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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信中医不会灭亡

 

我的家乡江苏丹阳是一个中医之乡，毗邻的常州武进更是著名的孟河医派诞生地。在我出生的那一年，我的父亲正式成为一名开业中医，同时他也为刚刚出生的我选定了从医的人生道路。

 

从1920年到现在，长达九十多年的光阴里，我浸润在千年中医的书香和药香里，耳濡目染，孜孜问道，也结识了很多杰出的中医同道。

 

我亲眼所见、亲手所为，中医中药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减缓了许多病患的痛苦。

 

我想，现在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国医节——我们中医人的节日。

 

1929年3月17日，为了反抗国民党政府卫生工作委员会通过的“废止旧医(中医)案”，全国17个省市、47个社会团体、281名代表云集上海，随后推举谢利恒、隋翰英、蒋文芳、陈存仁、张梅庵五位中医界人士组成请愿团，赴南京陈情请愿。

 

最后，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撤除取消旧医药的决定。为了纪念这次抗争的胜利，并希望中医能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弘扬光大，造福人类，中医学界人士将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

 

但是这个节日并没有赐予中医吉运。水深火热的20世纪30～40年代，中医依然多次面临被取缔的境地，它前途未卜，生死难料。

 

而我的父亲出于对中医的了解与热爱，仍然苦心竭力让我接受了成为一名中医必备的基础教育。

 

1936年我来到上海，考进由中医界有识之士王一仁、秦伯未、严苍山、章次公等人自办的中国医学院。1937年，“八·一三”的炮火，摧毁了我们的新校，在民族危亡、中医危亡的双重打击之下，却催生了更加强烈的自强济世之志。

 

毕业后在乱世的上海，我一个人打天下，靠做医生为生。那时候行医很艰难，求诊也很困难，我们全班四十余名毕业生，最后从医的只有三四个。

 

为了提高医技，我经常熬夜，多看书，多揣摩，多请教师长。为了多看点病人，我曾经设法进入西医医院为病人诊脉，被洋医生认出来，讥为“末代中医”，这样的羞辱，没齿难忘。

 

1946年，国民党政府举行过一次中医考试，全称为“三十五年度特种考试中医师考试”，此次考卷之多，实为其他各科考试所未有。

 

后来全国及格人员仅362名。四万万同胞，只有这区区三百余名中医师可以合法执业，为他们服务。

 

随即，全国的中医药学校被勒令停办，中医的前途就是等待这362位中医师消失后，自然灭亡。

 

尽管如此，我从未想过改行易辙。和父亲的信念一样：因为中医对老百姓是有用的，我坚信它不会灭亡。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获得新生。我于1956年调入国有医院，从此开始近半个世纪的现代医院体系中的中医执业生涯。

 

凡有大小杂病，必要望闻问切，寻根究本，力求对症下药；又医疗、科研、行政任务一肩挑，把中医科做成了上海铁路医院最有名的科室。

 

直到后来成立铁道部铁路中医技术中心，到国际传统医学大会上宣读论文，与全球的中医同道切磋学术。

 

2

缓字医家第一功

 

我看病很慢，喜欢探索，人家看不好的病，我总不服气，一定想方设法“抢”到病人，转到中医科，坚持用中医药治疗。

 

我打过很多硬仗，很多疑难杂症都被我拿下，有些顽症，即使不能治好，我也会有精密的分析，告诉病家这病的来龙去脉，并设法减少他们的痛苦。

 

中医是善术，妙手仁心、大医精诚是祖宗留下的训诫，不可忘记。

 

以中医行世，要得到承认，真真不容易。坚持，勇于前进，勇于承担一切责任，什么事情都敢走在前面。

 

有病人，就要“抢”过来用中医方法治疗；有杂志，就要写稿；有科研任务，就去接。做事情，不是为别人做，而是为自己做，为中医做。

 

同行中，有很多改行的，也有很多变成西医的。我忠于中医，没有西化，没有去打针，即使在最艰苦的日子里，也没有放弃。越是苦，越是坚持，越是能得到锻炼。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国破家亡，经历过战争和内乱，经历过反右整风运动和十年浩劫。

 

看到过各种各样的变故，各种各样的人情，再加上我自己的这么一个大家庭，由家而国而中医，多少苦，从来不提。中医给我快乐。

 

3

用爱守望一辈子

 

我守望了中医一辈子。但我看到的是，真正合格的中医越来越少了，假中医大行其道，他们不仅没能完全掌握中医看病的方法，甚至改变了中医看病的方法。这是真正让人忧虑的。

 

而社会上很多人对中医缺乏最基本的了解，甚至有很深的误解和偏见，正因为不了解，被误解，中医被一些人所排斥，这是我们的大悲哀。

 

中医是古代君子六艺之外的一艺，与历法、农事、建筑、戏曲、武术、军事等共享同样的哲学本源，它教人养身、养心、养神，与天地和谐共处，扶正祛邪致中和。

 

我即便学了一辈子，现在每天还是要看看医书，每每还有更深的理解。

 

现代医学有其先进的一面，我并不排斥，但是作为中医，必须确保中医的主体地位不能丢，必须确保用中医的思维来看病。

 

我们应该把包括现代医学在内的一切先进科技成果拿来，为我所用，拓展中医的内涵和外延。作为现代中医人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视野。

 

这些年，我得到了很多荣誉，但是我最珍视的一个评价是：颜德馨是一个好医生。无论什么样的病人来找我，我总是诚心诚意为他们服务。

 

经常有几十年前的老病人辗转找到我说，我的病是你看好的，我来看看你，谢谢你。叫我感动。

 

我想生命的意义也许就在这里吧。一定要有热爱人民的一颗心，人民最后才会记得你。

 

4

谁说中医不能治急重症?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的中医问题格外沉重，但还不至于沉沦。现在一定要努力起来，救救中医。除了外人帮忙外，更需要中医界自己站起来。

 

中医的发展一定要姓“中”，在重大疾病的防治中、在危重疾病的抢救中、在疑难杂症的治疗中、我们都必须坚守中医的特色。只有这样，中医的血脉才不会断在我们这一代手里。

 

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医只能调养，不能治急症、重症，其实这是缺乏自信的表现。从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中，很多重症、急症就是被中医治好的。

 

我还记得，当年跟着父亲四处行医时候的情景。那时候，病人大多危重。

 

那时医生行医常常从早到晚，星夜当空，我仍然手提着灯笼跟着父亲，一家一家去看病，问诊、开方、煎药……若病人情况危重，一天之后必定再来复诊。忙起来，一晚要走上十几户人家。

 

中医从来就是解决问题的。为什么现在会变成康复、保健的代名词了呢？怎么就比西医差了呢？

 

记得有一次应邀去其他医院会诊，当时患者情况很危急，治疗方案不够明确，同时用着内服、外用的西药多达21种。

 

我在看舌苔、把脉后提出，将所有的西药全部停掉，改用中药桂枝汤进行治疗。结果，三付药之后，患者奇迹般地出现了好转。

 

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们就已涉足血液病的治疗，主攻白血病和血小板减少症，将血液病与中医气血理论结合研究。并投入大量时间在实验室观察、实验等等，率先提出雄黄是抑制白血病的有效药物。

 

2003年的非典时期，我担任上海市中医防治专家组顾问、上海市中医治疗指导组组长及华东地区防治非典首席科学家，到过传染病医院，还参与在广东、香港等地的治疗。

 

 “非典”作为一种急性传染病，由于流行区域不同、患者体质差异以及病程长短不一，临床表现因而不尽相同，所以必须“有是证，用是药”，坚持辨证论治才能收到良好的治疗效果。

 

我当时总结了“非典”的病机要点：热、湿、瘀、痰、虚5字。我们运用中医疗法，有效解决了激素治疗引发的肺纤维化问题。

 

中医诊治急性热病是个宝库，数千年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在中青年中医已很少接触到包括急性热病在内的急症。

 

但非典的教训告诉我们，完全有必要培养中青年中医师处理急性热病的能力。

 

并将一批具有较好辨证论治水平的中医师组织起来建立中医治疗急性热病应急网络，全面介入，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5

中医不该成为盖浇饭

 

这些年，中医系统出现了严重西化、内涵弱化、自信不在的危险局面。“中医西化”已成为中医学传承和发展的致命伤。

 

据说，有一位香港老板想建一所中医医院，提倡传统的纯中医，这位老板派人在上海、广东、北京转了一大圈，遍访各大中医医院，可最后却失望而归。他得到的报告是：“现在已经没有纯中医了！”

 

我最后见到了这位遍寻中医之人。对方告诉我：“现代的中医们讲的都是蛋白、细胞、细菌，看的是检验报告，开的是中成药。”

 

中医已经被严重西医化了。在各大中医特色医院里，门诊也许是仅存的还有一点中医模样的地方，那里的医生还在号脉、开汤剂，可一旦进入病房，就会让人震惊不已。

 

那里的中医师们开的是抗生素，不用四诊，直接开化验单，一切都被严重西医化。

 

而且一些高学历中医师竟然不会“望、闻、问、切”。在一次职称评审中，我发现一些中医博士竟然不懂四诊八纲，不懂辨证论治，只在实验室里度过了3年的求学生涯。

 

现在用真正的中医方法看病的中医正越来越少，这是一个让人痛心的现象。

 

首先是学校教育模式出了问题。大多数中医院校在课程设置上是西医科目多于中医科目，中医理论总是被简单带过，毕业的本科生就相当于半个中医中专加半个西医中专。

 

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中医的成才必定离不开实践经验的累积。但现在的博士教育却重实验、轻实践，总是和小白鼠打交道，只会做实验，这样怎么会给人看病？

 

其次，比课程设置失衡更严重的，是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中医知识与传统文化血脉相连。如果没有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学生怎么能理解中医、学好中医？

 

现在不少中医学生，连《内经》、《伤寒论》这样的中医经典也不能熟读。

 

第三，没有理想的实习基地，也是中医人才培养的一个大问题。

 

我不反对使用CT等现代化设备，但关键在于不能丢弃传统的方法，如果完全依赖设备和化验单，中医也就丧失了生命。

 

可以打一个比方，现在一些中医看病有点像“盖浇饭”，“西医”的饭上加一点“中医”的料，中医成了点缀。

 

我认为，中西医结合应该是一门精英医学，而不是普及医学。当年毛泽东同志亲自提出要中西医结合，那个时候的本意是将中医和西医融会贯通，形成一门中国独有的医学分支。

 

“要汇通，也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意思。”做中西医结合的医生，一定要兼具中医和西医的扎实功底，才可能将两者很好地加以汇通。

 

现在的一部分状况是，90%的西医加10%的中医，或者90%的中医加10%的西医，就可以称为中西医结合了。

 

中医不应该在结合中被忽略，在结合中被矮化。

 

 

我这一辈子，大部分时光是在斗争中度过的。我斗了一辈子——与疾病斗、与西医斗、与要把中医灭亡的无形的有形的障碍斗。

 

我一直梦想，中医有一天能真正扬眉吐气，能真正获得社会的尊重，能让中医按照中医本来的样子去治病救人，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老子云：“志不坚，智不达”。学中医的人如果没有献身中医的决心，热爱中医的真心，就不可能真正学好中医。

 

我们需要一大批真正热爱中医，献身中医的人。只有改革现有人才培养模式，先做好原汁原味的继承，中医才不致消亡，才能发展。

 

中医教学应该适当增加学生学习中医知识的时间，重视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并加强传统文化知识的熏陶。

 

同时，大力发展传统中医“师带徒”传承模式，趁现在还有一批老中医在，带出更多信中医、用中医的青年中医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