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麻大手术引起轰动

 

针刺麻醉始于1958年，当时只用于扁桃体摘除等小手术，影响不大。1959年，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根据北京结核病院的思路，广西柳州结核病院外科医师高永波于3月30日成功地用针刺麻醉为一名肺结核患者打开了胸腔，切除了右肺上叶。此后，他又做了12个病例，后来由于技术上的问题以及其他种种原因，未能坚持下去。1960年6月在青岛召开的全国结核病会议上，上海第一结核病院（以下简称“一结”）外科主任裘德懋看到了柳州针麻肺手术的论文，如获至宝。回沪后立即仿效，可惜失败了。

于是裘德懋派人到上海市针灸研究所（以下简称“针研所”），商量合作。针研所党支部书记兼门诊部副主任孙宝玺接待了他，并立即召集了党波平、汤颂延、陈德尊、金舒白等老中医一起商量。众人认为此事可以尝试，还设计了针刺方案。孙宝玺最后决定派胆大、懂西医的汤颂延去“一结”合作。

1960年7月5日，汤颂延等到“一结”，与徐学僖、赵振普等合作，单纯用毫针针刺经穴代替药物麻醉，为54岁的男性工人陈履平作右上肺叶切除术，获得了成功。整个手术3个半小时，参考广西经验，共针刺100多穴，患者神志始终清醒，能说话聊天，术后无痛苦，当夜睡眠良好。

 

陈德尊医生（左一）在病人手术前施行针麻

 

次日，汤颂延又与党波平等再赴“一结”，与谢庭槐、龙涛等合作，为第二例病人作针麻。病人名周国良，男性，23岁，学生，手术尚顺利，创口无明显疼痛；打开胸腔后苏联专家曾来参观两次，病人尚安静，神志清醒，能回答问话。就这样，针麻胸腔手术的大门被叩开了，研究人员兴奋异常，一起到上海市卫生局报喜。合作双方领导决定进一步加强合作，把这项研究引向深入。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到1961年9月，他们已完成了42例针麻胸部手术，成功37例，占88.1%，失败5例占11.9%。

1961年8月14日，卫生局副局长杜大公亲临“一结”，视察了第41例针麻手术后，予以肯定和鼓励。

1961年9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小剂量药物穴位注射和穴位麻醉座谈会”上，“一结”与“针研所”联合发表了题为《针刺麻醉应用于胸部手术42例临床分析》的报告。报告强调其操作特点是“干针”（单纯手法操作）到底；其优点是：工具简单；无麻醉的副反应；术中病人清醒，术后护理方便；体力恢复快，可咳嗽排痰；不用插管。他们的报告在会上引起了轰动。代表们参观了“一结”的针麻手术。

 

在上海针灸研究所举办的针麻座谈会

(1993年冬，后排右二记笔记者为刘立公)

 

        在政治风浪中纷纷下马

 

然而，当时全国正在批判“浮夸风”，医务界对他们的报告持不同意见，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有的表示怀疑：“针麻只有理论意义，并无临床实用价值”，“针麻没有理论依据”，“针灸医生搞麻醉是不务正业”，“既然用了麻药就是用药止痛”，针麻“是靠病人忍耐下手术的”，是“以痛止痛”等等。有些单位的针麻已下马。正巧此刻有位病人在针麻肺手术后，出现了精神不正常现象。消息传到中华医学会，一时间议论纷纷，有人认为是针麻引起的，给研究人员压力很大。同时在技术上，研究者也遇到不少困难。针麻对象不易动员，一度使手术量大减，工作几乎处于停顿，其中有整整9个月，没有一个病人。

在这困难的时候，党波平、金舒白、陈德尊等发扬了坚韧不拔的精神。坚持每周三次，一大清早从市区准时赶到“一结”报到，没有病人就甘坐“冷板凳”。

 

        来自北京的鼓励

 

1963年秋天，国家科委成果局局长田野来沪视察。市卫生局向他汇报了针麻研究的情况，他十分重视，回到北京后，即向科委领导作了报告。

1964年初，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亲临上海，了解针麻情况。在听取汇报后，于光远说：“此事很重要，我们已向毛主席、周总理汇报了，要认真总结”，“要加强领导，提供条件，考虑推广”。

于光远回京后，向卫生部长钱信忠通报了上海针麻情况，钱信忠立即派著名生理学家、中国医科院领导沈其震等人来沪参观。参观后沈其震等说：“开始我们不大相信，看了后才知道是真的。”接着，钱信忠又派了以北京结核病院院长辛育龄为首的十人来到上海，其中包括三位外科医师，三位麻醉医师，三位针灸医师，一位手术护士，他们学习并实践三个月。临走时辛育龄感叹道：“你们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方法，针灸与每一个手术步骤相结合，这才成功，我信服。1958年我们也搞过针麻，但没有这一套方法，所以失败了。”其实广西针麻下肺切除术的思路正是源于他们。回到北京后，他们又进行重复，也获得了成功。

 

卫生部长钱信忠（前排左三）

来沪视察针麻工作（1964.6.16) 

 

此后，卫生部长钱信忠于1964年和1965年先后三次到上海“一结”视察。钱信忠说：“我很高兴，你们的工作很好”，“手法要再简化一点，穴位要逐渐减少”，“能否用其他东西代替手法?如用电力（的机械化手法操作仪）”。1964年6月30日，中共上海市委教卫办发出《教育卫生情况》，通报了“针刺麻醉应用于胸腔手术”的研究情况，对针麻工作予以赞扬。市委领导杨西光除亲自来“一结”视察作指示外，还在华山医院开辟了第二针麻基地。

1965年的大年初二，于光远到上海“一结”，亲眼看到针麻手术取得成功。他说：“针麻这件事很重要，要当作典型来抓”，“我们要支持，需要人，化点人力，需要钱，化点钱”，“要设计一个漂亮的手术室，让外宾参观”，“针麻是国际水平，已经是无可非议的了，现在是要把对手甩得更远”。“去年科学中心讨论会时我也向主席汇报了针刺麻醉是大跃进的产物，要鼓励，毛主席说：‘是呀，要鼓励鼓励！’”“主席还说：‘好！中国人应该有志气，日本人坂田昌一发现基本粒子，我们中国人也要有自己的贡献’。”

 

        “中西医团结合作的成果”

 

不久，卫生部拨款60万元，在“一结”建造了2000平方米的三层针麻大楼，还为针麻研究进口了全市第一台八道程生理记录仪和动脉血气分析仪(ASTUP)，又用外汇订购了外文胸外科杂志，并由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科教电影《针刺麻醉》。针麻的临床、机理等各项研究工作均蓬勃开展起来。

在研究中，他们总结了许多针麻手术经验，如“十固定”（将针刺操作与每个手术步骤密切配合）、“五字要求”（严、快、轻、静、高）和20字口诀（聚精会神、目视刀向、刀落针重、刀起针轻、环环紧扣）等。此外，他们还发现练过气功的人，手术效果特别好。

随着针麻临床研究的成功，针麻机理的研究也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1963年，神经生理学权威张香桐和徐丰彦，心理学家胡寄南等来参观，参观后张香桐问：“捻针多少时间切皮?”裘德懋回答：“30到60分钟。”张香桐说：“其中不但有神经生理作用，可能还有神经生化作用，国外已合成止痛物质，是否针刺产生了这种物质?如能找到这种物质，则可以将这种物质作为研究指标。下次请神经生化专家来看。”

不久，张香桐、徐丰彦和神经生化专家李亮带着各自的学生沈谔、曹小定、顾天爵等人再到“一结”参观手术。参观后他们建立了相关的科研课题。其中顾天爵与“一结”的曾益涛、王寒贞等搞了兔的“交叉循环”，并观察针麻前后病人体液成分的变化，这一些为以后发现脑啡肽提供了思路。

在卫生局的帮助下，“一结”和“针研所”合作撰写成《针刺经络穴位麻醉应用于胸腔(肺)手术的临床研究成果报告》，并上报国家科委。1965年12月，国家科委以秘密文件形式正式颁发了这一报告，使之成为我国针麻史上第一个国家级成果。

1966年3月在上海科学会堂召开了“针刺麻醉与断肢再植工作座谈会”，于光远在会上说，针麻成果“使我们欢欣鼓舞”，“有现实意义，又有理论意义”。钱信忠在会上表扬“一结”和“针研所”“不断实践，不断总结，坚持不懈，终于取得成功，对全国针麻工作起了很大推动作用”。“针麻是我国医学的重大创举，是在党的中医政策指引下，中西医团结合作的成果”。

 

美国官员和记者发出了惊叹

 

正当“针刺麻醉”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针麻的合作研究被迫中断。一直到1970年，周总理于百忙中几次接见曹小定等针麻工作者，指出：“要搞大协作，把针麻原理搞出来”，“任何新生事物都有不足之处，要重视这一点！”为了迎接尼克松访华，《人民日报》于1971年7月18日向全世界正式公布了我国的针麻成果。

 

《人民日报》1971年7月18日头版

 

1972年2月，在尼克松访华期间，代表团成员黑格准将率领美国官员和媒体记者三十余人参观了针麻下肺切除手术，表示出惊讶和赞叹。这样针刺麻醉走出了国门，震动了世界医学界。

顾天爵、曾益涛、王寒贞等搞的兔的“交叉循环”实验，虽然在“文革”期间中断了，但他们的研究结果还是发表了。瑞典科学家重复这一实验获得成功，并且测出了脑啡肽。1975年中科院药物所邹岗访问瑞典得到这一消息，回来重复，获得成功。同时，上医大曹小定等在人脑手术中提取出脑脊液，从中找到吗啡样物质。1997年美国举行听证会，确认针刺的止痛等作用，使针灸在美国得以合法化。针灸走进了美国，也走向了世界，并带动中医走向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