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马直树，博士，毕业于东京医科大学。曾在日本北里研究所东洋医学综合研究所工作，拜大冢敬节先生、矢数道明先生及藤平健师等名医为师，学习日本传统医学。1987年，作为中国政府高级班进修生，在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师从朱仁康、张作舟、路志正、朴炳奎先生，精研中医诊疗学。1996年任平马医院副院长，2007年任院长。2010年入职日本中医学会会长。E-mail：nhirama@jcom.home.ne.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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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明，博士，1982年毕业于辽宁中医药大学，1983—1986年，任辽宁中医药大学针灸学院教师；1988年日本留学，历任日本琦玉东洋医疗专门学校教师，铃鹿医疗科学大学针灸学部针灸学科教授、大学院教授、学科长。现任日本帝京平成大学针灸教授、大学院教授。日本中医学会理事，日本药膳学会理事。E-mail：xm5762@gmail.com

 

 

 

中医学在日本的传播

中国的医药文化何时传入日本，没有明确的历史文献记载。公元前3世纪的日本弥生文化时期，受当时中国水稻、青铜器为特征的文明影响，推测来日本的归化人开始把中国的中医药文化传播到日本。

中国的文明主要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公元5世纪，日本邀请新罗（朝鲜东部）的金武医师为天皇诊疗。大和朝廷邀请百济（朝鲜南部）的徳来医师来日本，为后世的医家名门“难波药师”的祖先。公元6世纪，汉代至六朝时期的中医学由朝鲜传入日本。公元513年，百济的五经博士及有关医药、历法专家来日本；公元562年，智聪携带中医学典籍164卷来日本。公元663年，百济灭亡后，多数的百济人亡命、归化日本，传播了中医药的文化[1]。

隋唐时期

公元607年，圣徳太子派遣使节赴隋，开始了日中间的正式交流。隋朝灭亡后，在唐代（公元618—907年），大和朝廷关于国家制度、文化等均通过遣唐使传承了中国的制度与文化，包括医疗制度及中医药理论与临床。从公元630年至唐末出现动乱，遣唐使把大量的中国国家法典、佛教经典及医药典籍带回日本。

日本的国家体制也模仿唐朝，建立了中央集权体制的律令制。公元701年，制定了大宝律令，确认了日本的国家体系。虽然大宝律令未能保留下来，其后修正的公元757年实施的养老律令，大部分已被复原。其中关于医疗制度的医疾令，也综合多方资料被复原。

根据上述典籍，当时的日本医疗体制，中务省设置内药司，宫内省设置典药寮，在典药寮中设置医博士、针博士、按摩博士、药园师等职称。医学教育，在典药寮的大学中进行。医学教科书也以唐令为准，指定使用由遣唐使带回的医学典籍。规定医生必修《甲乙经》、《脉经》、《本草》（本草经集注）、《小品方》、《集验方》，针生必修《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决》《流注图》《赤乌神针经》等。这些医学典籍可以认定都是公元7世纪，由中国传入日本的，成为医生、针生官职必读典籍。考试方式、合格标准都有明确规定[2]。在宫廷内，以实现中国的医疗体制为理想目标。

鉴真大师，从公元743年开始，6次东渡日本，公元754年来到日本。鉴真大师精通医药，在传播佛教的同时，也把中国当时最新的中医药传播到日本。当时，从中国进口的药物保藏于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在贡奉品目录《东大寺献物帐》的1卷《种々药帐》中，记录了60种中草药名称和数量。如麝香、犀角、朴硝、荜茇、禹余粮、龙骨、赤石脂、槟榔、巴豆、厚朴、远志、桂心、人参、大黄、甘草、紫雪等。其中约有40种公元1250年以前的中草药实物，正仓院完好保存至今，十分珍贵。

遣唐使带回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佛教经典及大量的医书典籍。公元9世纪末，根据天皇命令编纂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有方药166部，医书1309卷[3]。

公元9世纪，日本开始自己编纂医书。出云广贞等编纂了《大同类聚方》100卷，广贞的儿子菅原岑嗣编纂了《金兰方》50卷。出云广贞撰写了《难经》注释、《难经开委》。公元918年，深根辅仁编纂的《本草和名》是日本最早的本草辞典，书中记载了1025种药物的中国名称及其别称、和名，目的是促进中草药在日本国内的采集和使用。

医心方

公元984年，归化人的子孙，医博士、针博士丹波康赖献给宮廷的《医心方》是日本现存最早的医书经典，是引用中国的医书典籍，精选编纂的综合性医书。引用的中国医书典籍多达数百种，实为中国汉、六朝、隋、唐医书的集大成之作。有学者认为该书引用文献的大部分在中国已经佚失，是研究唐以前中医药学的珍贵文献。江户时代的1860年，丹波氏的后裔、幕府医官多纪氏付梓刊行，在问世后1000年（1984年），被日本指定为国宝[4]。

宋代

从唐朝灭亡后的动乱时代到宋初，日本与中国交流逐渐减少，中医药学也鲜有传入，导致日本汉方医学停滞不前。

公元10—13世纪，日本平安时代中期至镰仓时代中期，日宋贸易复苏，民间交往活跃，大量宋代货币流入日本，形成了货币经济交往方式。从宋朝输入货币、香料、药品、陶瓷、纺织物、绘画及书籍，从日本输出金、银、硫黄、水银、珍珠、刀剑、漆器等工艺品。僧侣也频繁往来，传播了儒学及中医药学等文化。

宋朝（960—1279年）崇尚文化，完善科挙制度，奖励学问，医疗制度充实，中医药学的发展迎来了新阶段。中医药学的学术发展要因之一是印刷术，出版业的飞跃进步。印刷书籍的大量流通，促进了中医药学的广泛普及。由朝廷官方主导、编纂的《开宝本草》《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付梓刊行。校正医书局出版了古典医籍的校订版本。《黄帝内经》《诸病源候论》《伤寒论》《金匮要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脉经》《甲乙经》等当时现存的重要医学典籍，在全国普及出版发行。在民间，也有医书的出版发行。在这样的中医药学普及和提高背景下，带来了金元时期的中医药学革命。

宋朝的中医药学发展和医书出版普及给日本的汉方医学带来很大的影响。日宋贸易，开始接触到印刷的中医医书，作为重要的输入品十分珍贵。根据贵族的藏书目录，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公元12世纪中叶，记录了输入《大观本草》；镰仓时代（1192—1333年），书籍的输入活跃。临济宗的僧円尔，作为留学僧渡宋，带回大量佛教、文化典籍及医书，现存于《魏氏家藏方》，记录了输入宋版或元版的《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3]。

镰仓时代（1192—1333年），禅僧对中医药学的推广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梶原性全及有林就是禅僧，引进了中国最新的医书，精选后编纂了汉方医学全书。梶原性全在公元1304年，按照《诸病源候论》的疾病分类，撰写了《顿医抄》50卷（和文），本书深受《太平圣惠方》的影响。梶原性全在公元1313年，编著了《万安方》62卷（汉文）。这些都是以当时输入的《圣济总录》为蓝本编纂而成。有林在公元14世纪后半叶，编纂《福田方》12卷，引用中国医书约160种，多数是宋、元版医书，文字不仅是汉文，也用日文假名表记的实用性著作。

 

明代

 

元代，日本和元朝的关系紧张，交往疏远，民间贸易、禅僧的往来也大为减少。明朝建立后，公元15世纪初，日明之间重开了正式贸易往来。公元1401—1549年，日本19次派遣遣明船出使，把中国的大量文献与物品带回日本；与此同时，民间商贸也日益活跃，人员往来频繁，日本医师去明朝留学，把明朝的中医药学同步传入日本。吸收明朝最新中医药学的代表人物有竹田昌庆、坂浄运、半井明亲、吉田宗桂等。出身贵族藤原氏的僧侣医竹田昌庆在中国居住长达10年，公元1378年，携带大量医书、针灸铜人回到日本，开创了后世御医繁盛的竹田家族。3次赴明的竹田昭庆著有《延寿类要》（1465年）。坂净运出身宫廷的医官坂家，在公元15世纪末渡明，留学8年，校订编辑家传的医书及《续添鸿宝秘要抄》（1508年），贡奉于宫廷，其子孙，作为医家的吉田盛方院而闻名于世。半井明亲，出身奈良时代的医家名门和望族，16世纪初赴明，归国后担任宫廷的药典头，其子孙长期担任官医的最高长官。吉田宗桂一族，经营医业和金融业，作为医家的吉田宗桂，靠其财力在16世纪中叶，2次赴明，带回大量医学典籍。

日本在明朝时期吸收的中医药学，经过金元的中医药学的发展，实用性、启蒙性高，朱丹溪的影响浓厚。这一时期，日中之间除正式贸易之外，民间贸易也十分活跃。这一时期，引进日本的医学典籍主要有：熊宗立《医书大全》（1446年刊），刘纯《玉机微义》（1396），王玺《医林集要》（1482），虞天民《传统医学正传》（1515），薛己《薛氏医案》（15550顷），李梃《传统医学入门》（1575），吴昆《医方考》（15487），龚廷贤《古今医鉴》（1576），《万病回春》（1587），《寿世保元》（1615），徐凤《针灸大全》（1439），高武《针灸聚英》（1519）等[5]。

 

中医学在日本的发展

 

曲直濑道三和启迪院

公元16世纪是日本战乱时代，虽然军阀割据角逐，却促进了经济文化向首都以外的地方扩散与普及。医学也由宫廷、贵族及武士家族政权扩展到平民，僧侣们的医疗以普度苍生为理念，推动了医学的民间普及。

这一时期，东国下野（现在的栃木县）的足利学校是儒学教育的中心。京都出身的禅僧曲直濑道三（1507—1594年），从战乱荒废的京都到足利学校游学，与在关东的医家田代三喜结识，专攻医学。据说田代三喜有明朝留学经历，曲直濑道三拜师田代三喜，学习明朝的中医药学，田代三喜去世后，回到京都的曲直濑道三，脱离僧籍，成为医师，担任天皇皇室、足利将军及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毛利元就等权贵者的主治医师，亦精于茶道，作为文人而闻名。

公元1574年，曲直濑道三编著《启迪集》8卷贡奉于天皇。该书精选64种中医药学的典籍，有浓厚的朱丹溪学派色彩，是明代为止的中医学的集大成著作，实用性高。序文中提倡“察病辨治”，同现代中医学的辨证论治同义，代表了当时最高的中医药学水平。

曲直濑道三对门人弟子的教育倾注了心血，以门人曲直濑玄朔为代表，名人辈出。中医药学教育机构启迪院，汇聚了全国各地来京都的求学者，开日本汉方医学教育之先河，可以说，当时日本的医学教育，是以明代中医药学为基础，以曲直濑流的医学为核心进行的[6]。

 

江户时代初期

战乱时代后，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时代之后，迎来了强权统治的徳川家康的江户幕府时代。江户时代（1603—1868年）秉承文官治国，和平时期长，社会文明有了长足的发展。统治国家的思想，由中世的佛教转为尊崇儒学，因此，汉学倍受推崇，汉方医学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

这一时期，日本印刷出版发达，重要的中医学典籍不断翻刻出版。同时，由于世袭制度，服务于地方封建领主（藩主）的藩医的子弟汇集京都，就学于曲直濑流的启迪院，学成后在全日本普及。

 

锁国

江户时代初期，日本对外交流取得了很大发展，但是不久，采取了严格限制对外交流的国策，其理由是防止基督教的传入和贸易保护。这缘于对基督教及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地侵略政策的担忧，这一时期，实施了禁止传教，排除基督教的闭关锁国的国策，直到公元1639年，限定外国船只的停泊港口只有长崎，禁止葡萄牙船只停泊，禁止日本人的海外渡航。闭关锁国后，同国外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仅有朝鲜，但是，也保留了来长崎的荷兰的商船和中国的民间船只往来，虽然维持了书籍的输入，但是，人员交流几乎停止。

这一时期，中医学的传播仅能通过书籍文字，客观促成了日本汉方医学独自的变容发展。清代的中医药学，特别是温病学，几乎没有传承到日本。

 

日本开国以后

江户时代末期的公元1854年，由于美国圧力，日本与美国缔结了《日美和亲条约》，锁国体制瓦解。同年，相继与英国、俄罗斯缔结了相关条约，导致事实上对外开放，这从根本上动摇了日本国体。公元1868年，明治维新导致江户幕府退出历史舞台，确立了新的国家体制。明治政府仿效欧美列强建立国家体制，推进西方文明开化国策。在医学医疗方面，制定了西洋医学的国策，导致汉方医学衰退。因此，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同中国的中医药学交流渐行渐远。

明治维新之后，从大正时期到昭和初期，兴起了汉方医学复兴运动。由于近代与中国的国交断绝，所以汉方医学复兴运动的蓝本不是中国，主要是江户时代吉益东洞的古方派医学，昭和时期汉方医学的主流是古方派，特别是吉益东洞学派，形成了方证相対的诊疗特色。

1938年，矢数道明（1905—2002年）等医贤努力创立了东亚传统医学协会。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1978年，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医药学的日中交流逐渐升温。矢数道明先生创立东亚传统医学协会的目的，是通过传统医学交流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既使日中国交断绝时，亦保持同叶橘泉（南京），张继有（长春），杨医亚（北京）的文书往来。

 

日中中医药交流的恢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完善了中医药学的高等教育体系，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中医药院校。高等教育体系化的中医药学传入日本，其中提到的辨证论治的方法论，对于日本的汉方医家而言，充满新鲜刺激。

20世纪70年代，日中邦交正常化后，文化交流迎来了新的历史时期。传统医学的交流日益活跃，人员往来频繁，为了学习中医学，日本人赴中国留学增多，来日的中医师也增多。日本的汉方医学界，不仅采用方证相对，也对辨证论治诊疗方法产生浓厚兴趣。

这一时期，由于神户中医传统医学研究会（伊藤良氏、森雄才氏）的努力和留学归国的兵头明氏、菅沼伸氏的活跃，加深了对现代中医学的理解。中国的名老中医受邀来日，直接指导的机会也增多，在北京、南京及成都等地相继建立了接受日本汉方医的研修教育设施。

20世纪80年代，焦树徳（北京），张镜人（上海），邓铁涛（广州），陆完甫（成都），柯雪帆（上海）等名老中医来日，亲临指导。

 

图2  焦树德（中日友好医院）在日本指导现场留影

 

20世纪80年代，中医学的发展充满激情，学习老中医的学术气氛十分高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相继问世。这对日本也是极大的刺激，在日本，1980年成立了东洋学术出版社，创刊《中医临床》杂志（季刊）。该社翻译出版了大量中医学书籍，促进了中医药学的普及与发展，为现代中医药学启蒙和普及做出很大贡献。

平马直树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学习中医学，1987年，去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留学，师从朱仁康、张作舟（皮肤科）、路志正（内科）、朴炳奎（肿瘤科）等权威的名医，领会到四诊合参和辨证论治的精髄，确认了行医的明确方向。归国后，平马直树创立东京临床中医学传统医学研究会，与日本各地的中医学传统医学研究会携手，致力于中医学的日中交流。这一时期，也有机会同来日本的中医师交流，并以此为契机，设立了日本中医学学会。

图3  平马直树在中国中医科学院留学纪念留影

 

与此同时，神户中医学传统医学研究会、广岛中医学研究会、东京临床中医学研究会、仙台中医学研究会、冲绳中医学研究会等相继成立，担负起日中中医药学交流的历史使命。

在日的中国中医师对中医药学的普及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实际感受到中医学优越性的各地中医学研究会，继续研究中医学，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辨证论治的中医学思想逐渐普及、浸透，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全国学术团体，与中国的交流也没有相应的对口机构，停留在单独、零散的交流水平上。

 

日本中医学学会的设立

2003年，日本的中医学留学者以及来日本的中医师，举行了中医学交流会研究会，平马直树担任会长，每年举办6次研究会，此时创立中医学学会时机成熟。2010年，日本中医学学会成立（首任理事长酒谷薫，会长平马直树）。

 

图4  日本中医学会首届学术大会现场

 

日本中医学学会成立，标志日本以中医学为主的全国性的学术组织的诞生。学会秉承继承、发展及普及中医学的宗旨，促进同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中医学的交流。2010年8月，举行了成立峰会，2011年1月，创刊了《日本中医学杂志》Web版，从2011年开始，每年举行一次学术大会。除此之外，日本中医学学会也定期举办中医药临床应用讲座，中医临床诊疗研讨会，应各地的中医学研究会的要求派遣讲师，也致力于年轻西医医师的中医药传承、普及教育。

 

总    结

日本的汉方医学受惠于中国甚多，到16世纪为止，基本上是中国对日本单方向的传入。其中，日中政治关系良好，贸易交往昌盛时，最高水平的中医药学传入日本，国家间关系紧张时，贸易交往受到限制，中医药学交流亦停滞。

在江户时代初期，传承了明代高水平的中医药学，出版文化发达惠及全日本。其后的锁国时期，虽然人员交流中断，日本的汉方医学没有停滞，选择了独自的发展道路。

明治维新后，医疗国策导致了日本汉方医学衰退，对外交流停滞。昭和时期，日本掀起了复兴汉方医学的运动，日中邦交正常化的20世纪70年代，促进了日本从闭关锁国以来的真正的中医药学的交流，中日现代中医药学的交流推动了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其交流方式，也由以前的单方受容转变为互相提高。

 

 

参考文献

[1] 小曽户洋.新版汉方の历史[M].东京：大修馆书店，2014：97-100.

[2] 井上光贞，席晃，土田直镇，等.日本思想大系（3）律令[M].东京：岩波书店，1977：240-245.

[3] 东福寺.普门院藏书目录[M].东京：朝仓靖共写，1967：38-46.

[4] 宫内庁书陵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医方家》[M].东京：名著刊行会，1998：10-15.

[5] 藤井尚武.医学文化年表[M].东京：医道の日本社，1984：53-57.

[6] 富士川游.日本医学史纲要[M].东京：克诚堂，1940：7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