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中国基本上是一穷二白，医疗保障集中于城市，而广大农村”看不上病”和“看不起病“的问题严重。为此，中国在广大农村建立了”赤脚医生“制度，用”一根针，一把草“解决了全民医疗问题，获得了国际上的认可和赞扬。

 

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都曾派专家组来我国考察农村卫生，考察组的报告特别强调指出：“中国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是发展中国家群众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尽管每个合作医疗的具体情况在全国有很大差异，但是总的来讲，它是由群众集资、采取预付医疗保险金的形式，解决群众基本医疗保健问题的一种医疗保健制度。”

 

世界卫生组织还在另一份考察报告中说，“初级卫生工作人员的提出主要来自中国的启发。中国在占80%人口的农村地区，发展了一个成功的基层卫生保健系统，向人民提供低费用和适宜的医疗保健技术服务，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卫生需求，这种模型很适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在世界银行发表的《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到，中国“到70年代末期，医疗保险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城市人口和85%的农村人口，这是低收入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

 

世界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也给予了恰当的评价：“在当代世界的发展中，中国做出了一项重大的贡献，即展示了一个国家即使在相对比较贫穷的时候也能在推进民众的健康与长寿方面取得重大的进步，也展示了卫生成就无需严格受制于经济手段，即使经济手段非常有限。……虽然当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但是中国的卫生成就己经开始同那些远比中国富裕的国家比肩了”。

 

中国建立这样的制度，与毛泽东对中医的认可是息息相关的。早在1913年，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笔记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在惨烈的革命战争中，中国的革命者正是在中医的辅助下才初步解决了伤病员的救治问题，毛泽东也是中医的受益者，比如，当年在延安毛泽东曾得了风湿性关节炎，发作时往往痛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仍不见效，后来让民间中医李鼎铭给治好了。

 

解放后，西医在中国占据了主导地位，却解决不了广大农村的基本医疗问题。为此，毛泽东亲自主导了一场关于中医药实践检验活动，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深入到了全国每一个村，并在全国大队(村)一级设立了“赤脚医生”，同时，建立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此，农民每人每年交一元钱的合作医疗费，每次看病只交五分钱的挂号费就行了。这是为中国亿万农民提供最大福利的制度，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是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农村出身的50、60、70后们，无不受益于这一制度。

 

当然，实现这样的制度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培养了一大批赤脚医生，他们扎根在农村，“赤脚医生”主要手中两件宝：银针、草药，中医的简便效廉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

 

1970年，由上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学院等集体编著的《“赤脚医生”手册》出版，不仅“赤脚医生”人手一册，大医院的医生也人手一册，普通百姓买来阅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译成50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

 

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了一部52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这部纪录片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中国“赤脚医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炮制针对农村常见病的药物和使用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该片在许多国家放映后，引发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

 

1974年，王桂珍作为中国“赤脚医生”的代表参加了世界卫生会议，并作大会发言。

 

1976年，中国“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代表人物黄钰祥和覃祥官出席了“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和“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会上，覃祥官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之后回答了参会各国卫生部部长和各大媒体记者的提问。

 

立足于银针、草药的赤脚医生制度、合作医疗制度的效果几乎震惊了世界，虽然当时的中国很穷，但在医疗方面的成就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现在世界又出现了医疗危机，随着大量疑难杂症的出现，西医无能为力，医疗费高涨，政府难以支撑，而中医正是解决这个难题的关键。可笑的是，“赤脚医生”制度在改革开放后被废除，大量赤脚医生一夜之间被《医师资格证》制度定义为非法行医，没有了他们，农村又重新出现了治病难，治不起病的现象，即使在城市，医疗保险费节节高涨早已让财政无力支撑。而这一切就是因为中国抛弃了中医，抛弃了赤脚医生制度。现在是到了反思这个制度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