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母亲是个中医

 

母亲是个中医。

 

从我记事起，母亲总是被一大群病人包围着。来看病的人通常是一声不吭地坐在母亲面前，把手一伸，母亲便诊脉。摸了左手脉，又摸右手脉，之后看看舌苔……

 

这像一场考试。估计全世界只有中医看病是病人掌握着看病的主动权。虽说是病人来求助于医生，却由病人先对医生进行能力测试，这个病人可以完全不懂医学，但却是权威的考官，因为他手里掌握着试题的正确答案。

 

中医的诊室从来都是病人团团围坐在医生周围。医生给一人诊脉，大家全看着。于是，这考官就不是一个人而是全屋的病人，每个人的病都成为大家的趣味考题。

 

诊完脉，轮到母亲答题了。她一样样说清病人的病症、感觉、起因、病理……病人像主考官一样绷着脸听着，渐渐地露出笑容，最后伸出大拇指赞道：“好脉条，好脉条啊！就你给治了，下药吧！”这时，一屋人也都展露出舒心的笑容。

 

千百年来，中医就是在这样的检测下生存和发展的，这也是自然生成的法则。

 

中医的拿手本事是说出病来，说不出来，说的不准，那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西医的看家本领是拿出病来，拿不出来病，让人看不到，那么西医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于是，中医要说出病在哪，病症和感觉，病的前因和后果等等。医生说的必须要与病人的感觉和症状吻合，得到病人的认可。比如我听母亲说病人出汗，应明白出汗有很多种，母亲会明确指出病人是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出什么样的汗。于是我明白了盗汗之所以叫盗汗就是人一醒汗就停。如果中医说不明白病，说的与病人的感觉和症状这一答案对不上，那么这个中医就被病人判错，也就无法将医生再当下去了。这就决定了中医注意整体，层层深入，注重事物间关系，抓住主要问题的特点。

 

西医要给病人做透视、化验、检测等等，有时还要从人体上摘下一块组织做病理，或者干脆来个剖腹探查，怎么也得找到病——病变、病灶、病菌、病毒，也就是拿得出、看得见、测得到的具体的病。这决定了西医向精微方向发展，因为这是西医的立身之本。

母亲说病说得准，不仅通过诊脉说出患者有什么病，还能说出什么时候会流行什么病。

 

每到春季，母亲便会根据她对气候的感知开方让我去抓药，然后配制为成药，赶在流行病来到之前早做准备，她说到时现制药就来不及了。

 

有一年春季，母亲也是这般催我早做准备。但给我印象颇深的是，她告诉我，这一年春天得病的将是孩子，症状是发烧、气喘，而且烧得两个脸蛋其中一个脸蛋红，另一个脸蛋却是白的。我不信，发烧怎么会是半边脸红？我从未注意到这一现象。母亲指着她开的方子中一味名为“葛根”的中药说，这味药就是这个方子的灵魂，将使疗效奇佳。

 

我把药买回，粉碎、碾压、过筛，制成散剂，坐等病人上门。

 

还没等病人上门，母亲又开方，让我再准备一付药。她说，流行病一旦暴发，一部分人会找中医用中药，另一部分人会到西医院住院治疗，而从西医院出院的孩子将会小脸青白、虚弱、厌食、啼哭不止……于是，其中的一部分还会再来找中医治，这付药就是给他们准备的。

 

我正在配制第二付药时，第一批孩子如约而至了。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一个个烧得呼哧带喘的孩子全是一个脸蛋通红，另一个脸蛋是白的！

 

病人来得太多了，我成了药剂师，忙着分发药品。很快，第一批药就分发光了，我又加紧赶制第二批药。这时，那些从医院住院回来的孩子也上来了。一个个小脸青白，啼哭不止。我又开始分发第二批药。

 

第二批药发放完了，这个春天就过去了。

 

秋天，母亲也是备好药等病人来。当有病人问起病因时，母亲说：“你家是过日子人，过冬的准备做得太早了，‘十一’就封了门窗，早早就生了火……”病人惊道：“你怎么知道的啊？真是这样的，我家早早就封了窗户……”

 

母亲不仅提前预见时令病，还根据人们的生活方式预知什么样人会得什么样病，也是提前备好药等病人上门。

 

母亲有个大木头箱子，里面放着几十个瓶子，里面装着配好的药，瓶底贴着标签，写着“温胃散”、“护心丹”等药名。那时我以为这些药名是全国一个叫法，可后来在中成药中我并没有见到这些药，才知道是母亲自己的组方。

有时母亲不在家，来了熟人喊胃疼，我要是认为这病是从寒凉上来的，也敢包上两包“温胃散”给人吃。但母亲有时会把两瓶中的药兑配到一起给病人吃，还可以搭配着早晚服用不同的药，这我就不行了。

 

如今的中医也很少像我母亲这样成批给人治病了。时令病、流行病、瘟疫，是母亲做医生时需要先行感知的。母亲治病很像一个作战指挥员，分清层次，主战场、分战场……她不仅仅针对一个个来到她面前的病人，更是针对人群，看人群疾病的整体走势。

 

我之所以回忆有关母亲治病的事并不纯粹是忆旧，任何历史上的今天都是今天的历史，历史具有今天的意义，而时间是历史底片的显影剂，母亲当年备受家人责难的、连她自己也说不清的好多做法，到今天才显现出意义。我之所以用叙述的方式从我母亲开始谈中医，只想尽可能展示历史原貌，我相信形象的信息是全面的，事实自己会说话，我希望读者帮助我解读其中的意义，或者帮我判断我的解读是否正确。

（02）母亲就讲“拎着三根手指走天下”

 

虽然来找母亲看病的人很多，好多人对母亲甚至推崇到迷信的程度，但我小时对此不以为然。

 

我尊崇的是西医，这来自父亲的影响，父亲在大学教书，信奉科学，追赶时代潮流，总是能最先获知最新的科研成果，并为此兴奋不已。我为父亲描绘的科学蓝图所吸引，相信科学能无限地解决人类遇到的所有问题。如果说科学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仅仅是时间问题。

 

西医就是科学在医学界的首席代表。

 

父亲对我说，在青霉素发明前，每到春季，病死的孩子扔在郊外，比草捆子都多。看看如今的人口增长率，就是西医保障的结果。过去，人们对男人最担心的是“车前马后”，对女人最担心的是“产前产后”，如今西医的手术将这个问题解决得令中医望尘莫及。西医难道不够伟大吗？我认同父亲的说法。

 

没事的时候我喜欢逛医院。医院可称作科技博览会，各种检测手段之高超，令人吃惊。我在省医院看到什么“肌电”、“射线”之类的大型仪器，已觉得够登峰造极了，可到北京的医院，人家医生一挥手就是：“去做个基因检测”。其检验报告单上没有一个汉字，密密麻麻的全是英文字母、数字符号、配以彩色基因图谱。我看不懂，可还是久久地看，这些尖端科技真是太有震慑力了，我怎能不被它震慑得五体投地呢？

 

西医院高大、亮丽，先不说能不能治好病，光挨个设备过一遍，便死而无憾了，因为你可以通过片子、屏幕等亲眼看到置你于死地的肿瘤、病毒的形象。西医直接治病，直接用刀切割肿瘤，用射线杀“病”……而且各种报告单在你手里攥着，让你死也死得心里明白。

 

我曾在一套现代化手术室的候诊间等候一位专家。护士一会告诉我：“正在打洞。”一会说：“在造隧道。”一会又说：“开始搭桥。”我觉得这个医学专家是个地地道道的工程兵，正在修建新的铁路干线。

相比之下，说中医怎么原始都不过分。中医没什么设备，一些老中医甚至就在三尺蓬屋里给人看病，设备就是三根手指头。母亲就讲“拎着三根手指走天下”。母亲的诊室就是在家里。后来她病了，躺在床上也给人摸脉。

 

中医的这种简便性使母亲常在深更半夜被人用车接走，潜入医院，给脑炎的病人敷药，给中风的病人扎针，给要死的人诊脉……

 

中医的治疗手段不过是针灸针、刮痧板、火罐之类。更多的医生连这些也不用，仅用廉价的草药。一位中医曾告诉我，每一地所生长的草药就足以治疗当地的绝大多数疾病了。

 

母亲虽然没什么设备，但看的病却不少，除了不正骨，不开刀，她什么病都治，不分科，不分男女，什么样人都有，什么病都有。经常有刚出生几天的婴儿被抱到母亲这来，或抽、或烧、或将死。母亲拿一根细细的针灸针，扎扎手，扎扎脚，扎扎肚子，往嘴里抹点药，头上敷点药，孩子就好了。母亲看婴儿不摸脉，是看手，看手指上的血管和掌纹等。有时她看过婴儿的掌纹后会轻轻叹口气，我就知道这孩子是智障。

 

如今，看人们治疗银屑病，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病非专家不可，我就感到奇怪，医生就是医生，还分什么专家？专家的含义是不是单项分高于普通医生，综合分低于普通医生？可我小时看母亲治这类病都是平常病，也是手到病除的病。看如今专家治银屑病告诉患者绝不可沾酒，我就想到母亲治这病恰是服用药酒，只是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时药稍贵。记得母亲有一次开了药方，再三劝一位中年妇女说她15岁的女儿得的病得抓紧治，一定不要疼惜12元钱，把药抓了给孩子吃。后来那个孩子死了，母亲很奇怪，一打听，那母亲果然是舍不得12元钱，没给孩子吃药。

 

中医治病缺少设备和手段，这是我小时看到的中医的缺点。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看病不是越来越简便，而是越来越复杂。过去医生可以背着药箱出诊，现在是救护车拉着病人到医院就诊。因为在家里已经看不了病了，便是救护车里仪器、设备也不少。现在的医生离不了仪器，所说的大医院含义就是拥有大量仪器。走好几个城市的医院只是为了确诊已属正常。我这样看病时就自嘲说，与其说是用仪器给我检病，不如说是我检阅机器。尤为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同样的检测设备，每到一个医院便出一种检测结果，这诊断也就不一样，所以好多人就一路看过去，一直看到北京、上海为止。这病看得是不是够麻烦，够复杂？这医疗成本有多大，普通老百姓能这么看病么？

 

小医院为了生存，就会几个医生集资买一台仪器，然后尽一切可能让病人用上这仪器，这台仪器赚的钱只有投资的人才能分成，于是，一个机器一个“坑”，病人到医院躲得了这个坑躲不了那个坑，都是坑钱的。

 

物极必反，看病太复杂了，有时反倒使我怀念起母亲那“三根手指走天下”的中医气概了。这使我意识到诊断方式简单也是中医的长处，让医生走天下总比让病人走天下要好。

 

从前给皇上看病的设备也是三根手指头，与百姓看病无异，皇上治病喝的也是中药汤。所以，百姓有羡慕皇上荣华富贵的，却没有在治病上羡慕皇上有什么特殊的。但在没有了皇上的今天，却因治病的复杂程度将人重新划分出等级来，产生了新的不平等。有一部分反对中医的人就是出于看人家在西餐厅吃饭而不甘心自己在小饭铺吃面的心理。在生死攸关的问题上，医疗上的不平等极大地刺激着人们的神经。

 

有人认为医疗本身具有的趋高性是现存问题的症结，都想找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可我认为，人们真正需要的是最好的建议，需要信得过的医生朋友。从母亲的行医实践中我总结出这一点。

（03）母亲教人把早产儿放在贴近肚皮的位置，再用棉裤兜住，跟袋鼠似的

 

现代人对医学产生了依赖性，有一种生活医疗化的倾向。对医学的信奉使人们不能“我的身体我做主”，于是，本是自然的事情也变得不自然起来。

 

我的一个同学给我讲她在澳大利亚生孩子的经历，听得我目瞪口呆。感到现代医学把生孩子这件事弄得不再是一个自然、简单的过程，而是一种有如“神六”发射的高科技程序。我想，我要是经过这样一个生孩子过程，被激发出来的一定不是母性，而是对高科技的崇拜之情。

 

她先叙述产前检查。我听了说：“完了，非给你剖腹不可。”我知道这种情况也完全可以自然分娩，不是非剖腹不可。她说：“是啊，医生说了，这是必须的。”人家西方医生还很以人为本哪，刀口划在下腹部，还是弧线形，考虑到让你还能穿比基尼。她说，手术室为抑制病菌，温度很低，做完手术又用凉水给她进行了全身清洗。我说：“完了，你非发烧不可。”她说：“医生说了，这也是必经阶段。”我听了替她叫苦不迭，谁说生孩子就非得发烧呀？医院赶在她发烧之前先给她挂上吊瓶，这样她就不至于烧死。一听用药方法和饮食，我说：“天啊，你非没奶不可。”她说，医生说了，没奶也是正常的。好在西方服务设施完善，什么都想得很周到，孩子喝牛奶不成问题。我听了不由得佩服西方的高科技真是有本事，硬是把正常和不正常给颠倒过来，还能给不正常的事铺出路，使新一代人接受其为正常，我真怀疑，科技力量能把这条不自然之路铺多远？是不是有点越过真理了？

 

我告诉我的同学，她的确“享受”了一番西方的一流科技服务，但除了挨一顿大可不必的“收拾”外，没得到任何好处。

 

我推崇科学，但还没有推崇到为了享受高科技而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医生去整治的地步。

 

每年单位体检，都能掀起一场治病浪潮，因为没有人是没有“毛病”的。一位同事按照医生的建议把子宫“挖”出去了，阑尾“切”下去了，胆囊“摘”除了，被除掉的还有扁桃体、蛀牙……医生告诉她，她身上的痣也应该全部挖光，以防癌变。

 

医生拿着我的检测结果大惊小怪，说我有许多病，还得进一步深入检测下去。我说，你们还有什么样的检测仪器？我患病的数量和轻重程度与你们的检测能力成正比。按医生的意思，非得把我治成各种检测指标的平均数才行。

 

西医的科技手段是如此的发达，以至使西医的治病成了科技展示。但从相对原始、落后的中医角度看西医又能看出其高科技背后幼稚的一面。

看一条美国最新科技报道说，发现早产儿放在保温箱中成活率很低，而要是贴着人的皮肤给早产儿保温，成活率却很高。这让我说不出的晕。在中国，早产儿的成活率一直很高。过去的人，穿很宽松肥大的棉裤，母亲教人把早产儿放在贴肚皮的位置，再用棉裤兜住，跟袋鼠似的，七八个月的早产儿也多兜活了。美国的最新科技就发现这个？每年春天市场上的小贩都会把要死的鸡雏给我，我把它们用布包上放到怀里，都能活过来。

 

我不是反对现代生活的医疗化，而是对这种将人与自然越隔越远的医疗做法持保留态度，有些担忧这种生活方式对人的思想意识产生不良影响。

 

我看西方人就像看他们的牛，看他们的树一样，高大、健壮、白皙、纯净、精力充沛。和他们相比，我们的确是“东亚病夫”。今天的“东亚病夫”也想把自己的“病”摘除干净，也纯净得如西方人一样。可是，德国人为他们的树担忧，没有一只虫子在身的森林，必须靠定期喷药来维护，因为它已受不了一场小小的虫灾了。纯净的牛也要靠不可少的抗生素来保持纯净。西方的人靠医学把可能的不安全因素尽可能地剔除干净，但身体过于纯净究竟意味着健康还是危险？生活医疗化到底是我们的积极选择还是无奈退守？

 

中医以阴阳平衡论健康。对“病”不是千方百计地找到它、摘出它、消灭它，而是重视它产生的原因，改变它产生的条件，引导它弃恶从善。这就像中国人看一个人往往不按一个标准去论人的优、缺点，而是整体地看一个人的属性。我常常说不出我朋友的优缺点是什么，也无法想象从朋友的性格中摘去“缺点”之后他们会是什么样。优缺点之分的思维会使一个人以为改掉自己所有缺点就能让自己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殊不知，改正缺点与成为完美的人是两回事。所以，摘去了“病”并不必然地就成为一个健康人。

 

中医的着眼点的确不在“病”上，而是在健康上，这个健康概念甚至允许“病”与人共存。于是，中国人的身体不是纯净的，有“病”、有“毒”、有“菌”。中医治病，严格讲，不是摘“病”、消“毒”，而是引导病、毒，以病治病，以毒攻毒，生、克、制、化，扶弱抑强，固本强精……

 

可是，医疗生活化已成为年轻一代人的生活模式，他们已经习惯“科学”而自觉排斥自然。多数年轻人视自然为敌人，视科学为保障。我同学的儿子从大城市来我家，我给他做自然食品，他拒绝食用，指着蒸熟的土豆说：“马铃薯皮有毒，不能吃。”我问：“那你吃什么？”他说：“我要吃火腿肠。”我问：“火腿肠中的那些添加剂就没毒么？”他说：“人工合成的化学产品是无害的。”存在决定意识，身在科学中，便成科学人，今后出生的孩子会不会觉得环境污染也是正常的？

摘自《问中医几度秋凉》

 

| 作者简介 |

艾宁，原名梁爱宁，女，汉族，1958年11月生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母亲是中医，父亲任教于齐齐哈尔大学。

 

她母亲是一位“拎着三根手指头走天下”、活人无数的民间中医；她女儿正在中医院校读书，同时拜了师傅，是一个有点“另类”的现代中医生；她自认为自己太理性而没有学成中医，学了中文，作过教师，当过律师，在妇联呆过，搞过企业，现在是一名检察官，可以说是这个中医家庭的“叛逆者”。如今她常常为没能将母亲的宝贵经验继承下来，传给女儿、留给社会而愧疚、自责。于是，从2007年4月起她将自己几十年来在这个中医家庭中对中医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以随笔的形式在网上连载，写成记叙母亲行医和女儿学医经历的网络纪实文章《问中医几度秋凉》，期望能给他人以启示和参考。

 

来源：摘自《问中医几度秋凉》，作者：艾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