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博物学传统与数理传统是科学史上同样重要的两大研究范式。近代之前的中医学，完整地体现了中国的博物传统，而考察中国博物传统的一个最佳标本正是中药药性理论与“本草”学。在近代科学与文化背景下，中医学对自身理论体系进行了系统整理，并建立起了以西医模式为参照的中医学科体系，思维方式从博物传统向数理传统嬗变，使近代中医学呈现出与传统中医学不同的面貌。这种思维模式的变化对当代中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观察取决于知识背景，理解取决于认识水平。”研究中医药知识的演进，不能不关注博物传统知识体系与数理传统知识体系在近代的交融与碰撞，需要寻找合适的观察点和立足点。

 

0  问题的提出

 

中医药学拥有数千年的实践积累，体系独具，理论独特，成就过辉煌，但在当代社会却难以展现自身的临床特色和优势；中医药发展历程中积累了浩如烟海的学术典籍，今天却常常无法摆脱自我辩护的尴尬境地；近百年来中医药拥有了快速发展的教育规模，却发现陷入了学术传承的危机之中。不能不令人思考原因何在？

近代一百余年是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科技都发生了巨大变革的时代。桑兵“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提出：“中国人百年以来的观念世界与行为规范，与此前的几乎完全两样，这一天翻地覆的巨变，不过是百年前形成基本框架，并一直运行到现在。今日中国人并非生活在三千年一以贯之的世界之中，而是生活在百年以来的知识与制度大变动所形成观念世界与行为规范的制约之下。”置身于这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知识体系一部分的中医药学，不可能独善其身。

 

关于博物学，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刘华杰教授认为：“博物学就是对大自然的一种描述，如果再加上限定语，就是对大自然的一种宏观层次的、不太深刻但注重实用的描述。西方博物学是作为人文学问的博物学者记录自然留下来的东西。到十八世纪，博物学才变成自然科学。”

“博物”一词原有广义与狭义二端。其广义是指一个人学问广博（书面知识）和见多识广（阅历经验）。其狭义则是孔子《论语·阳货》中所谓读《诗经》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虽可挖掘其深刻内涵，但更有其强调重在多识的本义。中国历来有着倡导“博物多识”的传统。魏晋时随着中国传统知识的积累，博物学兴起，涌现了一批博物学家，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如陆玑、张华、郭璞等。而对博物学的形成影响最大的传统学术，则有名物学、地志学、农学、本草学和图学。

1.1  本草所彰显的中国博物学传统

在中国传统医药学领域，博物传统体现得尤为突出。换言之，近代之前的中医药学，最完整地体现了中国的博物传统。中药药性理论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其构建中“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是典型的源于博物传统的学术体系，“本草”之学是考察中国博物传统的一个最佳标本。

汉简文献中的博物学观点（闻天下之道、察万物之本、知阴阳之化）成为本草理论形成的指导思想：“天下之道不可不闻也，万物之本不可不察也，阴阳之道不可不知也。”有研究者持论，阜阳汉简所出土的《万物》实为我国早期的“本草”“方术”之书，有贝母“已寒热”、莽（芒）草“杀虫鱼”等药物功效记述，特别是其“天下之道”“万物之本”“阴阳之化”，都是我国传统医药学的基本理论方面的概念。作为本草对象的药物，物化其阴阳属性，以为治病之用，察万物，化阴阳，在这样的传统思维指导下，如可由地域的山水可化为物性的阴阳，根茎花果的不同化为物性的寒热等属性，恰能由此而针对疾病的阴阳分野与病症的虚实寒热等，也正是体现了古老的博物学传统在本草中的运用。

 

汉代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不仅著录了入药的各种动物或植物的名称，而且采用相对规范的模式、极为简练的用语记述了这些动物与植物的生存环境，如麦门冬“生川谷及隄阪”，薏苡仁“生平泽及田野”，泽泻“生池泽”。说明当时人们对入药动植物的生存环境有了比较细致的观察研究。《吴普本草》已经出现了对植物形态的描述，虽然相对简单，但很具体，如人参“三月生，叶小锐，枝黑，茎有毛。”细辛“如葵，叶赤色，一根一叶相连”。此后诸家本草，无一例外传承和弘扬了这种学术传统。自唐代政府组织编撰《新修本草》开始，历代本草著作不但对药物有比较细致的形态描述，而且还附有插图，以便于使用者确定所记载的药用动植物。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宋代大批知识分子介入医学，也与这种重要传统的传承有很大关系。南宋郑樵《通志·昆虫草木略》论及博物之学何以在本草领域得到长足发展时说：“大抵儒生家多不识田野之物，农圃人又不识诗书之旨，二者无由参合，遂使鸟兽草木之学不传。惟本草一家，人命所系，凡学之者，务在识真，不比他书只求说也。”

这种求知认识和积累本草知识的方式，后来逐渐成为古代士人和医者共同的传统，如北宋时期由政府组织编写的《图经本草》就是仿唐代《新修本草》而作，并将“图注”和“图经”合二为一，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辨识药用动植物和矿物。此后，本草学家唐慎微又以《嘉祐本草》和《图经本草》为基础，编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迄于明代，李时珍编纂《本草纲目》，可谓集此前诸家本草之大成，遂成为中国博物学传统的代表著作。著名学者王世贞在其为《本草纲目》所作序中，称此书为“格物之通典”，不可“仅以医书觏哉”！

 

《本草纲目》凡例论药物部类之分，曰：“首以水、火，次之以土，水、火为万物之先，土为万物母也。次之以金、石，从土也。次之以草、谷、菜、果、木，从微至巨也。次之以服、器，从草、木也。次之以虫、鳞、介、禽、兽，终之以人，从贱至贵也。”其从微至巨、从贱至贵对药物进行分类的思想，所体现的正是博物学的视角。涉及每一味药物，又“诸品首以释名，正名也；次以集解，解其出产、形状、采取也；次以辨疑、正误，辨其可疑，正其谬误也；次以修治，谨炮炙也；次以气味，明性也；次以主治，录功也；次以发明，疏义也；次以附方，著用也；或欲去方，是有体无用矣。”每药标正名为纲，附释名为目，正始也；次以集解、辨疑、正误，为详其土产形状；再次以气味、主治、附方，为著其体用。诸如此类，都体现了中国的博物学传统。

又如药物法象原理，是中药传统药性理论的构建原理之一。法象，即法自然之象。通过药物的外在表象解释药物奏效原理，是中医认识药性的传统方法之一。宋代《圣济经》列药理篇，强调“物生而后有象，象后而有滋，本乎地者味自俱，本乎天者气自彰。”并具体分析了形色气味法象之理。在实际运用中，药物的法象包括范围很广，举凡形态、颜色、质地、生境、习性等，都可作为释药依据。

博物学作为一种重要的科学研究传统，是在对自然的宏观观察和分类的基础上，注重整体特征和联系的一种考察事物的方式。中国的博物学自魏晋时期逐渐兴起，一直到清末都没有太大的变化。简言之，博物传统主张以人的尺度研究问题，特别是强调整体联系。中药药性理论既重视局部效应，更重视整体效应，运用的是宏观、直观的认识方法，更体现为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和表述语言。源于博物传统学术体系的中药药性理论，所承载的文化基因是如此完整而清晰。

 

1.2  中药药性理论的形成基于传统中医学的知识、价值和思维方式

“医无药不能扬其术，药无医不能奏其效。”药性理论是中医从理论到临床的桥梁，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包括四气（四性）五味、升降浮沉、归经等。药性寒热温凉是与病证寒热相对应的，是从“寒热”这一特定角度反映药物作用性质、作用倾向的概念；升降浮沉与中医气机升降理论相关；而归经则离不开中医对疾病定位的认识，是以脏腑经络理论为基础的。因此，中医理论本身是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知识、价值和思维方式，具有自己的思维训练、意义传递和生成功能的复杂体系。

20世纪中叶以后，“中药”一词才逐渐代替“本草”，得到学界和社会普遍认同并广泛使用。所谓“中药”，并不是因为它们出产于中国而得名，产地并不是成为“中药”的必然因素。中药本身首先是一种天然产物，而不是天然药物，这种天然物作为一种客观物质并不具备中国的（或中原的）属性。大量原产于域外的植物和动物也被吸收为中药的一部分。早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外来药物就开始传入中国。随着对外交流频繁，不少外来药物进入我国，隋唐时期，朝鲜、东南亚、西域诸国、印度等地药物大量传入。历代本草著作对外来药物均有记载，如唐代李珣著《海药本草》记述的海外产地的药物达96种。至宋元时代，由于航海技术的突破，中外药物海上交流更加频繁，尤以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的使节进贡最为突出。唐宋时期外来药物尤其是外来香药的输入，填补了中国本土芳香类药的空白并推动了香药的广泛应用。历代本草中，诸多以“胡”“番”“西”“回回”为名的药物以及外来香药，虽非产于中原，但也都被称为中药，正是因为在中医学体系中获得了对它的特殊解读，使得这些外来的产物在中医的诠释系统里被赋予了“药性”，并和中医的诊断方法、治疗手段有机地融为一体，成为中医理论与治疗体系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是否按照中医理论赋予药性，是能否称为“中药”的前提。“1911年以前的中国本草著作中，有230种药物来自国外，其中非中国原产的药物195种，还有中国虽产，但外来药物品质更佳者35种。约占全部中国古代药物的10%。”“当今中医仍在沿用的古代外来药大约50余种，超过当今中医常用药的10%。”

 

2  数理传统与近代科学体系中的医药学

 

进入20世纪以来，曾引领“科学时尚”的博物学在科学前沿几乎销声匿迹，而以物理学、分子生物学为代表的数理传统学科则一枝独秀。

近现代科学是欧洲诞生的科学类型，它重视数学的运用，重视实验，也称为实验科学、实证科学。数理传统始于伽利略、牛顿。其核心理念一是必须是可以数学化，可以量化，可以进行计算，因而可以预测，可以控制。二是必须能够诉诸实验。它强调精确与深入，在分子生物学领域处于统治地位。由于近现代西方科学在今天影响最大，人们往往把“科学”等同于它，往往用它的标准作为科学的标准。甚者以至于产生出唯科学主义（Scientism），即“对科学知识和技术万能的一种信念”（《牛津英语词典》）。

现代医学属于在数理传统影响下所形成的学科。因此它把人体和疾病这样一些高级运动形式归结为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等低级运动形式，用这些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来解释人体和疾病。现代药物研究也同样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如药物在体内吸收、分布、代谢的药动学，即在严密控制的条件下观察药物的作用及其在体内的变化，常用数学公式和图解表达；研究药物作用原理的药效学，则用物理的、化学的方法研究量效关系、构效关系、作用受体或靶点等。这种研究思路和方法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不断向纵深发展。但同样运用这些方法研究中药时，复方拆分为药组、药对与单方，单味药分离成分类提取物或单体，有分化却乏综合，最终的研究结果往往无法回归中医的诠释系统，这成了最为中医学术界诟病的缺陷之一“中药西化”。中药药性理论现代研究也因为囿于药理学思想指导下的成分寻找，导致研究结果往往与中医传统理论和临床疗效大相径庭。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81473369）；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编号：2017YFC1702703）；山东省重点研发项目（编号：2016CYJS08A01-1）

基于时代巨变的大背景之下，考察近代科学思想和教育模式对中医基础学科群的影响，是我们近20年来长期关注并研究的问题之一。我们认为：目前的中医学科群，包括以基础理论、中药学、方剂学等为主体的基础学科群，以内外妇儿针灸为主体的临床学科群的架构，是在近代科学思想与西方医学教育模式下对中医药学进行规范与重构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学科研究模式，我们称之为中医的“近代范式”。随着这种近代范式的形成与发展，中医学基于古代博物传统的知识体系、思维方式和认知方法，也随之发生嬗变，对当代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以及中医教育、研究与临床均产生巨大影响，值得认真研究和反思。

1  博物传统与传统中医药理论——以本草学为例

 

在科学史上，博物学传统与数理传统是同样重要的两大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