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西医及其决定的医疗体制已经走入穷途末路的情况下，我国的医改要想成功，彻底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重新重视中医，利用好这个优势的医疗资源，让其在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中继续发挥着主要的医疗作用。可以这样说，中国医改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医的振兴。那么我们国家应该采取哪些有效措施去振兴中医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对中医在近代日趋边缘化的主要原因进行整体分析。

自从民国以后，中医就从原来的民间自发状态走向由政府主导的体制化进程。无论是民国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其医政管理部门都要制定大量的指导方针、战略规划等众多的法规文件去指导中医的教育、管理与发展。经过近百年的体制化过程，如今的中医从教育到科研，从科研再到临床，其每一个环节都牢牢地处在体制化的束缚中。但中医的这个体制化过程不是从中医内部生发出来的，它基本上是按照西医的体制化模式强加给中医的，这种外来的体制化模式由于不符合中医自身文化特征和发生规律，导致中医出现了严重的异化倾向，继而使其走向边缘化。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医改的成败在中医的兴衰，而中医的兴衰却决定于中医的去西医体制化是否成功。如果我们国家在二十一世纪仍然按着西医的体制来管理中医，不能从实质上去推行中西医并重的方针，那么中医也就难以振兴。中医不能振兴，我们国家就没有可以用于替代西医的优势资源，那么我们国家就象西方国家一样会继续陷入西医体制的怪圈不能自拔。

因此，只有实现中医的去西医体制化，按着中医自身的文化特征和发生规律来重新设计中医的教育和管理的体制，才能使中医走向良性的发展轨道。我们国家只有有了足够的中医优势资源，才能调整医疗服务体系结构，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西医并重、两种医疗优势互补的全民医疗服务体系新格局，才能彻底消除由西医单独主导的医疗管理体制给我们带来的医疗困境和民生问题。

一、中医教育体制改革

要实现我国现有医疗体系结构的调整目标，有效地贯彻中西医并重的方针，就必须保证中医资源能够可持续性地增殖，继而塑造出一支象西医那样数量众多、技艺精湛的中医家队伍；而要想塑造一大批中医精英队伍，就必须从中医教育抓起。中医教育自从民国以后逐渐被体制化，最后实现了由国家医政管理部门完全主导的中医学院式教育体制。既然是由国家医政管理部门来主导，那么中医教育发展的成败就取决于医政管理部门指导中医教育的主导思想。然而遗憾的是我国在制定中医教育的指导方针的时候，没有充分地考察中医的发生史把握其文化特征和发生规律，受强势的西医和科学主义时代精神的影响，把西医教育作为中医教育的标准，不但地采用西医的教育体制来塑造中医教育，这种违背中医自身发生规律的做法给中医教育带来了诸多消极的影响。

我们知道中医在古代的主要来源是民间，这是由中医所处的文化环境决定的。中国古代文化环境是以上古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儒家和道家文化共同构成的，由于这些中国固有文化与中医有着共同的元理论框架和思维研究方式，这就为中医的自发产生提供了合适的文化土壤。那些有着很深的儒家或者道家文化根基的学士一般只要愿意学习中医理论都能很快掌握中医理论，并能有效地运用于临床。他们或者自学，或者师承。纵观古代的医学史，那些众多的大家几乎都是来自于民间自发成才的。自从民国时期开始，中国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固有文化逐渐退出了国家意识的主体地位，并在民间逐步走向衰退和边缘化。中国固有文化的缺失，使得中医只能生存在一个异质的西方科学主义文化的环境里，这就导致了中医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土壤。民间中医自发产生的环境不再，中医在民间必然要走向衰败和消亡。虽然有着国家主导的中医学院，同样是在强势的西医和科学主义的作用下走向了西化，难以培养出真正的中医人才来。随着中国经济近年来的繁荣，中国古典文化的复兴开始走向了强势，这就为中医在未来的回归民间提供了文化环境，国学在民间的复兴又开始蕴育着新的民间中医的产生，已经有着越来越多的民间志士愿意自学中医就是明证。因此，随着师承中医在政策上被国家大力扶持，未来可以形成学院教育、自学和师承教育三大中医资源来源途径。那么我们的中医教育体制改革就是要从这三个中医资源来源途径入手，保证这三个途径能够提供大量合格的中医人才来，继而保证中医资源的的可持续更新和增殖。

那么我们的中医教育体制该如何改革呢？我认为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纵向的中医学院教育改革，主要是中医学生学习内容、教材和临床实习方式的改革；一个是横向的中医来源途径的改革，即打破学院教育的垄断，从政策上扶持中医自学和师承人员，保证这条生发渠道的通畅。

在中医教育的纵向改革上，主要是针对中医学院教育进行的。由于中医学院教育是效仿西医的院校式规模化教育而建成的，其教材的形式和课程的设计都已经严重西化，西化的学院教育培养不出合格的中医人才。因此，我们需要破除那些效仿西医而违背中医自身发生规律的教育体制内容，从教材的编制、学习课程的设计和实习教育的形式上进行改革。首先，要在教育初期培养起中医学生的古文功底，让他们在强化古文训练的同时，也强化中医理论思维；其次，就是让他们接受中国古代经典的强化教育，废除那些较多的西医课程；然后，强化中医经典教育，并在临床实习过程中建立其师承式的导师制。广大中医院校只有按着中医的文化特征和自身的发生规律来培养人才，才能保证培养出大批合格的人才来。

在中医教育的横向改革上，要充分认识到自学和师承两种传统方式对中医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其零成本投资的教育优势。开辟民间中医人士自考的渠道，给他们接受学院教育的机会；鼓励社会上的更多人士去学习和实践中医理论，同时将其有效地纳入民间中医的管理机制中，让其接受政府的有效监督；鼓励那些民间中医收授徒弟，完善这方面的管理法规，保证师承有效有序地进行。我们只有从国家政策上鼓励和允许民间人士自学中医和实践中医理论，才能进一步引导更多的人士去学习中医。我们需要遵循中医文化特征和其发生规律，形成学院教育、自学和师承三种途径共同向社会输送越来越多的合格的中医人才，继而壮大中医队伍。

二、中医管理体制改革

中医资源源于教育，成于管理，用于临床，利于民生。从教育到临床，这条资源的生发途径如果不通畅，那么再多的中医人才被培养出来，都会被管理体制给消灭掉，而不能在临床上发挥应有的效用。新中国成立后中医院校建了几十所，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中医学生被投向社会，可是社会上有用的中医资源却不见增多。我们知道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虽然与中医学院式教育的西化有关，但更重要的却是中医管理体制的西化。

首先，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医政管理部门效仿民国时期通过的由余云岫提出的《废止中医案》中对中医从业人员的限制，利用《执业医师法》所设定的条件把大量的民间中医阻止在中医队伍的大门之外，让这部分自发产生的中医资源不能充分发挥救死扶伤的社会功能，继而导致了大量民间中医资源的闲置和浪费。《执业医师法》在消灭既有的民间中医资源的同时，也堵死了民间中医自学和师承的途径，使得民间中医资源不能可持续地更新和增殖。

其次，国家医政管理部门通过限制中医个体诊所的开办数量，把大量的有效的中医资源推向中医院，而中医院的数量有限，难以容纳众多的中医资源，于是就有部分中医资源只能被闲置在家而浪费掉，这就进一步加剧了中医有效资源浪费的程度。此外，《处方管理办法》不顾中西医各自的诊疗特征，不给刚从中医院校毕业的中医学生处方权，使得他们毕业后在社会中不能进行临床实践，以致于毕业之后就是失业，进而丧失了在医疗领域里的用武之地，多数被迫放弃自己的专业而改行。因此，处方权和中医院导致了中医资源流向社会的渠道流通不畅，就像拴在中医脖子上的两条绳索，让中医动弹不得。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我们的中医管理体制必须从疏通民间中医资源和学院中医资源流向社会的两条途径上进行改革。

在民间中医上，中国的医政管理部门需要改革那些效仿西医的执业医师考证制度，允许那些自学或者师承的民间中医能够自由行医和开办诊所，同时让他们登记在册接受政府的监管。

在学院中医上，中国的医政管理部门需要改革那些强加给刚毕业的中医学生行医的处方权限制，让他们能够毕业后不用进入中医院就能自主创业；同时要从政策上放开，鼓励他们在城市社区和广大农村开办中医个体诊所，积极地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

中国的医政管理部门只有改革那些依据西医的诊疗特征而设计的强加在中医身上的西医管理体制，按着中医自身的文化特征和发生规律重新建立规范中医的有效体制，疏通中医资源各种来源的生成途径，才能保证有足够的中医资源从社会中生发出来，继而保证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结构调整目标的实现，在二十一世纪形成一个中西医并重、两种医疗优势互补的医疗新格局。

三、低成本、高成效的新型医疗之路的形成与展望

当中医教育和管理体制回归本位以后，中医就能进入良性的发展轨道，就能保证有大量的中医资源从社会中生发出来。有了大量的有效中医资源，我们国家的医疗服务体系结构的调整就能实现，继而形成一个低成本、高成效的新型医疗之路。这条新型医疗之路不仅让广大人民群众的医疗负担减轻，也会让国家和社会的所承受的医疗保障的负担大大地减轻。

（一）中西医并重、两种医疗优势互补的医疗服务体系

大量有效中医资源在社会中的生发自然会推动中国医疗服务体系结构的调整，调整后的中国医疗服务体系结构形成一个以中医个体诊所和大中型医院为主、西医诊所为辅的中西医互补的兼有预防与医疗两大社会功能的医疗服务体系。

首先，由中医养生文化为主、西医预防医学为辅构筑一个有效的疾病预防体系，这个疾病预防体系充分发挥中医的“不治已病治未病”的保健功能，促进广大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社会和谐。

其次，由中医诊所和大中型医院为主、西医诊所为辅构筑一个强大的疾病治疗体系。

中医诊所由于能够充分发挥中医的“简便廉验”的优势，应该放开限量、鼓励开办，使其在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中占据着主要的地位。中医诊所不仅能够有效地治疗重病和大病，继而大幅度地降低国民诊疗费用，还可大幅度地减少国家公共财政对医疗资源的投资，以保证从根本上消除中国的医疗困境。

大中型医院（包括西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虽然在医疗资源上具有规模化的优势，可以用来集中治疗重病和大病，但由于其耗资大、诊疗费用贵，所以国家应该限量建设。

中医院可以有限地开办，但需要保持中医的特色，禁止其进行西医式的检查和使用西药。

西医小诊所由于技术水平低下的原因，只能让其在国民医疗体系中发挥辅助的作用。

这样就可以在中国形成一个中医个体诊所和大中型医院相互竞争、互补优势的医疗服务体系新格局。

（二）新格局的低成本、高成效的特征

与以往以西医单独为主体的“高成本、低成效”的医疗服务体系相比，新格局是建立在以具有预防和诊疗双重功能的中西医并重、两种医疗优势互补的基础上的，它由于充分发挥了中医“简便廉验”的优势，具有明显的低成本、高成效的特征。

1、低成本投入

由于国家医政管理部门放开中医个体诊所开办数量的限制，从政策上扶持鼓励民间中医开办诊所，这就使得国家不需要投资一分钱，就会有大量的有效中医资源从民间自发产生。这样不仅节省了国家对中医教育的财政投资，也节省了对中医诊疗设施的投资，继而大大地降低了医疗资源的成本投入。

国家对医疗资源的低成本投入将会大大地降低公共财政对此项的支出，避免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医疗财政赤字和公共财政危机，继而保证有更多的公共资金去用于国防、交通和教育等利国利民的基础建设。

2、低医疗费用

由于中医文化的普及，人们比以往更注重养生保健，气功（导引、呼吸吐呐）、太极拳、按摩、药膳、书法（主观上用于健身）等等养生保健活动巍然成风，广大人民群众的身心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健康，人们的患病机会少了，其医疗负担自然就会减轻。一些能够自学中医和把握中医的民众在患病时就不用再去找医生，他们可以自行采制中药自医自救，哪怕患了重病和大病也是如此。由于中医个体诊所众多，广大人民群众可以自主选择中医诊所和西医医院进行治疗，而中医诊所在治疗重病和大病方面丝毫不差那些处于资源优势地位的西医医院，这样就可以保证广大人民群众能够花费较少的钱去治疗在西医那里需要倾家荡产才能治疗的重病和大病，避免出现因重病和大病返贫的现象大量发生。同时由于有了大量的有效中医资源的竞争，这将会迫使大中型医院提供低价的优质医疗服务。

3、高成效

我们知道中医医疗水平的高低不受西医的仪器设备的限制，而在于中医家的个性化诊疗特征。因此，中医个体诊所在治疗大病和重病方面与大中型医院相比具有价格低廉的优势，这样广大人民群众在治疗重病和大病的时候，就不用再集中到大中型医院，广大人民群众“看病难”的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随着“看病难”问题的解决，由于诊疗费用的大幅度降低，广大人民群众“看病贵”的问题也会得到有效地解决。

充足的医疗资源、整体医疗水平的提高、民众诊疗费用和国家医疗负担的降低使得中国人看病不再贵，看病也不再难。这就是中医给中国带来的低成本、高成效的新型医疗之路，这就是中医给中国人再次带来的福音。

一个伟大的民族产生了伟大的文化，伟大的文化蕴育了伟大的医学。中医在二十一世纪不仅将在中国得到伟大复兴，而且也会传播到世界，去解决西医给整个人类所带来的医疗困境。

全人类将会向我们的中医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