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教育

 

唐代敦煌的医学教育包括官办医学、寺院医学和家学传承。

 

01

官办医学

唐代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十分重视文化教育。早在初唐武德年间，政府即下令办学，办学层次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州县办学，教学内容有基础教育、儒学教育和技艺教育，后者即包括医学。唐武德六年（公元624年），中央设太医署，实际上是一座分科施教、学制健全的中央医科大学，其规模之大，教学内容之完善，考核制度之严密，在当时世界医学教育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在诸州设医学[1]。《新唐书·百官志》云：“贞观三年，置医学，有医药博士及学生。开元元年（公元713年），改医药博士为医学博士，诸州置助教，写《本草》《百一集验方》藏之。未几，医学博士、学生并省，僻州少医者如故[2]。”可见，唐代对诸州办学，特别是偏远州缺医之地的医学教育较为重视。

唐代的敦煌（当时称沙州）设州学和医学，医学的地位和规模要次于传授儒学的州学。敦煌遗书《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P·2005）记载，州学是在城内，在州西三百步。在州学西连院，设县学。“医学，右在州学院内，于北墙别构房宇安置。”[3]可见医学与州学、县学设在一个建筑群。据《唐六典》记载，州学有经学博士一人，正九品下；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县学设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二十人。医学置医学博士一人，从九品下；学生一十人[4]。P·2657卷《唐天宝年间沙州敦煌县差科簿》载：“令狐思珍，……，医学博士。”可证唐代的敦煌确设医学。医学博士既是一州医疗事务的管理者，也是培养医学生的教师，更是当地的官方医生。医学生除学习医学外，也在博士、助教的指导下从事诊疗活动[5]。唐代在边远僻州设立医学教育机构，无疑对地方医学人才的培养及提高基层医疗水平意义重大。敦煌壁画中唐·第468窟北壁有一幅学堂图，正房为一单檐庑殿建筑，老师端坐其中，学生们坐于厢房，正用心苦读。院中助教正对一名学生进行体罚，该生表情恐惧，侧身微躬，赤脚，袖子、裤腿上卷，臂、腿有打过的痕迹。此图可见敦煌当时学堂的布局和博士、助教的配置，而体罚学生则真实地再现了学堂生活和教学的严格。

 

02

寺院医学

敦煌从中唐吐蕃占领以来，重视寺院，寺办学校兴盛，寺学的教学质量甚至优于官学，不少豪门大族的子弟在寺学就读。P·3692卷题记中载有“金光明寺学郎索富通和三界寺学仕郎曹元深”。索富通的祖父索勋是归义军第一任节度使张仪潮的女婿。曹元深是节度使曹议金之子，他本人后来也出任节度使。随着寺学的兴起，寺院医学也得以发展。寺院里的僧侣以精通医学作为高僧应具备的条件，他们不仅为寺内人员和民众疗疾治病，同时传授弟子，培养医学人才。如龙兴寺僧翟法荣，即是名医。P·4660卷《河西都僧统翟和尚邈真赞》称他“五涼师训，一道医王，名驰帝阙，恩被遐荒，迁加僧统，位处当阳。”医王之誉和“名驰帝阙，恩被遐荒”，说明他医术高明，在当地很有影响。迁升都僧统，应与他医学上的成就和贡献有关。而“五涼师训”，说明他还以医学教授学生。保存至今敦煌遗书中近百卷医药残卷，有的抄在佛经背面，有的佛教类书中夹杂有医疗用品和医药名，有的医方与佛咒相杂，说明均为寺院师徒抄写，或为教材，或为笔记，也印证了当时寺院医学教育十分发达。寺院的信徒除施舍钱财外，还向寺院施舍各种药材。P·2837卷《施舍文》云：“把豆三颗，龙骨多少，并诸杂药，施入修造。”P·3541卷《施舍文》云：“升麻、杓药共二两，槐子七棵，入修造。”提供的药材为僧医治病时所用。

还应指出，唐代的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口岸，往来和常住的西域僧人相当多，其中有的以医为业。S·1366卷《归义军衙内油面破历》载：“甘州来波斯僧月面七斗，油壹升……廿六日支纳药波斯僧面壹斗……于阗僧一人，婆罗门僧一人，涼州僧一人共面二斗，油壹升。”其中向归义军纳药的波斯僧应是一位僧医。S·4652卷《借贷油物历》记载：“十四日酒伍瓮，渠北坐翟胡边买药用。廿二日，酒五升，吃药用。”“九日，酒壹瓮，阿柴唁胡边买药用。”云翟和阿柴唁在“胡边买药”，说明当时敦煌有西域医家坐堂治病或开药店。外来僧人不仅将国外产的药材带到敦煌，同时将印度、波斯的的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传入我国。在敦煌医药残卷中，有许多印度医学内容，如印度名医耆婆童子，“四大”（指地、水、火、风四种原质，和合成人），“八术”（指印度医学的八种方术）；记载着原产于印度、波斯的药物，如龙脑香、安息香、胡椒、诃黎勒、荜茇等。可见，在唐代的敦煌，中外医学得到广泛的交流和融合。

 

03

家学传承

家学传承，一直是我国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唐代的敦煌，文献可证的有一个索氏医学世家。索崇恩是敦煌名僧，据P·4010和P·4615卷《索崇恩和尚修功德记》云：“门师悲同药王，施分医术，故使道应神知。”足见其也是敦煌的名医。索法律，金光明寺僧人，P·4660卷《金光明寺故索法律邈真赞并序》称他：“灯传北秀，导引南宗。神农本草，八术皆通。”说明他不仅精通中医中药，导引养生，还熟悉印度医术。索智岳是索氏家族的另一位名医，P·4660卷《索法律智岳邈真赞》云：“上交下接，众听推先。殷勤善诱，直示幽玄，药闲中道，病释两边。”称赞他不仅精通医术，而且是一位传授生徒的好老师。索崇恩、索法律和索智岳均是名僧，也都是名医，医术应渊源于索氏家学。

 

医疗状况

 

医疗方式

敦煌壁画描绘出敦煌当时有3种医疗方式：病坊治疗、家中疗病和巡诊医疗[6]。

(1)病坊治疗：敦煌在盛唐天宝年间（公元742—756年），已设有病坊，相当于后世的医院。病坊由官办，既可门诊，也可住院。P·2626和P·2862卷《唐天宝年间敦煌郡会计牒》记载有病坊的“见在什物”和“见在杂药”[7]，病坊设四尺、八尺病床各两张，备有毡、被和餐具十套，釜、盆、罐、食柜、刀、鐝、锹等日用工具，还提供制药用的药柜、药杵、药臼、药罐和铛。五代·第61窟南壁描绘了一幅病坊治疗图，两位患者卧床，各有亲人扶侍，一旁有专门送药的医工护理。病坊管理规范，护理专业，体现了当时较高的医疗水平。

（2）家中疗病：北周·第296窟窟顶北披东段福田经变画中，有一幅诊病图，病人吐血，两位亲属扶起头部，医生正给病人服药，左侧的医工用药杵、药臼给病人配药。这是当时家中疗病的真实表现。

（3）巡诊医疗：《新唐书》云：“（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复置医学生，掌州境巡疗”[2]，要求州办医学教育部门的师生在自己所管区域巡回医疗。盛唐·第217窟的得医图，即描绘了巡诊医疗的情景：患儿得了急病，母亲焦急万分，侍女请进一位快步赶来的老医生，医学生抱着医疗用具紧跟在后，画面生动亲切。

 

治疗手段

（1）中药：服中药是疗病的主要措施。敦煌有腊八制药之俗。P·3671卷载：“腊煞何谓？冬末为神农和合诸香药，并因晋武帝，至今不断”。腊八造丸药，气候寒冷，易于储存，无虫蛀之患。P·3644卷收载了一篇集市药店的叫卖辞：“橘皮胡桃瓤，栀子高良姜，陆路诃黎勒，大腹及槟榔。亦有莳萝荜拨，芜荑大黄；油麻椒蒜，河藕弗香；甜干枣、醋石榴；白矾皂矾，紫草苏芳。”可见，该药铺从北药到南药，从国产药到波斯产的诃黎勒、莳萝、荜茇，应有尽有，显现出唐代敦煌药店的繁荣景象。

（2）针灸：敦煌遗书的针灸残卷，表明医生用针灸疗病，特别是灸疗较普遍。P·2675卷，卷首题书名“《新集备急灸经》一卷”，书末题“咸通二年……二人写记”，说明此卷抄写于公元861年。前有小序，特别说明编写此书是将流行于当时的诸家灸经汇集成卷，为缺医少药的偏远州县救急治病所用。正文部分画有正面人形穴位图的上半身，用引线标注穴名、部位、主治及灸法，残存17个穴位。S·6168和S·6262两卷，系一书断裂数段，为一部绘有人体穴位的灸疗图谱。各图前记主治病症、所用穴名及灸法壮数，人形图内标注穴位，用引线在图旁注穴名及部位，可辨析者18图。

（3）祈佛治病：佛教传入我国初期，就以禳灾、治病做宣传，唐代重视佛教，敦煌是佛教传入我国的前站，佛教十分盛行。初唐·第323窟的佛经故事画“佛图澄”中，就有佛家扑灭大火、洗肠疗病等画面。盛唐·第103窟南壁，有一幅听佛经治病图，左侧信士胡跪捧读经文，其后一人拱手作礼，右侧病人上身赤裸和家人双手合十，聆听佛经禳病修福。这是当时祈佛治病的真实情景，此种治疗手段一直沿袭到现代。

（4）巫术治病：巫术治病早在我国殷周时代即已流行，春秋之际，便有“乡立巫医”之制。在敦煌，巫术广泛流行于民间，并成为一种行业。巫医治病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巫术特有的仪式，设置神坛，有巫覡歌舞治病，俗称“撩病”、“跳神”。另一种方式是巫医通过念咒、画符驱除病魔。晚唐·第12窟北壁，描绘了一幅巫医治病图，该图右下角是躺在病床上的患者，妇人搀扶着他，左侧设神坛，巫医抱曲项琵琶歌舞，以“撩病”的方式为病人治疗。

 

小    结

综合上述，从敦煌遗书的记载和敦煌壁画的描绘，使我们看到唐代敦煌医学教育和医事活动的概况，不仅反映了唐代对基层办医的重视和地方较高的医疗水平，也显现出敦煌医事活动的地方特色，如寺院医学兴盛、中外医药交流发达和腊八制药等。

 

 

参考文献

[1] 《唐会要》卷八二“医术”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802.

[2] 《新唐书》卷四九《百官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1314

[3]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12.

[4] 《唐六典》卷三十《三府督护州县州县官吏》[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523-524.

[5] 姚崇新.唐代西州的医学教育与医疗实践[J].文史，2010（4）：147-174.

[6] 谭蝉雪.中世纪的敦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05.

[7]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79：483-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