药”，认为他们对中医不是“全盘否定”。这种不明就里的辩解其实是对“废医验药”的曲解所致，因为所谓的“废医验药”对于中医而言就是“废医废药”。中药只有在中医理论指导下才能有效使用，才能成为防治疾病的药物，否则就是一堆草根树皮。反中医者所谓的“对药物用现代科学方法检验，取其精华”，实践中就是科研者者从中药中寻求解构出具有生理活性的抽象单元实体，也就是单体化合物。科研者在抛弃中医理论的同时，将自然原生形态的中药解构异化为化药，也就等于废除了中药。就像青蒿素对中药治疗疟疾和中药青蒿的功效异化性的遮蔽一样，反中医的科学主义者认为只有青蒿素才能治疗疟疾，而中医是不能治疗疟疾的。因此，“废医验药”本质上就是“废医废药”，对中医中药的全盘否定。

10、中医的形象思维是人类认识自然世界的唯一有效思维方式

由于心智受到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蒙蔽，那些反中医的科学主义者不仅将中医等同于巫术和宗教，对中药的养生与治疗效果更是持着怀疑和不屑的态度。他们只肯用那些从植物中解构和建构出来的化学药物的毒性去等同于相应植物母体中药的毒性，比如从马兜铃酸致肝损伤的毒性去认定马兜铃具有同样的毒性，也不愿从那些同样是从植物中解构和建构出来的单体化合物的治疗作用去接受相应植物作为中药具有的养生和治病功效。化药和中药属于两种本质不同的实体，它们的作用来源于不同的发现途径，那些反中医的科学主义者由于不能理解中医中药固有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就对中药作用的发现过程进行自以为是地否定。比如欧阳乾就拿那些反中医者经常取笑的以形补形的养生方式进行了冷嘲热讽。

中药是原生形态的自然实体，其性味、归经与升降沉浮和功效的认识有两种来源。最早的来源就是“神农尝百草”象征性表达的试吃活动，即古人在觅食的过程中通过尝试各种动植物或者矿物获得的直接感知。比如车前草清热利尿的作用，就是汉代名将马武在行军打仗过程中发现的。据传马武带领军队去征服武陵的羌人，由于不熟悉地形而打了败仗，被困在荒野。当时正是干旱少雨的炎热夏季，士兵和战马都因缺水而得了“尿血症”，当地又没有清热利尿的药材，战士们十分焦急。恰逢有位名为张勇的马夫偶然发现有三匹患尿血的战马不治而愈，他感到很奇怪，就去察看究竟，发现地面上一片象牛耳形的车前草被马吃光。他亲自试服车前草清热利尿的效果后，就向马武报告。马武大喜，随即命令全军吃车前草，最后治愈了全军的尿血症。除了试吃之外，古人还会通过形象思维的取象比类来获取对中药药性的认识，比如紫苏叶、桑叶、枇杷叶等植物叶子类的中药材大多入肺，能够温肺或者清肺，并有宣发或者清降的作用，就是比类其轻扬和生长部位而获得；而像菟丝子、沙苑子、韭菜子等植物种子类的中药材大多入肾，具有补益肝肾的作用，则是比类其与人体肾脏的功能而获得。欧阳乾嘲讽的以形补形的中医养生思路，就属于取象比类的形象思维，比如人参类似人形，古人可以先通过比类的形象思维获知其对人体具有补益作用，而后通过试吃加以验证，并进一步获取其性味归经、升降沉浮、有毒无毒以及具体的功效；或者先通过试吃人参获取其具体的功效，然后再通过取象比类的形象思维对其功效进行理解。不管是哪种认识途径，中药的药性都是建立在充分的生活和临床实践基础上的，它们防治疾病的作用不容否定。

西医的化药之所以不能按照中药的发现路径去研究，是由其元理论框架和思维方式决定的。古希腊自然哲学否定了自然物及其变化的真实性，力图寻求构成自然万物的宇宙本体，即那种不可再分的原子。科学就是在自然哲学的原理基础上采用数学和实验发展起来的，所以那些从抽象的还原意识去认识自然万物的化药学家们就会否定自然原生形态下的动物、植物和矿物对人体有着特定的治疗作用，他们或者从这些植物、矿物或者动物躯体中解析出有治疗作用的单体化合物，或者在原有的单体化合物的基础上去合成有治疗作用的药物。那些化药学家将中药材的原生形态解构之后，可以获取无以数计的单体化合物，由于这些单体化合物都是新解构出来的抽象实体，它们的抽象属性、与其他抽象实体之间的关系以及生理活性，都不得而知。这些从自然质料中解构出来的微观抽象实体，纯度高、作用强烈，所以化药学家既不能像试吃中药那样去认识其抽象属性，也不能通过自然的物象比类获取其相应的功效，就必须对其进行理化试验以及药理、药效和毒理的动物实验，获取其属性、作用和毒性。由此可见，化药通过动物实验去发现功效本是科学对人类生命体和药物进行抽象还原认识的必然产物。

不同文化体系下的医学知识体系，有着不同的元理论框架，也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科学和西医的元理论框架是原子论，而思维方式是逻辑思维，研究方法是实验建构。这种认知体系就是要把认识对象从其与自然和人的整体联系中孤立出来，在实验室里通过思辨假设对其进行重构，然后发现认识对象脱离整体之后的属性以及与其他抽象实体和自然实体之间的关系。中医则与科学和西医对人类生命体有着迥然相异的认识途径，其元理论框架是阴阳五行理论，思维方式是形象思维，而研究方法则是观法比类。这种认知体系对自然的认识对象不进行任何破坏性的干扰，而是通过整体联系下的身心感知和观法物象进行比类获取被认识对象的属性及其与其他自然物之间的关系。由于科学的逻辑思维对认识对象具有抽象的异化作用，而还原意识对自然物具有内向的解构破坏性，所以只有中医的形象思维才是认识自然万物唯一有效的思维方式。

科学的抽象还原意识所具有的内向解构力使其对自然秩序具有天然的破坏性，也使得那些笃信科学知识的主体具有了对非科学文化的强烈排斥性。中医与科学具有本质性差异，科学主义者从科学的抽象还原主体意识对中医理论的否定和诋毁是长期的，这种现象不是他们的个人认识问题，而是两种文化之间冲突的体现。从余云岫到方舟子，再到欧阳乾这类不知名的众多反中医者，他们只是科学抽象还原意识的人格化，只要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还在主导着我们的社会，他们就会层出不穷。为了捍卫中医存在的合法性与认识的正当性，中医家共同体也应该拿起批判的武器，做好与那些反中医的科学主义者进行长期意识形态斗争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