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已提到我八十年代初期到美国研究骨关节病理、运动创伤、骨关节生化和超微结构，后来又涉及康复医学。当时我就注意到,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临床中心（NIH）并不採用针灸治疗。但是病人忍耐着很多难治的病痛，比如疼痛、呕吐和恶心等等。这是癌瘤病人接受化疗和放疗后常有的副作用。病人痛苦，又没有有效的药物能改善症状，所以医师也非常头疼。为什么呢？因为病人如不能坚持接受继续治疗，NIH的有关研究项目就会终止。看到这个情况，我就问:你们为什么不用针灸呢？针灸应该很有效，至少是可以缓解症状。但NIH医师回答说：我们对针灸毫无了解，更无从应用。就在这个现象的基础上，我由助理院长陪同，拜访了NIH的院长。我当时提了两个建议。第一:希望NIH支持研究针灸，并用针灸给NIH临床中心的病人治疗。第二:希望NIH提倡和资助中医中药的研究。而院长的答复却让我吃惊！院长说：针灸我们研究过了。我们所得到的数据只能证明针灸没有什么疗效，只是心理作用罢了。所以我们就不再继续支持针灸研究了。中药作为新药报批在FDA。我则耐心地解释着：在中国的医院里都设置了针灸和中医科，还有中药房。中医与西医并举，相辅相成则更有利于病人。院长先生笑着引出了一句格言：“除了上帝，任何人来NIH说话，必须拿出数据来！”

    这个钉子碰回来令人深思。让我开始认识到中国和美国的医学标准不同；中医和西医的标准不同。NIH只接受单盲和双盲的临床研究，对照组和治疗组的差异如无统计学意义就站不住脚。而八十年代以前中国的临床研究很少能达到美国的标准。所以那时候马上找出针灸的科研数据是不切实际的。在NIH工作了几年，使我清楚地认识到NIH是美国西医的最高权威。它实际上是美国卫生福利部的主体，领导和资助着美国医学研究的全面发展 。它有三十几个研究所；每年数百亿美元的研究经费；支持着二十多万科研人员的研究。NIH的院长和癌瘤研究所的所长一直由美国总统亲自任命。NIH是美国和世界公认的最高医学权威机构。简而言之，中医针灸要想在美国站住脚，就必须要过NIH这座火焰山。

    八十年代的美国，针灸在各州和民间发展，而美国医学界却根本不相信针灸。 想在美国发展针灸确实是难上加难。我当时正和我的老师在NIH从事关节软骨生化和病理的研究。海斯科教授是美国著名的生化权威。他诚恳地劝我说，你若不回中国搞你的长项运动医学、骨关节病理生化和康复医学，那太可惜了！因为在这个领域里，你将是中国的领军人物，NO:1！再有，我们美国人是不会相信针灸的…… 我知道他是爱惜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但他确实说出了美国医师对中医针灸的真实看法。

    我在思考中，觉得在美国搞成中医是完全没有把握的事。这时候忽然出现了一个新的契机。世界卫生组织（WHO）为了推广传统医学在美国的发展，希望在NIH有所斩获。WHO和NIH 的合作通常是和谐的。所以，我决定接受WHO的任命，担任传统医学顾问官员，在NIH 从事中药治疗骨关节病的研究 ，兼推动针灸的发展。同时，我决定开创自己的中医诊所，要用临床疗效来证明：中医针灸是有效和安全的疗法。从一九八六年开始，我和妻子陈尚青药剂师开始了我们艰难的创业历程。

    我们诊所的第一批病人便是NIH 医师同事介绍来的疑难病症。 对这些病人西医已束手无策，他们对针灸也只抱着一点点的希望。在自己中医诊所的平台上，我终于可以放手用针灸治疗病人了。当初这些针灸病人来自各个阶层、各个职业和各种肤色。他们中间有普通老百姓，也有奥运冠军和亿万富翁。他们经过了针灸系统治疗后，大都得到了满意的疗效。我们的中医诊所开始赢得了病人的信任。诊所接踵而来的病人是美国医师和他们的家属 。他们开始都是抱着怀疑和希望接受中医针灸治疗的。我清楚地意识到治好他们的病痛意义重大。事实上，我的中医和西医功底帮助我顺畅地和他们沟通。后来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了我的好朋友。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在同事和病人中传播中医针灸的信息，建立了针灸良好的口碑。针灸的神奇不断地在华盛顿主流社会中传播着。在这批医师朋友中，有八位是不同领域中的专家权威。他们不仅是我们的粉丝，也成了中医针灸在美国的护法金刚。他们在美国医学界对针灸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前后进来的另一批病人是华盛顿的政界精英。其中有国会参议员和众议员，部长及白宫官员。他们多由医师或互相介绍走进针灸诊所。当他们接受针灸取得明显疗效时，就自告奋勇地在国会会刊上发表讲话，向总统推荐和表彰中医针灸的神奇疗效，并指出了在美国医政改革中要发展中医针灸是一个重要方向。这些政界精英尽管党派观点不同，但在推动中医针灸立法上却表现得十分团结一致。他们不下几十次在NIH 、国会和白宫等重要场合表彰我的工作和赞扬中医针灸，并强烈支持针灸的立法。回顾那一段六年多繁忙的临床工作，我的目的就是要积累大量成功的临床病例，争取在NIH办起第一家针灸临床诊所，让中医针灸登上西医的最高殿堂。

    八十年代中医的信息在不断传播。医学界和舆论界都在逐渐转向。到了一九九一年的春天，NIH临床中心主任戴柯医师终于说话了。他德高望重，素享盛名，是NIH著名的内科和风湿病权威。他是那么说的:“我们还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评估中医针灸，但是针灸似乎是比较安全。我看Dr.Ming 是个最可以信赖的人选。那我们就开始试试针灸吧！”于是我终于被NIH临床中心聘请为“中医针灸临床顾问”，与受聘的神经外科、骨科主任医师等齐名。当时NIH的医师和朋友都高兴地祝贺我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特别是康复医学主任伯格医师。一九九一年五月三日，针灸作为医学专业终于在NIH 临床中心有了一席之地，有了可能展示针灸医术的平台。这当然是 NIH临床中心承认针灸的历史性转变。在NIH那六年多的临床实践中，我非常珍惜这天赐的良机，精神抖擞地担负起针灸会诊和治疗工作。因为病人的需要，我连星期六和星期天也都处于“ON CALL”状态。另外，出诊治疗联邦政府的高级官员也属于我的职责范围。那时候，针灸在NIH及联邦政府不断地扩大着影响和建立着信誉。

    这个阶段有几件大事发生了，值得回顾：

    一九九一年国会决定在NIH 设立替代医学办公室（OAM），由一位资深国会议员督导，批准专项经费，旨在发展一个新的医学系统。后来叫补充替代医学（CAM） 。

    一九九四年十月美国国会批准了关于食品添加剂法案（DSHEA），把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中草药及健康食品均划为Dietary Supplement (DS) 的范畴，由FDA负责监管。这项法规自然就保护了中药和草药在美国的安全使用，为中医中药及其产品在美国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广阔的新路。

    同年，我参加了NIH召开对针灸初步评估的工作会议。该会邀请了包括来自英国牛津和剑桥大学的中西医结合专家及该领域的美国医师，一共四十三名专家参加会议。会议上专家所提供的科学数据充分地支持了中医针灸的重要医疗价值。当时由华盛邮报著名记者作了五大版面的系统报道。文章充分地肯定了针灸的临床疗效；还热情地赞扬了我在NIH临床中心治疗病人的成绩。

    一九九六年三月，FDA相应地作了批准针灸针作为正式医疗器械的法规。从那以后，针灸针就不再是试验或观察器械了。因此用针灸针治疗疾病成为名正言顺的医疗手段。保险公司就再也找不到借口不支付针灸的费用。

一九九七年的春天，NIH为十一月召开全面评估针灸的正式会议成立了筹备委员会。我被聘请为筹备委员。筹委会的工作会议举行了几次。委员们这时候都热情地期望着NIH针灸评估会议会开得成功。我们再也很难听到NIH怀疑和否定针灸的声音。形势变了，舆论变了，NIH院长和西医专家的看法变了。针灸很有希望得到NIH的承认和肯定了。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三日至五日，NIH全面评估针灸的正式会议终于召开。这是NIH第一次向美国公众以及全世界结论性地肯定了中医针灸的医疗价值。针灸被确认为有效和安全的医学治疗。这是美国主流医学首次接受外来医学的里程碑。中医针灸终于过了NIH这座火焰山，从此迎来了中医针灸在美国蓬勃发展的春天。这个历史里程碑的矗立对于我与其说是感到欣喜若狂，还不如说是如释重负。默念着孟子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我知道针灸在美国立法的历史新阶段开始了。

   田小明  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后注：关于二零零零年以后我担任白宫补充替代医政委员和国家补充替代医学顾问委员的工作情况，以后再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