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透解毒饮”是薛伯寿教授继承蒲辅周先生学术医疗经验，并结合自身50余年临床实践，取有效数方相辅相成，发挥更大作用，能明显提高疗效。此方基于外感热病必须融会贯通“伤寒”、“温病”、“温疫”学说的理论，以宣透达邪、升清降浊为法，临床应用于上呼吸道感染、流行性感冒、化脓性扁桃体炎、急性咽炎等属温邪上受而有表里郁闭，且里热较重者疗效甚好；更可用于温疫初起，邪在卫气热毒偏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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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诊治外感热病为提高中医学术及医疗水平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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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感病是感受六淫外邪而发病，温热、疫疠具有发病急，变化多而快的特点，由于外感病过程中最主要的病理变化是邪正相争，正气奋起抗邪则发热，所以外感病证大多有不同类型的发热，因此又将外感病称为外感热病，但临床亦有因正气虚衰，无力抗邪而发热不明显、或不发热者。正如《伤寒论》所云：“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

 

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伤寒十居其七”。立志于医药，“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伤寒冠于杂病之前，“伤寒”为伤于六淫、疫疠之邪，为外感热病总称，故伤寒论实为伤邪论，包括了温疫。

 

仲景有云：“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死于外感热病者十居其七，其中必有疫病。《伤寒论》为首部外感热病专书，张仲景也是致力于外感热病的勤求、博采，结合临床开拓创新。《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密不可分，本为《伤寒杂病论》，分之，《伤寒论》依然有杂病，《金匮要略》中有外感病，善治外感病，方可达善治内伤杂病。总之，主要是伤寒研究创新而铸就了医圣仲景。

 

“伤寒宗仲景”，“热病用河间”，刘河间被奉为温病之鼻祖；张从正倡用汗、吐、下三法，显然多与外感热病相关；李东垣致力内外伤辨惑，必须有高水平外感与内伤学术经验尚可辨惑，治大头瘟的普济消毒饮则是李氏创方，甘温除大热的补中益气汤为李氏传世名方；朱丹溪拜刘河间的再传弟子罗知悌为师，尽得其传，倡“阴常不足”，其养阴方药，为温病学派重视应用。金元四大家各有所长，铸就金元四大家的依然离不开外感热病的发展创新。

 

明清中医学外感热病在伤寒的基础上有巨大发展，为“温病”“温疫”学说走向成熟的时代，外感热病的研究铸就了不少温病、温疫学家。吴又可《温疫论》为最早阐明传染病温疫专书，而叶天士为善于读经典、拜名师、重临床的典范，叶氏《临证指南医案》，尤其《温热篇》为中医的自身发展创新做出了重大奉献。换句话说：“温病”开拓创新铸就了中医大师叶天士。

 

蒲辅周为中医界一代宗师，是毛泽东时代著名高干外宾保健专家，为1956年救治、控制北京乙脑暴发流行做出巨大贡献；中西医结合研究治疗小儿腺病毒肺炎获重大成果。周恩来总理曾称颂蒲老为：“高明中医，又懂辩证法”。1971年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周总理指示：“蒲老是有真才实学的医生，要很好总结他的学术医学经验，这是一笔宝贵财富”。蒲辅周学术医疗经验，善于诊治外感热病为首要，倡导融会贯通伤寒、温病、温疫学说，同样是外感热病学术医疗水平铸就了杰出的中医学家蒲辅周。

 

外感热病是中医宝库中最为可贵的部分。

 

薛伯寿教授认为从汉医圣张仲景，到金元四大家以及明清温病学派大师吴又可、叶天士等学术成就，基本源于外感热病继承发扬、开拓创新；中医辨证论治水平的提高，关键在外感热病诊治过程中来磨炼，脱离外感热病辨证论治，就难以铸就真正高水平的中医人才。“伤寒”“温病”“温疫”学说为中医治疗外感热病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学术医疗经验，研读《伤寒论》，学习温病、温疫著作，领悟外感热病辨证论治精髓，必须自信大胆用于临床，善于融会贯通外感热病学术医疗经验必然能提高疗效。中医药的继承发扬，绝对不能离开外感热病的继承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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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外感热病必须融会贯通“伤寒”、“温病”和“温疫”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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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温融合论”成为当今论治外感热病的主流趋势。

 

近代中医名家多倡“寒温融合”，何廉臣指出在临床中治疗外感热病要根据患者病情的发展，灵活选择，即“病在躯壳，当分六经形层；病入内脏，当辨三焦部分”。

 

丁甘仁认为由于人之禀赋各异，病之虚实不一，伤寒可以化热，温病亦能转变为寒，故在临床中对外感热病的辨证论治，主张把两种学说融会贯通。秦伯未认为“温病是伤寒的发展，必须把这分歧消除，才能使中医的外感热病学在临床应用上大大地提高一步。”并提出要把两者统一起来，“成为完整的中医外感病学或叫传染病学”。

 

万友生终生从事热病的理论和临床研究，先后著有《寒温融合论》和《热病学》中明确提出了“寒温统一论”。万氏将伤寒六经证治，温病三焦、卫气营血证治及气郁、食滞、痰积、血瘀、阴虚、血虚、气虚、阳虚等内伤发热的证治融入其中，总体分为5类证治系列，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热病辨证论治体系。董建华教授执简驭繁，融合寒、温两法辨治之精华，按表证、表里证、里证三个阶段的证治系列，作为临床辨证论治外感热病的总体方案，精简可资临床借鉴。

 

蒲辅周教授曾指出：“六经、三焦、营卫气血等辨证，皆说明生理之体用，病理之变化，辨证的规律，治疗的法则，当相互为用，融会贯通”。薛伯寿教授遵循蒲老倡融会贯通伤寒、温病、温疫学说，倡导综合辨证，以法治病，选方择药，知常达变，可达掌握提高外感病诊治水平。

 

薛伯寿教授认为外邪以寒温之性而分，则《伤寒论》详于寒，而略于温；温病学说在伤寒的基础上发挥详论其温，有发扬创新，但又多离不开《伤寒论》的理法方药的源泉。

 

正如叶天士云：“辨卫气营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大异。”也就是伤寒、温病辨证思维是相同的，温病在外感热病的治疗有创新，故治疗则宜择善而用，或融会贯通。

 

吴鞠通著《温病条辨》“温病者，有风温、有温热、有温疫、有温毒、有暑温、湿温、有秋燥、有冬温、有温疟”，是为羽翼伤寒。

 

《伤寒论》与温病学说两者有机地结合，丰富和扩充了热病的辨证论治内容，提高了临床疗效。

 

温病学说，温热在卫用辛凉透邪有银翘散、桑菊饮，尚有新加香薷饮、桑杏汤等；湿温留恋气分，立芳化、通阳利湿法有三仁汤、藿朴夏苓汤、甘露消毒丹等；温疫初起，即宜宣郁解毒逐秽为先，有双解散、凉膈散、升降散等，为热病初起祛邪增添治疗新法；热入营血，开创透热转气、凉血散血、平肝息风、开窍宣闭、滋阴熄风、育阴复脉等法，为抢救热病气营双燔、血热妄行、昏迷痉厥、真阴欲绝等重证开辟了新的治疗途径，实补《伤寒论》之不足。然辛温解表、温阳救逆等伤寒之法亦不可废。

 

《伤寒论》已有麻杏石甘的辛凉法，是否不需桑菊、银翘？或温病创立桑菊、银翘再不需要麻杏石甘汤呢？薛伯寿教授认为各有所长，必须并存，酌情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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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灵活运用升降散可提高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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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587年的《万病回春》“内府仙方”到1613年的《东医宝鉴》“僵黄丸”再到1623年的《伤暑全书》“升降散”，终至清代的《二分晰义》赔赈散及《伤寒瘟疫条辨》升降散，这一古方以不同方名存在，而其主治，制剂、用量、服法等方面经历了时空发展的历程。但自《万病回春》至《伤寒瘟疫条辨》，其以僵蚕为君，蝉蜕为臣，姜黄为佐，大黄为使的制方却都一致。

 

僵蚕：味咸，辛，平，微温，无毒。入心、肝、脾、肺、胃经。辛平气轻且浮而升阳，出以从化。具清热解郁，活络通经，祛风开痹，化痰散结，解毒定惊之功；

 

蝉蜕：咸甘，寒，无毒。气轻平，入肝、脾、肺三经。性寒气轻擅于宣肺开窍，散热透疹，定惊解疼；

 

姜黄：辛，苦，温，归脾、肝经，辛苦而温有辛散、苦泄、温通之能，行升出之机，具有行气，散瘀，祛痰伐恶，破血通络之功；

 

大黄：味苦，性寒。归胃、脾、大肠、肝、心包经。气味俱厚，沉而降，攻积滞，清湿热，泻火，凉血，祛瘀，解毒苦，具有泻热通便之效，解毒消痈，行瘀通经，清热除湿之功。

 

四药合用，升降并用，一升一降之中寒温兼行，气分血分药物同施，能宣畅卫、气、营、血，调气血，和内外，平寒热，匀虚实，行气解郁，宣上导下，通利三焦，既升清阳也降浊邪，既宣肺气也散郁火，去邪热通腑气，解邪毒活血络。气血并治而通表里畅气血，使气血调和，开达气机使气机升降畅通正常。

 

可见，古方升降散集宣、清、下、和于一方，升清降浊，功大效宏。

 

蒲辅周教授启发应用升降散之门径，薛伯寿教授推崇并发表文章著书、大力实践推广，才使升降散得到广泛的应用，使古方得以重放光辉、名重后世。使杨栗山的《伤寒温疫条辨》得到大家的广泛认可和应用，可谓开创了治疗温病和外感热病一条新的思路。

 

据杨粟山所云：“盖能涤天地疵疠之气（温疫之邪气），亦能化四时不节之气”，蒲辅周亦说：“四时温病（传染性小或不传染）之中亦偶有兼秽浊杂感者，需细心掌握，治疗须与温疫相参，才能提高疗效”。薛伯寿教授认为火热邪毒、瘀浊郁闭，影响脏腑之升降出入失常是升降散治疗外感热病和内伤杂病的病机要点。强调温疫治疗首要环节为辛凉宣透，升降散在温疫中轻重皆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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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治疗外感热病应重视“火郁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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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机升降出入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素问•六微旨大论》曰：“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无不出入，无不升降。”又曰：“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在生理状况下，五脏藏精气而不泻，六腑传化物而不藏。升清降浊，营卫通行，气煦血濡，经脉和畅，以保持着阴阳的动态平衡。一旦外感六淫、内伤七情、饮食不节造成气机失常，壅滞不通，郁结不舒而导致诸郁证。

 

正如戴思恭所说：“郁者，结聚而不得发越也，当升不升，当降不降，当变化者而不得变化也。”“火郁”一证，最早见于《素问•六元正纪大论》。

 

对于郁热，《内经》早已提出“火郁发之”的治疗大法，张景岳具体解释说：“发，发越也，故当因势而解之，散之，升之，扬之，如开其窗，如揭其被，皆谓之发。”此论发挥经旨，深得要领。简言之，“火郁发之”就是因势利导，通过宣发郁热，既可透邪外出，又可散热降温，以达到气机开合升降协调，恢复阴平阳秘。

 

四时之气而言，君火、相火各有主时，但风、寒、暑、湿、燥皆可郁而化火。温病，尤其温疫每多伏火之证，尚有毒甚为火之说。薛伯寿教授认为灵活运用宣透，掌握火郁发之，实为提高外感热病疗效的奥秘。

 

《伤寒论》太阳病主表，外邪侵袭郁闭于表，据邪之性质不同，轻重有异，表里兼挟有别，辨证选用汗法透邪诸方及表里双解诸剂，皆为火郁发之，或寓火郁发之。少阳病虽宜和解，且有汗出而解之说，若兼表者，则宜兼透邪汗解。尚有阳明表证，用栀子豉汤之说；白虎汤为辛凉重剂，辛有宣散之意，吴鞠通谓其达热出表，临床可加薄荷、芦根、竹叶或加金银花、连翘，清中寓宣透，即开窗散热，开窗散热，亦火郁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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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宣透解毒饮”有效方药渊流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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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伯寿教授师从蒲辅周13载，深得蒲辅周心传，且精研经典，旁及各家，融通寒温，灵活应用经方与时方，善治内、妇、儿科疑难杂证，尤擅治热病，他治学严谨，发扬仁心仁术，重视临床，讲求疗效，用药精灵，简便验廉，慕名求诊者络绎不绝。

 

薛伯寿教授治疗发热性疾病有突出疗效，对防治传染性疾病有突出贡献。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6•26”指示发表前后，他先后五次去农村医疗队，赴海南岛“5•23”医疗队，首批试用中草药治疗恶性疟疾，后继者研究出“青蒿素”抗恶性疟疾速效新药；

 

1987年9月被中医药管理局推荐首批赴非洲运用中医中药试治艾滋病一年余，在非洲期间他大胆地运用中医中药治疗艾滋病患者，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深受欢迎，《中医杂志》英文版上发表“中医药试治艾滋病经验”一文得到了医学界同仁的认可，为后继研究艾滋病奠定了基础；

 

1998年冬至后，寒气不至，有非时之暖，北京“流感”大流行，冬应寒而反大温，在这种气候异常的生活环境中，极易发为“寒包火”的外感热病，有一家四代人相继发烧，某些中、小学校因发烧的小孩极多而不能上课，薛伯寿教授用辛凉复微辛温法，取银翘散、三拗汤、升降散合方加减，名为“速解流感饮”，在门诊广泛运用，价廉而效佳。并被广安门医院作为流感普济方制成汤剂广施与病人，因疗效快而供不应求。

 

2003年春“非典”在北京流行之初，依据继承蒲辅周经验心悟，编写“非典”辨治八法及方药，人民卫生出版社印成小册赠送全国各地“非典”一线人员，其中普济宣肺消毒饮、“非典”增损双解散、“非典”加味凉膈散、“非典”三黄石膏汤、“非典”解毒承气汤等均合用升降散；

 

2009年甲型流感，迁延时间长，薛伯寿教授运用蒲老常用四季感冒方合升降散加减取得满意疗效。

 

“宣透解毒饮”来源于薛伯寿教授前期大量的临床实践且中医理论依据内涵丰富，充分体现他领悟发挥蒲氏学术医疗经验之精粹，集经方、时方，集伤寒、温病、温疫有关之方于一炉，由银翘散、升降散、栀子豉汤、小柴胡汤复方加减而成，体现了他治疗外感热病运用和解分消、宣透通泄兼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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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建设示范读本——十七位名老中医特色经验临床应用规范》，人民卫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