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思维”与中医思维

“象”及“象思维”为中医基本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古代哲人通过观察具体事物的表象，构建宇宙万物之间的联系，建立了天地人一体的整体观。而这种取象比类的思维逻辑，也是古人认识世界和探求机体复杂变化的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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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中医内涵

“象”是将中医与古代哲学紧密联系的一个基本概念[3]，其哲学内涵是指人体感官所发现的客观世界的个体反映，是客体[4]。“象”最初源于《周易》之“卦象”，其八卦即代表天地间的八种主要物象[5]。“象”之义有二，见于《周易·系辞》，其载：“见乃谓之象”，指客观存在的“物象”；另“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则将具体事物抽象化，将“象”之内涵深化为“意象”。这种抽象之“意象”主要由具体事物经主观体悟而来，已不再局限于事物呈现出的客观表象，而是更注重事物间的联系和内在本原，正如《老子》云：“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而“象”的这种独特内涵最初由《黄帝内经》引入中医理论，“援物比类，化之冥冥”，就是将外物之“象”与人体之“象”联系起来。由此，机体在生理及病理状态下表现出的可视、可闻、可触的面象、舌象、声音及脉象等表象，都是“有诸内者，必形诸外”的体现，故而可以通过取象以求内，探求机体的内在变化。此外，尚有病于内而无外在之表征，此“无征之象”，当属“意象”之义。医者需主观体悟生理与病理的状态，外因与内因间的共性，以及机体与疾病之间的一般规律，故此处之“象”更为抽象，往往建立在长期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多以意会而难以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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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象比类”的中医思维

无论是“物象”还是“意象”，其认识和思维过程就是“象思维”。“象思维”是一种构建宇宙统一模式的思维方式，通过带有直观、形象、感性的图像、符号等象工具来揭示认知世界的本质规律，并运用类比、象征等手段把握认知世界的联系[6]。因此，“象思维”可被视为人们认识“象”的思维工具，同时也是认识世界本质的基本思维逻辑。而中医理论正是以这种“象思维”为基础，以“取象比类”为认识和阐释人与自然和谐、人体自身整体性的主要方法，正如《续医说》载：“医者理也，理者意也……得理与意，料理于未见，曰医”。故而“象思维”促使人们观察宇宙万物与人体的表象，并体悟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构建中医阴阳、五行的理论体系，奠定中医整体性和宏观性的特点。而基于“象思维”认识事物的方式，它本身就具有动态发展的特点。它以实体的物象为基础，在实践中发现事物之间的共性和联系[7]，进而推演其他实体的特征。中医借助这种“象思维”的方式，抽象出的阴阳、五行等概念即是这种动态性的体现，正如《黄帝内经》所载：“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此外，“象思维”的发展路径，也指导着中医的辨证方法，从最初的观物取象，获得疾病症状、体征的客观“物象”；到取象比类，类比“物象”间的共性，以实现“以已知认识未知”的目的；至最后得意而忘象，据象而辨证，总结症状、体征之间内在的规律，归纳出一种可资察证的意象[8]，从而确立中医辨证论治的内涵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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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象思维”

现代实验检测技术为发现微观现象提供了可能，而“象思维”作为一种普适的认识方法，可以为中医微观层面的理论创新提供可能。基于“取象比类”的思维逻辑，中医阴阳、五行的分类模型将宇宙万物大体划分为阴、阳两种属性，以及木、火、土、金、水五种元素或特性。而将这种认识及分类方法运用于微观指标，结合各类指标的功能及代表的表观意义，可赋予其阴阳属性或归属五行分类。例如，基于血管升压素和醛固酮在水液代谢中的作用，可将其归属于“水”以及肾系统；而参与机体产热的脂肪组织及甲状腺激素等则归于“火”及心系统[7]。由此可见，将微观指标抽象化，并赋予其独特的中医意义，是对中医微观理论的探索，也是“象思维”现代生命力的体现。但是，运用“取象比类”思维发现的微观指标与中医辨病辨证元素之间的共性，仍需临床实践进一步证实，才能建立它们之间稳定的联系。

“天人合一”与中医整体观

整体观是中医认识世界的方法，也是中医独特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道家、儒家崇尚的“天人合一”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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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的内涵

“天人合一”一词虽首见于宋朝，《正蒙·乾称》：“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但该哲学思想却源于《周易》，其以六十四“卦象”来演释自然界万物的变化，再据天象、物象来推演人事，构建了“天人合一”的原始面貌[5]。《周易·系辞》载：“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强调了天、地、人各自的规律及其相关性。该思想后为道家、儒家所推崇，《道德经》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齐物论》载：“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由此，“天人合一”至少包含3个方面的内涵：首先，它揭示了宇宙万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肯定了它们的整体性。其次，它也从起源上强调了万物生成的一元性，将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物体归并为同一个起源。最后，它阐释了天地人之间发生发展的动态性，揭示了万物“变化”的本质。《黄帝内经》将这种思想引入中医理论，“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素问·宝命全形论篇》），构建了人体的生成论，阐释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动态平衡，也进一步为中医生成论基础上的整体论[9]形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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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促进中医整体观的形成

“天人合一”的认识论促进中医整体观念的形成，其具体体现在3个方面：其一，中医精气说源于老子的“道”，认为“道”即是“气”，“精也者，气之精者也”（《内业》），指出精气是构成万物的本原，也是构成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和产生智慧的最基本物质[10]，如《内业》载：“精之所居，而知之所生”，《素问·金匮真言论篇》言：“夫精者，身之本也”。因而中医认为包括人在内的万物皆具有共同的本原，这种一元论认识与“天人合一”的宇宙生成论密切相关，正如《道德经》载：“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二，中医从宏观出发，整体认识机体的生理病理过程，将人体各脏腑经络、气血津液视为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认为人体与自然、社会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和作用，进而形成了从自然界中寻找病因及病理变化的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医疗原理[11]。其三，中医治疗注重整体调节，使机体达到平衡协调的状态。而治疗药物则源于草本植物、金石介类及化石矿物等自然资源。这种借助自然力量以祛除疾病和养身保健的方法，是将人作为自然中的一部分，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治疗思想。因此，中医的整体观是汲取了传统“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而这种思想反过来又影响了中医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生命观和本体观等核心问题[12]。

“中庸”之道与中医平衡观

中医重视协调机体的平衡，“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素问·生气通天论篇》），将阴阳平衡，五行制化作为认识人体生理病理的基础，强调纠正太过与不及的状态，使之达到互生互制，动态平衡。而这种平衡观与传统“中庸”理念相合，它也正是“中庸”之道在医学领域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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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的动态平衡内涵

“中庸”即“中和”，最早见于《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其释义载于《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指出中和是天下的根本和正道，也是天地万物得以生长繁衍的基础。北宋·程颐将其解释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阐释了“中庸”不偏不倚、中正平和的状态。“中庸”之学虽盛于儒家，但其哲学思想却源于《周易·乾·彖传》：“保合太和，乃利贞”，将“太和”作为追求的至高境界。其中，朱熹释其“太和”为：“阴阳会合冲和之气也”，亦强调一种平和的状态。因此，“中庸”之道即是追求中正和谐、动态平衡的发展。它一方面体现了万物并存而能相互调和，互生互制，使之达到平衡协调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又作为标准尺度，用于解决对立双方矛盾的取舍，即“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强调协调矛盾而不是消除任何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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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之道构建中医平衡观

中医巧妙地将“中庸”之道融入其理论体系，强调协调机体脏腑组织及气血津液之间的关系，使其达到平衡和谐的状态，具体体现在3个方面：其一，以阴阳学说及五行学说为载体，通过阴阳之间的平衡，五行之间的生克制化，阐释机体的动态平衡。其二，中医将机体平衡与否作为判断健康与疾病的标准，如《素问·三部九候论篇》云：“无问其病，以平为期”。其三，中和状态也是中医防病治病的最终目的，因此调和阴阳、协调脏腑关系也成为了中医的治疗原则，如《素问·至真要大论篇》载：“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由此可见，传统“中庸”思维对中医理论体系的构建，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及治则治法的确立都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以人为本”的中医人文精神

“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主体性，这种思想渗透和融入中医则主要体现在医者的医德修养和人文关怀。因此，古代医家一直重视医术与医德双修，疗病之所患，感人之所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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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的“仁”学思想

“以人为本”最早出自《管子》：“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指出了以人民为根本的治国理念。同时，“以人为本”将人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也体现了古代“仁”学思想。“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孔子之“仁”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13]，强调统治阶层需泛爱众人。因此，“以人为本”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古人崇尚“泛爱众”的“仁”学思想。此外，“仁”作为儒家思想的基石，尚包含以“仁”自律，以孝为先，崇尚“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的理想境界，强调“仁”的个体性和社会性。当这种“仁”学思想融入治国理政中时，就形成了“仁治”“德治”的理念，同时也反过来印证了“以人为本”的社会内涵。此外，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组织的相互关系中[14]，“以人为本”同样显示出“人”作为主体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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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的医德修养

中医“以人为本”是指在诊疗过程中，医生注重对病人的治疗，将其视为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故以“治人”为主，侧重患者自身的感受，以改善或消除其不适。这种中医治疗理念与儒家“仁”学思想密切相关，将以“仁”修身和“仁者爱人”融入到医疗过程中。因此，“以人为本”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医医德修养的规范和普及，构建了中医独特的“话语”体系[12]。医德自古以来就受到中医的重视，孙思邈著《备急千金要方》开篇即提出“大医精诚”，强调医者除医术精湛之外，还需医德高尚，“凡大医治病……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15]。这种医德规范一方面注重培养医生自身的道德修养，重视人的同情心及伦理天性，另一方面又要求医者以仁爱平等之心对待患者，正如孙思邈所言：“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15]。因此，无论是中医“治人”的诊疗理念，还是医者医德修养的重视，都是受到儒家“仁”学思想的影响，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哲学内涵。

“顺应自然”及“治未病”的中医养生预防观

阴阳家提倡阴阳五行说，其主要思想是顺应四时规律和重视先兆征象[10]。这种思想渗透和融入中医，集中体现在《黄帝内经》的养生和预防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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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自然”的中医养生延年观

 基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并借鉴阴阳家“同类相应”的原则，中医将人体的脏腑经络、组织官窍等相互联系，并与自然界事物或现象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从而提出顺天守时、顺应自然的养生法则，如“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是故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而《黄帝内经》中涉及的具体养生方法则包括调摄饮食，适时起居，调倡情志及导引按摩等。然而，“顺应自然”之“自然”不仅是指自然环境，尚包括人体自然的发展规律。由此，中医的养生延年观不仅在于养形，更在于养性，其中养形是指顺应机体衰退的规律，不要勉力劳作而伤筋骨，正如《老老恒言·卷二·出门》云：“老年出不远方，无过往来乡里”[16]；养性则是指省心节欲，戒躁定心，避免过耗心神，从而使形神维持一种自然平和的状态，正如《论语·季氏》载：“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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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未病”的中医预防观

“治未病”理念首见于《黄帝内经》：“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强调未病先防，防患于未然。此后《难经》亦提出：“所谓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故先实脾气”[17]，扩充了“未病”的范畴，重视脏腑之间的相互传变，强调“先安未受邪之地”，尤其适用于病情较急、易于传变的外感疾病。后世有学者[18]因而提出的“截断疗法”，亦是这种已病防传的具体体现。此外，基于这种传统的中医预防观，一些病程缠绵的疾病复发问题也受到医者的重视。因此，“治未病”的内涵至少当包含3个方面：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及瘥后防复。由此可见，中医这种“治未病”理念是以重视先兆征象为基础，强调见微知著，防微杜渐，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载：“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

结    语

中医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是构建其特有文化内涵及独特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独具特色的中医认识论、整体观、平衡观、养生防病观及人文关怀等，都是基于传统文化和哲学的渗透和发展。它汲取百家之长，以“象思维”为法，以“天人合一”为框架，以“中庸”之道为轴，构建了中医认识世界和人体的基本理论体系。结合“顺应自然”的方向，以“以人为本”为魂，旨在达到“上医治未病”的防治理念。由此可见，这些哲学内涵是中医先进防治理念之源，也是其完善自身发展的理论借鉴，更是中医应对现代医学体系挑战的有力武器。

参考文献

[1] 马天俊.哲学的文化性与文化的哲学性[J].求是学刊，2009，36(6)：12-20.

[2] 张宗明，孔卓瑶.从哲学探寻中医的时代价值从文化直陈中医的普及传播——全国第十七次中医药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医哲学2014年学术年会综述[J].医学与哲学(A)，2014，35(11)：96-97.

[3] 纪云西.“象思维”的哲学内涵及其对中医学的影响[C]//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第二十三次全国脾胃病学术交流会论文汇编，2011：1.

[4] 孙岸弢，孙劲晖，赵鲲鹏，等.中医象思维的相关理论探讨[J].中医药学报，2014，42(4)：1-5.

[5] 罗桂青，李磊.经络学说中的易学天人观[J].国医论坛，2017，32(1)：10-11.

[6] 张其成.中医哲学基础[Ｍ].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4：289.

[7] 刘思佳，张哲.“象思维”-“五行”脏系统与人体微观物质结构[J].实用中医内科杂志，2016，30(5)：101-103，123.

[8] 王永炎，于智敏.象思维的路径[J].天津中医药，2011，28(1)：1-4.

[9] 王传池，胡镜清，江丽杰，等.中医学与现代医学整体论的差别[J].中医杂志，2017，58(5)：361-365.

[10] 王洪图.内经选读[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17，19.

[11] 任继愈.努力提高对中医哲学重要价值的认识[J].河北学刊，2007(3)：25-27，33.

[12] 程雅君.返本开新：重戡中医哲学——以朱丹溪、余云岫为例[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45-53.

[13] 朱桂祯.中医与仁学思想[J].中医药文化，2009，4(2)：15-17.

[14] 尹蓓佳.以人为本视阈中的医患矛盾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6.

[15] 孙思邈.药王千金方[M].高文柱，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6.

[16] 曹庭栋.老老恒言[M].王振国，整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27.

[17] 难经[M].南京中医学院，校释.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9：163.

[18] 贝润浦.论中医截断扭转之法(上)——姜春华临床经验撷菁[J].浙江中医杂志，2009，44(7)：469-4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