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中医科学化仍然是目前指导中医发展的战略思路，而实现中医科学化的途径就是中西医结合，具体内容包括用西医西药理论去阐释中医理论，用西医西药的理论形态去改造中医理论形态，建构容纳中西医知识体系的新医学体系等。现代西医学本是十五世纪之后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是属于科学的医疗知识体系。中医主流学界不顾中医日益式微的现实，几十年如一日地追求中西医结合，其背后的主导力量还是科学主义。因此，我们要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中医发展政策的根本变革，就需要深入批判科学主义意识形态支撑下的中西医结合。

一、“中西医结合”的缘起

自辛亥革命之后，笃信民主与科学的现代知识分子逐渐掌握了国家政权。他们从此在国内更加强势地推行西方科学与民主主义文化，极力诋毁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固有文化。西医群体在民国时期虽然人数不多，却掌握着国家医政话语权和行政主导权。他们力主崇尚科学的西医，废除不科学的中医。虽因中医学界的强烈反对与抵制，没有实现短期内废除中医的目标，但西医群体排斥中医的态度并没有丝毫地减弱与改变。面对来自西医学界的强力打压，中医学界的领袖们在没有辨清东西方文化本质的情况下，错误地认为中医要想存在下去，就必须科学化中医。如谢诵穆在《中医往何处去》一文中提到：“中医科学化，为今后中医必循之途径，为今后中医正直平坦之大道”；何云鹤在《整理国医学术》一文中指出：“改进国医必须采用现代科学医学之知识技能，诚属天经地义，无可更改”；陆渊雷更是提出了“中医科学化”要分三步走的思路：“第一步，使此后业医之士渐成科学化”，“第二步，使世界医学界得明暸国医学之真价值”，“第三步，使国医学融合世界医学，产生一种新医学，而救死已疾之法益臻完善”。由此可以看出，中西医结合思路与最终目标本是中医学界回应来自西医强力打压而提出来的，陆渊雷的观点成为了后世官方发展中医的基本思路。

西医主导国家最高医政管理部门的局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并没有因执政的主体发生改变而被削弱，反而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这就必然导致中医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会遭到来自医政管理部门的歧视与打压。比如贺诚与王斌两位卫生部副部长就将中医贬为“旧医”和“封建医”，不仅在全国第一次卫生会议上按着中医学界的意见要求其逐渐走向科学化，还打着“科学化中医”的幌子采取系列措施消灭中医。毛主席察觉二人的倒行逆施之后，为了扭转中医发展的被动局面，化解中西医队伍之间的矛盾，便依据当时中医在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中占多数而西医占少数的现实，提出了西医要学习中医的号召，力图把中西医团结起来。

在西医学习中医的基础上，毛主席又沿袭了陆渊雷的观点，在1956年进一步作了“学习西医的人，其中一部分又要学中医，以便运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我国旧有的中医中药，以便使中医中药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讲话。自此，用中西医结合发展中医并形成高于中西医的新医学的思路正式成为国家意志。为了进一步落实毛主席的最高指示，1958年10月11日卫生部党组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毛主席就在这个报告中作了“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著名批示，并寄予“西学中”能够培养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的希望。

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政府大力扶持的各种形式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并没有象毛主席在当年所憧憬的那样催生出统一的中西医结合医学，也没有出现他所期望的中西医结合理论家。直到如今，令人称道的中西医结合研究成果就是西医西药科研人员从中药中解构出几种像治疟疾的青蒿素（已经产生耐药性）、治疗白血病的三氧化二砷这样的化药。无论是青蒿素还是三氧化二砷都是西药，它们只能促进西医临床疗效水平的提高。与国家每年投入的中西医结合研究的资金相比，这样的结果与预期目标还是相差甚远。

二、“中西医结合”的本质及其不合理性

学术研究必须遵循独立自由的原则，学者们根据自己对相应学科理论的理解与把握，进行自己在该研究领域里的创造性研究，继而有效地推动该学科的发展。但这种独立自由的学术研究一旦被权力所左右，许多学者就会被迫进行违心的伪学术研究，有些学者甚至不知情地在这种伪学术研究中终其一生。那么为何一旦权力左右学术研究，就会容易出现伪学术？这是因为那些把握公共权力并以此而能够支配公共学术研究资源的政治家往往会把自己的主观愿望作为目标去强加给自己根本就不了解的学科研究。由于这种研究只是出于个人的主观愿望，没有坚实的理论依据，违背了学科自身发展规律，所以就会像研究“永动机”那样成为空想的伪学术。

“中西医结合”的发展思路虽然在当时没有经过论证，但50多年的中西医结合实践却对其作出了最为肯定的回答：国家推行的50多年的中西医结合没有结出推动中医理论发展的具体果实，而且耗费了大量社会资源。从实践上来看，中西医结合没有成功；从理论上来加以证明，那么中西医结合也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它忽视了中西医两种理论体系的本质性差别。

首先，中西医结合论者自认为中医和西医认识的都是人体，它们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这就是中医和西医结合的坚实基础。然而这个依据就象一个远望的沙墙，看起来很坚实，却经不起近距离的敲击。同是“人体”这个概念，西医和中医赋予了其具有本质差异的内容。

西医把人体赋予了“器官、组织、细胞、基因和分子”的实体内涵。我们知道西医的思维方式是理性的逻辑思维，研究方法则是建构性的实验，它的基本理论框架是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化学以及生物学的相关理论，而这个基本理论框架是建立在古希腊的原子论的基础上的。运用这种抽象的逻辑思维、建构实验的研究方法和原子主义的理论框架，必然会把研究对象主观地割裂开来，然后再进行建构性地认知。西医已经把人体割裂成一个个孤立的器官、组织、细胞、基因，甚至达到分子的层次。西医用这一个个孤立的器官、组织、细胞、基因和分子的知识代替了人体的知识，然而人体是一个与自然有着广泛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人体不是这些器官、组织、细胞、基因和分子，对它们的认识也代替不了对人体的认识。

中医则把人体赋予了“气血、经络和五脏六腑”的实体内涵。中医的思维方式是整体性的形象思维，研究方法则是观法比类，它的基本理论框架是古人在从事长期的天文观察和农业活动中总结出的气化论和阴阳五行理论，其基本原理则是天人合一的整体自然主义思想。所以，中医在这种整体性的形象思维、观法比类的研究方法和阴阳五行的基本理论框架基础上，在天人合一的整体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必然会把人体放在自然整体的环境中来认识，由此而产生的气血、经络和五脏六腑则是中医的研究实体。这些实体都是建立在人体与自然广泛联系的基础上的，它们与自然的运行处在一种不可分割的共生状态之中。

中医与西医只有共同的“人体”概念，却没有共同的“人体”实体内容。没有了共同的根基，新医学的空中楼阁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

其次，中西医结合论者在丝毫没有认识到中西医并没有共同的研究实体的情况下，简单地认为中医与西医就是方法论的区别；即使这个方法论的区别，他们也简单地认为就是把对象作为整体或者是局部看待的差异。事实上，中医与西医不仅没有共同的实体基础，也没有共同的研究方法。即使中西医都把研究对象当着整体，因为中医观法比类，而西医则要建构实验，那么中医的整体论与西医的系统论也有着本质的区别。

中医的整体论与西医的还原论之间的区别并不是把对象作为整体或者部分那样的简单，这还涉及到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原理论框架之间的差异。中医的整体论是一惯的，它采用的是形象思维、观法比类研究和统摄天地人的阴阳五行元理论；而西医的还原论采用的则是抽象的逻辑思维、孤立的建构研究和原子主义理论。即使是被西医人士所津津乐道的系统论，与中医的整体论也有着本质性的差异。同是把对象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论在认识这个整体的时候却采取的是逻辑建构的方式，而且其赖以认识的原理论框架仍然是在还原论基础上建立的理论。这就决定了中医整体论与西医系统论认识对象的内容也有着本质的不同，在中医那里是未经破坏和建构的自然事物，而在西医和现代生物学这里却是在还原论基础上构造的人工造物（器官、组织、基因和分子等）。因此，西医系统论与中医整体论根本就不是同一个层次上的理论。

既没有相同的认识对象，也没有相同的认识论，这两点论证就足以彻底否定推行有半个世纪之久的中西医结合。没有经过坚实的理论论证，仅是出于美好的愿望，中西医理论结合只能成为不可能实现的空想。

三、中西医结合给中医发展带来的异化影响

中医与西医本是从两个具有本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生发出来的，它们之间既没有共同的研究实体也没有共同的元理论框架，这就决定了它们只能是平行地发展，那些任何旨在统一中西医两种医学的思路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然而就是这样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却在科学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成为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指导中医学界发展中医的战略方向。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不受主观意志所左右的发生规律，不遵守其客观的发生规律必然会遭到应有的惩罚。中西医结合不但没有产生如期的效果，反而通过西医阉割了中医家的中医理论思维，把大量的中医家异化成了游离在中医之外的“伪中医”，继而导致了中医队伍整体医疗水平的急剧下降，中医家队伍的数量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萎缩。中医就在这种中西医结合的路线中走向了异化性的消亡。

甲、在中医教育上，为了通过中西医结合去实现中医科学化，中医教育严重偏离了自己的终极目标。我们的中医教育不再是去培养用中医手段进行救死扶伤的中医生，而是培养能够实现科学化中医的中西医结合研究人员。

为了让中医院校的学生毕业后能够进行中西医结合研究，就必须向中医学生灌输大量的西医知识。于是，中医学院不再是让广大中医学生补习中国古典文化去培养中医理论思维，而是继续通过大量的西医知识课程去强化这些学生在中小学就训练过的逻辑思维。如果说用西化中医的教育方式培养中西医结合的研究人员还不够，那么我国政府采取的另外一条途径就是鼓励西学中，让部分西医临床医师或者其他自然科学领域的科研人员在具有坚实的还原逻辑思维的基础上改学中医，以便能够用西医或者现代科技研究中医中药，实现中医的科学化和中药现代化。

我们不难想象，如果中医教育根本培养不出能用中医理论思维的学生，只有那些能够用西医理论思维和研究方法来认识中医的中西医结合人员，没有了支撑中医理论知识存在的主体，那么中医还能发展吗？

乙、在中医的研究项目上，为了贯彻中医科学化的政策，国家每年提供大量的人财物力去鼓励那些阐释和改造中医理论的中西医结合的科研项目。这些项目主要研究的场所就是各大中医药院校、中医院或者一些西医院校。

中医与西医是在认识实体、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理论形态等各个方面都有着本质不同的两种医疗体系，中西医理论的发展本是在各自的理论框架上的自我拓展。那些用西医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或者相关理论来研究中医理论，明显地是对中医理论的遮蔽与异化性的替代。透过西医理论来看中医理论得到的只是西医理论的幻象，用西医理论不可能把中医理论解释清楚，要认识中医还是要回到中医理论自身的理论框架上来。从目前发表的大量中西医结合文章来看，多是中西医理论上的杂糅和思维的混乱。那些无知的牵强附会和理论怪胎，既没有把中医理论解释清楚，也没有积极的临床指导意义。

中西医结合研究违背了中医学的自身发展规律和文化特征，必然会浪费大量的社会资源且没有实际意义，这种研究就象投入大量的资金要造永动机一样。没有任何理论依据的中西医结合最终带来的是伪劣的学术研究，只能导致中医走向异化性消亡。

丙、在学术组织上，医学界成立了国家级和地方性的中西医结合协会，以便促进这些中西医结合人员的交流和制定中医结合的具体措施。同时，这些协会为了发布自己的“理论成果”和表达对中医发展的意见，出版发行大量的中西医结合刊物。

六十多年过去了，我国进行的中西医结合恐怕留下的主要成果就是这些中西医结合协会，研究伪学术的学术性组织。这些组织是中医科学化政策导致的结果，但是其成员大多掌握着中医行业话语权，对中医发展的方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这个结果正在强有力地推行中医西化的战略举措，把中医推向异化性消亡的深渊。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如果这些研究伪学术的学术性组织不进行重新定性和转型，那么导致中医异化性消亡的西化路径就会继续，中医的复兴也就难以实现。

丁、最后再说说那些现代化的中医院。从科学化的政策指引，到中医院校开展中西医结合的知识教育，再到以西释中的中医项目研究，中医院就是最终验证中西医结合合理性与正当性的具体场所。

从中医教育到中医研究，中西医结合始终贯穿其中，中医院更是把这种中西医结合发挥的淋漓尽致。如今的中医院，性质上与西医院只是大同小异。诸如中医院的科室完全按着西医院科室的划分法进行；诊断不再是以望闻问切四诊为主，西医的所有诊断技术和设备几乎在中医院内都能见到，有的装备甚至比一般的西医院还要先进和齐全；病人在中医院的花费大部分都浪费在“伪中医”开出的西医检测项目上。现代的中医院为老百姓提供的不再是“简便廉验”的中医医疗而是昂贵的西医医疗服务，这种现象正是对中西医结合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的最有力的否定。中医院里存在的种种西医诊疗现象就是中医异化性教育和异化性研究的结果，它正在导致中医异化性的消亡。

四、纠正政策惯性，终结中西医结合

往往一项错误的政策在短时间内很难被纠正过来，有些错误政策直到最终毁灭掉一些东西之后才与毁灭掉的东西一起寿终正寝，却始终得不到纠正。造成这种错误政策顽固存在的势力就是由错误政策所造成的结果存在，它强化了这种错误政策继续存在的能力。就拿中医的发展来说，中医队伍中的中西医结合研究人员就是由错误的中西医结合政策所造成的伪劣的结果，而这个伪劣的结果又反过来强化导致中医异化的中西医结合政策的持续和贯彻。这就是我所说的政策惯性。

就在中医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我们不能再让中医科学化的政策继续“惯”下去，这样只会损害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健康。所以，我们需要做中西医结合历史的终结者，而不是持续的参与者。

第一，终止各大中医院校一直进行的西化中医的中西医结合教育，回归以中国古典文化为基础的中医教育传统。

教育是源头，要想扭转中医异化性消亡的局面，就需要培养出能够传承和弘扬中医文化的主体；要想培养一批支撑中医存在的“纯中医”，就要终止各大中医院校开展的中西医结合的现代知识教育，回归以中国古典文化为基础的中医教育传统，以强化广大中医学生的中医基本理论素养和思维。因此，各大中医药院校需要做好回归中医的教育改革，逐渐减少或取消系统的西医学课程，代之以儒家和道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内容，仅像西医院校只为学生开设一门《中医学概论》那样，为广大中医学生开设一门介绍西医学的课程。

第二，终止各大中医院校开展的中西医结合研究项目，将中西医结合学会和中西医结合的刊物归属于西医西药行业管理。

错误的中医科学化导致中医主体的伪化，中医主体的伪化又不断地强化中医科学化的深入，导致中医走向西化性的衰败。既然中西医结合研究本质上是西医西药研究范畴，那就把从事这种以西化中研究的科研人员及其研究事项归还给西医西药行业。将属于中医的重新归于中医，将属于西医的重新归于西医。国家要发展中医，就要终止在各大中医院校继续支持的中西医结合研究项目，强制性地将各级中西医结合学会和相应的学术刊物划归西医西药行业管理，进而将其作为西医西药发展的分支进行对待。只有标本兼治，才能扭转中医日益异化性衰败的困境，脱离西化，回归传统，还给中医一片独立自主的蓝天。

每一种认知体系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并因此而形成与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相适应的理论形态，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理论形态是浑然一体的。如果中医要按着西医的理论形态来改造自己，中医就必须抛弃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而这最终会导致抛弃与这种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相适应的理论体系，那么中医就会异化成非本质的西医，这意味着中医进行自我灭亡。那种不顾学科理论特征的中医科学化政策必然带来异化中医的研究和中医的西化。要复兴中医，就必须废除中医科学化，终结中西医结合，推动医政管理部门指导中医发展的根本思想及其衍生的异化形态的全面变革，使中医步入符合自身发生规律和文化特征的健康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