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主张用手术治疗急性阑尾炎的外科医生，竟然亲历了针灸治好儿子、妻子和母亲的急性阑尾炎病例。特别是91岁的母亲，急性阑尾炎穿孔导致弥漫性腹膜炎，仅用针灸合并1/4量的抗菌药物治疗9天而愈，直到她96岁去世未再复发，给我留下了针灸确能治病的印象。”

 

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汤钊猷教授这样回忆起自己新作《西学中，创中国新医学》。

 

汤钊猷院士

 

 

反思：将治病看作修理机器

 

 

作为一个西医院士，汤院士为何会对中医情有独钟？

 

原来，汤院士虽为西医院士，他自己却有大量的中西医临床实践、生活工作中所见所感也让他对中医产生兴趣。他的老伴、著名中西医结合内科学李其松教授，曾利用中西医结合特长治好无数疑难杂症，让他深感有必要将这些经历、所思所想记录下来。

 

李其松教授80多岁高龄母亲患肺炎住院病危，她不忍母亲遭受切开气管痛苦，考虑再三，决定出院。出院后，她根据“肺与大肠相表里”，开了中药，将“肺”中多余的水分通过大便排出，她的母亲3天就能下床，7天治愈，还能打麻将。

 

然而，2016年7月，李其松教授突然腹痛高热，进了急诊，病情急转直下。住院第16天，因肺炎加重，李教授不得不接受气管切开。

 

对此汤院士直言很痛心，一个曾成功使他人免除气管切开的医生，自己却未能享受到这一治疗方式。

 

在最后的半年里，李其松教授逐渐没了精气神，瘦成皮包骨头，插管由2根逐渐增至7根，住院时间由一周拖至半年。

 

相伴59年老伴的离去，让汤院士身心俱疲，但他却在悲痛之余认识到，李教授的遗憾不在医护，而在于现代医学的不足，患者的生命虽然得到延续，但已无生活质量可言。

 

的确，如果没有医学影像检查，肾路结石导致尿路感染的诊断将无法明确；

 

如果没有气管插管和气管切开，吸入性肺炎危机就无法度过；

 

如果没有各种脏器的功能化验，药物的“用”与“停”就无法决定；

 

一言以蔽之，现代医学是李其松教授生命延长的关键。而整个治疗过程完全忽视了患者本人的生存质量。

 

汤钊猷院士认为，如何发挥患者的主观能动性，激发机体的自身修复能力，这是现代医学需要思考的问题。

  

 

西医技术+中医理念=新医学

 

在汤院士看来，西医在微观、局部方面远胜于中医，而中医在整体“观上”胜于西医，所以中西医不是互相取代，而是互相取长补短，就像电脑和软件的关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所以他认为，西医技术加上中医理念，能成为新医学的核心。

 

发生在汤院士身边亲人们的真实病例，更让他坚信这些个案虽是偶然，也蕴藏着某种必然。“有疗效，我想一定有它的科学背景。《孙子兵法》说‘不战而屈人之兵’，看来减少侵入性诊疗是可能的，而且可能是医学长远的发展方向。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好局部和整体的问题。局部和整体、微观和宏观能否互补，就是我们需要探索的中西医结合。”

 

汤院士指出，创中国新医学需分两步走：

 

第一阶段洋为中用，力求超越。因为多数西医没学过中医，不了解中医，通过学习西方，洋为中用，再加上中医的理念，可能是第一阶段的重点。

 

中国新医学第二步，就是中西医结合，取长补短。在这个过程中，要避免废医存药(只认为中药有用而忘记了中医更为重要)。而中西医结合不同于中西医并用，曾经有过教训，上世纪60年代大剂量化疗，加上中医的清热解毒、活血化瘀，结果病人死得更快了，后来变成西医用化疗攻，中医用中药来补，明显提高了疗效。

 

汤院士表示，这一阶段还需要解决很多具体问题，像中西医结合的思路、中西医结合的平台、中西医结合的评价标准。西医强调无瘤生存，中医强调带瘤生存，如果带瘤生存需要循证医学，需要解决合理的模型问题、评价标准问题。

 

汤院士身为西医院士，却积极推崇中西医结合打动了发布会上的每一个人。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中西医结合乳腺病科主任秦悦农就表示：“其实中医、西医是相通的，中医也好、西医也好，最终追求两大目标，一是生存率，二是生活质量。”

 

今天，提倡精准医疗的同时，MDT（多学科诊疗）也被广泛接受，秦悦农说：“因为整体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汤院士总结到了一个更高的理论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