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两年对中国而言是极具转折点的历史元年，同样对中医药文化来说也是值得纪念的年份。2016年12月，国务院发表了《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中医药的发展被提到国家战略层面，一是我国迈向世界、维护国际和平以及国际医学重组的重要手段；二是有助于推进我国“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譬如可以通过中医药文化帮助邻国提高药学研究等作为双方合作的契机。中医药高等教育现在有60年的历史，已经有一批又一批中医药专业人才走向社会、走向国际，使我国中医学迈步到大教育、大卫生行列[1]。

中医药文化的核心内涵

中医学隶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分支，是中国祖先千百年来通过不断与疾病斗争积累留下的珍贵医学经验。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医药事业不断进步发展、创新开拓，其精髓一直得以存续，这依赖于历代中华子孙对中国中医药文化内涵的深刻把握，以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自信。中医药文化理论追根溯源来自我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国素来崇尚“天人合一”，在中医药文化中也秉承了这种思想体系，把人体看作是一个整体，把人与自然看做是一个整体，并从整体协调性出发，强调各个部分都有内在联系，从整体、宏观角度分析病情，辨阴阳表里，分内外虚实，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医药理论体系。

在“天人合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医认为人和自然万物均由气化生而成，顺应相同的阴阳消长、五行生克之规律，即自然与人体一样，有着共同的本质生命特征，遵循同样的价值取向，并且二者相互影响，相辅相成。中医探究人体生理病理过程时，一是从整体出发，二是以自然、社会和心理角度辨证论治。《素问·五运行大论》言：“论言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纪；阴阳之升降，寒暑彰其兆。”自然界变幻莫测，很难掌握其中规律，不过可以通过现象来总结规律。通过现象推断出事物的内涵，这和中医学认识自然和人体的方式相吻合，譬如望闻问切等中医诊疗方法主要是根据现象来判断出病因病理。人体活动规律复杂多变，利用外在表象可以探出内在病况，譬如判断病人是否好转也是根据生命体征以及外在表现。《伤寒论》第8条：“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太阳病头痛超过7天一般可以自然转好，这是因为病邪在经表传变至尽头，如果仍不好转，可以对足阳明经部位进行针灸来阻断传经，这句话将疾病和健康看成是相互转化，永恒运动的一种过程，提示着我们不能只重视病理、生理的传遍转化，同时也要注重治疗方法的应变而动。

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

自1990年起，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对“软权力”进行全面分析并不断更新观念最终得出以下定义[2]：“软权力主要是通过喜好将共同爱好者聚合到一起的行为过程。对于国家也是如此，通过某一价值认知或文化得到大量公众的支持和认可，公众会自愿将其作为模范效仿，心甘情愿追随。”

现阶段，在国内外各种利好因素的共同推动下，中医药文化在国际上广受认可。经统计，20世纪中后期，在国外上百个国家和地区中共建设有中医药相关机构5万所以上，培养针灸师高达10万人以上。由此可见，中医治疗正被越来越多的外国患者接受并信赖，我们国家的软权力也在不断增强，WHO数据表明全球约8成人口曾接受过中医治疗，人数高达40亿。近年来，我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卫生协议中超过70个国家有中医药方面的合作诉求，另外超过60个国家和我国中医药管理局达成长期医药战略合作[3]。

比较来说，中医药在国际舞台发展中有所突破，不过现阶段我国中医药文化传播，仍有很多不足之处。一是我国复合型人才匮乏，有的擅长中医药文化以及相关哲学理论，但外语水平低下，很难和外国人正常沟通，向其展示完整的中医理论体系；有的英语水平突出，但是对中医药文化内涵知之甚少，在传播中很难把握要点，不能将中医药文化精髓完整的传播出去；既擅长中医药理论又精通语言翻译的人才十分有限，这极大的限制了中国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二是我国推广渠道较为狭隘，目前采取书籍（电子书）作为主导，网络电视以及多媒体等渠道相对稀少。杂志海外传播弱势，国内的中医药相关杂志仅将读者群体定位在国内，缺乏国际眼光，极少数杂志出版了全英文海外版。微信平台、手机app等被大众所广泛熟知和使用的网络阵地占有量低，很少看到中医药文化的身影。三是我国中医药传播内容没有面面俱到，主要强调卫生资源、中医疗法以及科研和经济等方面，忽略中医药文化、心理、哲学以及天文和地理等方面的延伸。这几点就严重阻碍中国中医药文化迈向发展快车道的进程。

中医药文献对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全民健康是实现全面小康的前提条件。人民健康是实现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要将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上，提倡健康生活、打造健康环境、建立健全健康服务以及相关保障机制等，完善我国健康服务保障体系，力争多角度、全方面实现全民健康。中医药是我国历代医家呕心沥血的经验总结，为中华人民的健康保健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医药的传承和创新是推进健康中国战略部署的强大助力。

我国古代医学文献是中医药学的研究基础，为中医药文化的创新发展提供理论支撑，是古代医理与现代化科技手段有效转换的媒介载体，对中医药文化的传承起到至关重要的核心作用。在我国数千年的中医文化史中，中医学不断继往开来、优化创新，现已成为我国医疗保健事业的中流砥柱。古代医学文献中对当时的医疗设施、病因病理以及用药方法进行详细记录，同时保留大量案例，通过书籍可以学习到更多理论知识以及相关实践经验。同时，通过对经典古籍的学习，我们还可以了解我国中医药的宏观发展史、文化内涵、学术思想、经典人物、发展规律等等，为中医药的传承和创新提供思路。我国中医古代文献众多，在《中国中医古籍总目》里已超过万种。书籍涉猎范围广，使用价值高。我国很多书籍中记载的理论经验对中医的现代化临床有很大启示。中医古籍将我国医药学的整个历史还原，每个阶段的历史背景、医药文化以及药理药效发展创新情况透过书籍都能找到答案，在研究中把可取之处汇总，使其继续在现代临床中发光发热。譬如古代针对糖尿病以及肿瘤的处方在现代效果也不错。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而获得诺贝尔奖，说明中医古籍有助于推动我国现代医学迈向新台阶。

精准医疗对中医药文化的影响

在国际医疗大环境冲击下，我国医疗面临新的挑战，也迎来了新的契机。根据党的十九大对中医药的发展规划指示，中医药要紧跟时代和国际市场变化适时做出战略转移。精准医疗目前是现代医疗前沿思想的体现，是让患者得到最佳医治，社会医疗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两者实现最佳重组和资源配置。主要集预防医学、临床诊断、治疗学以及分子医学、卫生经济学等理论于一身，把院前、院内以及院后整个疗程整合到一起进行精准化管理的治疗方案[4]。

追根溯源《黄帝内经》中对“治未病”就已涉及，如“不治已病治未病”“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正气内存，邪不可干”等。《金匮要略》中也有着相关体现，“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唐代医家孙思邈亦提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事之前”，此些都是对治未病思想的深刻阐述[5]。“精准医疗”主要依托于基因组计划以及新医疗方案形成的“大数据”理论，根据每个人的“基因”状况提前检测出可能出现的重大疾病，进行提前预防以及亚健康身体综合调治。通过精准查找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提前准备，做好应对措施。“精准医疗”在院前准备阶段，建立了包含患者自身基因、生活环境、地理位置、社会地位、季节变化等多种有辨识性的体质影响因素数据库，有针对性地了解到个体疾病的易感基因，并准确判断个体疾病的发病和向愈情况，从而制定有效的疾病防治方案，这是融入了现代化科技手段的“治未病”[6]。

人与自然环境是一个统一整体，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中，自然环境的各种变化又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体的生命活动。这便是“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除了自然界，人类还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当中，必然也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中医学认为人类的生命活动不仅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又与社会环境相关联。“精准医疗”体系中完善的系统信息来源于对生活在不同地域、不同环境及不同社会环境中的人群进行系统化的分析归类，对各类人群的疾病进行分析并建立相关谱系及相应的疾病预防治疗方案，从而达到精准治疗的效果。这与中医学中强调的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统一性具有相同内涵，也对中医学“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现代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结    语

在科技和文化不断与国际接轨的同时，我国在国际中逐渐展露头角。中医学也需要不断更替沉疴，积极创新，将中医理念融合国际先进理念。例如以上提到的大数据技术就很适合中医的发展，其思维方式与中医药传统思维方式具有相同特征，值得中医药事业借鉴，对中医的发展有很好的促进作用。目前中医药文化的核心内涵可以概括为5个词：以人为本、医乃仁术、大医精诚、调和致中、天人合一。中医药文化学家张其成教授把中医药文化内涵界定为中医药的内在价值观，引领我国中医药领域未来的发展趋势，并对中医药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进行规范，是一种可以在感知生命、防治疾病过程中反应人文精神的优秀文化。目前中医针灸已经成功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政策文件对中医药文化传播进行了规范，中医药文化传播途径也在进一步完善，为中医药文化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目前中医药文化传播仍存在一定的问题，部分中医药学生对于中医药文化意识淡薄，缺乏系统性和专业性，中医翻译不同步以及文化结构不同等问题，制约了中医药文化的传播。改革开放40年以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强国之路开创新高度，2018年更是我党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一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中医药体系应坚持以服务于民为宗旨，努力创新改良中医技艺，以党的规划目标为指导，对传统的中医领域进行优化升级，实现我国中医药文化的大跨越、大繁荣。

参考文献

[1] 陈晓明，罗小泉，吴伟.对现代中医高等教育反思[J].陕西中医，2008，29(11)：1567-1568.

[2] 贾庆国.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183．

[3] 毛嘉陵.中医文化传播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4：245．

[4] Porche D J. Precision medicine initiative[J]. Am J Mens Health，2015，9(3)：177.

[5] 吕泽斌，董万涛，尉伟卫，等.基于“治未病”思想探讨PMOP中西医综合疗法防治策略[J].中国骨质疏松杂志，2013，19(11)：1200-1202，1214.

[6] 叶建成.利用部分中医思想结合现代科技应用阐释“中医西释治未病”理念[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31(4)：1142-1145.

[7] 张丽，张焱.“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医文化走出去传播策略探讨[J].中医药导报，2017，23(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