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西医用于评价实验室研制出来的新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所采用的随机双盲对照试验，就成为了多数现代中国人评价中医的标准。他们认为中医的辨证治疗不能像西医那样采取随机对照试验的疗效评价体系，所以中医治病的疗效根本不可信，即使中医的疗效比西医更好。中医主流学界因为笃信科学主义，要将辨证论治的中医学改造成西医那样的循证医学，他们为此建立了各种改造中医的循证医学研究中心。由于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对心智的遮蔽，现代中国人在常规疾病的治疗过程中看不到针对患者个体辨证论治的疗效优势和理论先进性，一旦出现爆发性的瘟疫，到底是循证的西医先进，还是辨证的中医更先进，人们就能加以清晰地辨析。

一、有效应对本次武汉肺疫突显了辨证医学的优势

以往被那些科学主义的信徒用来否定中医的循证医学在防治这次武汉肺疫的表现到底如何？代表西医学界的钟南山院士在疫病爆发初期就强调西医针对本次疫病没有特效药，对于那些疫病患者只能依据2003年抗疫的经验，使用抗生素、抗病毒和激素类药物对症治疗，并由呼吸和循环支持疗法加以配合。起初，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广发作为国家医疗专家组成员随国家卫健委赴武汉指导工作被感染，回来后被用抗艾滋病毒的药物克立芝（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治愈，这个药物就开始在西医临床上广泛应用，后来证明该药的效果针对不同的患者差强人意，而且还有导致腹泻的不良反应。接着，国内的西医学界关注到美国用“瑞德西韦”治愈其国内首例患者，便迅速与该药的研发方吉利德公司联系，由中日友好医院负责在武汉进行随机双盲对照试验，试验结果至今未知。随后，钟南山院士2月18日在广东省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宣称磷酸氯喹对冠状病毒是有效的，并表示此药副作用不大；国家卫健委在2月19日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中将颇受关注的磷酸氯喹正式纳入抗病毒治疗，但很快就传出磷酸氯喹有过量可能致急性致死的不良反应。正是因为西医在整个疫病的治疗过程中缺乏特效药，使用未能经过或者正在循证的药物进行治疗，导致湖北省内前期疫病患者的病死率居高不下。

全面否定和排斥中医的西医界在这次抗疫的过程中彻底失去了疗效上的优势，这是其理论和治疗特征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对于传染性疾病，西医基于科学的还原论意识将其病因归于能够传染的病原体侵入人体所致，并在病原体与人体细胞之间建立起相互作用的孤立、抽象的病理模型，依据这个病理模型去寻找防治药物。药物科研人员开始需要在实验室里筛选那些能够在离体动物器官、组织或细胞中对相应的病原体有抑制或者杀灭作用的药物，然后再通过动物体内实验研究药物在体内的作用机制。初步确定筛选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之后，开始进入一期和二期临床试验，并在三期临床试验中通过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临床试验进一步确定筛选出来的药物疗效，药物通过三期临床试验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价之后方可进入临床应用。从西医药物研发的整个流程来看，药物研发与临床治疗是完全分开的。面对像瘟疫这类突然爆发出来的疾病，西医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能在实验室研究出相应的新药。比如这次在临床上使用的抗病毒药物，多是发现在体外细胞中具有抑制新冠病毒的作用，未经循证就直接开始在患者身上试用。由于这些药物缺乏三期临床试验评价，有的药物经过部分患者试用后发现效果并不明显，而且还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反应。还原论导致西医循证试验成为漫长的机械化的研究，使其无法应对新的病原体引起的大规模传染病。

与西医从微观形态层面去认识传染病和研制药物不同，中医是在自然原生形态层面来认识人类生命体活动的规律和治疗瘟疫类疾病。中医根据人体与自然之间的整体性联系认为引起瘟疫的病因是自然气候变化异常产生的邪气，邪气在侵入人体后引起脏腑经络和气血津液的异常，继而发为疫病。中医治疗此类疫病，先通过四诊搜集人体异常的症象，然后判断侵入人体内的邪气性质、侵入和传变的脏腑经络部位以及损害的具体情况，再将具有不同自然偏性的中药组成相应的复方，祛除侵入体内的病邪，修复受到损害的部位，并最终恢复人体的健康，这就是中医对疫病的辨证论治的过程。中国人与疫病在漫长的斗争过程中，已经形成了系统的防治理论，比如能够预测和判定疫病属性的运气理论、诊治疫病的基础理论《黄帝内经》和临床诊疗理论《伤寒论》、《温病条辨》等。所以不管遇到什么样突然爆发的大规模疫病，中医都能够通过辨证论治，快速精准地辨清侵入人体病邪的性质、侵入人体的部位和轻重程度，然后选择相对应的方剂或者调整后的方剂为患者进行治疗，而且这种治疗是可以针对每个患者的疾病发生情况进行个体化辨证论治，制定精准的独立治疗方案，保证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正是由于辨证论治的中医在治疗疫病的理论上要先进于循证施治的西医，所以在这次疫病的防治过程中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湖北省在抗疫的前期让中医参与治疗率只有30.2%，西医由于缺乏特效药导致病死率居高不下，而其他省份都能让中医大比例的参入治疗，大大地提高了治愈率、降低了疫病致死率，有几个省的病死率为零，都是让中医积极参入的必然结果。

二、随机对照试验是机械还原论的产物

顾名思义，循证医学就是遵循既往临床上可靠的证据来指导治疗相应疾病的医学，它是西医在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积累大量数据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循证医学的核心就是要有可靠的临床试验数据，而什么样的数据最可靠？毫无疑问，就是基于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产生的数据，包括临床试验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价内容。经过近百年的全民科学化教育，现代中国人的心智被科学主义意识形态所蒙蔽，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共同体，都将西医评价药物疗效的随机对照试验方法加以泛化，认为中医也应该接受这种评价方法的疗效评价，否则就不能证明自己的疗效，而中医没有采用随机对照试验评价疗效就是无效。这种循证主义的认识完全忽视了中医的辨证论治与西医辨病施治的本质性差异，随机对照试验的确是西医临床药物疗效的有效评价方法，但它是机械还原论的产物，根本就不适用中医的辨证论治，这就好比以猿猴的爬行特征去评价人类的直立行走一样。

随机对照试验所使用的数据处理工具是统计学，而统计学在医疗领域研究的对象需要具有孤立、抽象、重复性的特征，西医基于机械还原论而建立的抽象孤立的病理模型为这种统计学在西医临床上的应用提供了必要条件。西医将所有疾病的认识建立在实验室里建构的病理模型上，这个病理模型是孤立的、抽象的，它与患者基于生命整体的个体体质相剥离。科研人员在实验室里以病理模型为依据，设定相应的诊断和疗效评价指标，去寻找治疗药物。如果说病理模型在实验室研究的过程中是抽象孤立的，它在随机对照的临床试验中也是如此，那些被纳入统计病例的患者就是被视为这种病例模型的载体，他们作为自然的生命体所具有的个体化差异基本被忽略。这种不顾患者体质个体差异化的研究方法是以评价药物的疗效为目标，并不是为了实现治愈患者。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开展随机对照试验有个必要条件，即在实验室里构建出来的与人体相剥离的抽象病理模型，它能够排除临床医师和患者体质个体差异化对统计分析的干扰。这种基于机械还原论的研究方法恰是中医理论所摒弃的，因为中医治病是依靠医家理论思维能力为主要因素的针对患者个体体质的辨证论治。

由于西医治疗的行业标准是由科研人员在实验室确定的，临床医师只要按照行业标准去傻瓜式地执行即可。机械的西医诊疗过程给临床医师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空间很小，所以随机对照试验直接排除了临床医师个体差异导致的临床疗效差异，而病理模型则排除了患者的个体差异化对疗效评价的影响。病理模型是抽象孤立的，它掩蔽了临床上患者因个体体质差异导致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的不确定性。由于这种研究方法是针对药物和病理模型的，忽略了患者的个体体质的差异，即使那些药物通过了临床疗效评价，一旦进入医疗市场在临床上使用，随着样本量的海量增加，患者个体体质差异化也在增大，原来少量样本确定的药物疗效就会被快速地稀释，进而将其低效的真实结果彰显出来，而且也会因患者体质差异出现大量的不良反应，那些通过随机对照试验的药物最终会因为疗效低、不良反应多而被临床所淘汰。

如果说随机对照试验对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评价缺乏有效性，那么整个试验过程对患者的健康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损害，这也是随机对照试验所具有的天然的恶。随机对照试验的目的是评价药物的疗效，而不是以治愈患者的疾病为目的。尤其是为了顺利开展随机对照试验，会对患者的治疗过程进行机械严格地用药限制，空白对照试验的对照组更是给患者口服没有药物的安慰剂，这就会导致患者因为在试验过程中不能得到更加有针对性的治疗而被耽误病情，严重者甚至会导致病情加重而死亡。所以随机对照试验为了评价新药的药效，不是选择最经济最有效的治疗路径去为受试者进行治疗，往往以损害他们的健康为代价。尤其是那些最后被评价为没有疗效的药物，而且还有严重的不良反应，那么所有试验的患者的病情都被延误，健康都会受到相应的损害。面对这次武汉市突发的新冠肺炎，西医难以在短时间内针对这种疾病在实验室里找到对应的特效药物，对原有的药物也无证可循，就只能根据经验选择抗病毒、抗生素和激素类药物去进行随机对照试验。有的药物经过临床验证一段时间后发现没有效果，而且不少药物的不良反应也突显了出来，这也是武汉在全面实行中西医结合之前病死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三、中医接受循证改造是理论的倒退

受到机械还原论的制约，西药科研人员在实验室里解构或者建构出来的微观形态层面的药物，由于其理化性质、对人体作用都是未知的，且不能直接用于人体试验，所以需要开展动物体外和体内实验，再到人体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逐步验证研制出来的药物的临床有效性和安全性。与西医相比较，中医就不会遇到针对未知药物进行临床疗效验证的问题，因为中医使用的都是自然原生形态的植物、矿物或者动物，这些自然原生形态的中药材经过像“神农尝百草”那样的历史选择，中医家已经明确其气味、作用部分、功效以及毒性等自然属性，所以中医可以在临床上直接根据人体异常的情况进行组方应用。中医家治病的疗效，不像西医那样是由科研人员在实验室研究来决定的，而是完全取决于四诊和辨证论治的精准性。不管是汤剂还是中成药，其疗效和安全性都是依赖于中医家在辨证论治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和对个体体质的把握。

辨证论治是以治愈患者为终极目标，该过程既要充分利用中医家的主观能动性，也要充分考虑患者体质的个体差异化。中医家会随着患者的个体体质的差异化以及疾病动态的变化过程不断地改变处方用药，直至将患者的疾病治愈。辨证论治始终处在即时的灵活变化状态，它不可能开展西医那种以评价药物疗效为目标的机械化的随机对照试验。虽然每位中医家在临床诊疗过程中都需要遵循辨证论治，但是历代的医家在临床上都有自己针对某些病证探索出来的具有确切疗效的方剂，医家自己或者官方就会将这些方剂制成丸、散、膏、丹等固定剂型的中成药供患者使用，比如宋朝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就是这类中成药的集大成方书。由于这些方剂都是医家在临床辨证论治的长期实践中积淀下来的，它们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都是在医家辨证论治的指导下才能得到保证。但是现代中医主流学界受到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仿照西医对药物疗效评价的方法，不仅要求那些新研制的中成药在上市之前必须进行随机对照试验，还要将中医临床治疗也改造成像西医那样循证用药，即将辨证化的中医学改造成循证化的西医学。

中医的循证化改造本质上是摒除中医治疗过程中的辨证论治，将中药转变为类西药，按照西医的诊断和随机对照试验的结果在临床上不经辨证论治直接应用，并将中成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不是建立在辨证论治基础上，而是像西药那样遵循以前的随机对照试验的证据加以应用。这种循证化因为没有辨证论治，导致中成药在临床上应用不仅疗效低，而且还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反应。近些年来，国家药监局不但没有纠正中药的循证化应用，而且还将那些未经辨证论治而滥用中成药产生的毒副作用作为其不良反应写进了中成药的说明书里。这种不良反应的标注违反了中医理论特征，对患者健康也不会有积极作用。中医的循证化改造导致了临床疗效的降低和不良反应的增加，这不是中医的进步，而是十足的倒退。西医治病依靠科研人员在实验室里研制的药物，而中医治病依靠具有较强辨证论治能力的医家。中医治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是由精准的辨证论治决定的，要提高中医治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包括中成药的应用，就要提高中医家辨证论治的能力；要提高中医家辨证论治的能力，就要提高中医家的心性存在层次。因此，中医疗效的提高需要向儒道中求，而不是向西医和现代科技求，向现代科技求是缘木求鱼。

不管是非典型肺炎还是新冠肺炎，以辨证论治为特征的中医在治疗上都要优于以循证施治为特征的西医。伴随着中华文化在二十一世纪的伟大复兴，中医主流学界应树立坚定的文化自信和中医主体意识，辨析循证医学的不足和缺陷，不要再将先进的辨证医学改造成落后的循证医学，跟随西方文化的发展亦步亦趋。以永恒的自然变化规律为基础的中医，不仅是传统医学，也是现代医学，更是先进的未来医学。中医主流学界需要走向觉醒，以中医主体意识重新认识西医和科学的本质，修正中医与西医之间的关系，推动中医走向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