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惟一，北宋著名医学家，《宋史》《读书后志》《古今医统》《针灸聚英》又称其王惟德［1］，具体籍贯、生卒均不详，根据医史学家宋大仁整理考证分析，其生卒年代大致在公元987年至1067年［2］。其曾在仁宗时期担任翰林医官、朝散大夫、殿中省尚药奉御骑都尉等职，在针灸学领域颇有建树。著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以下简称“《图经》”），依此铸成针灸铜人两座，并将书中全部文字刻于石碑，安放于大相国寺“针灸图石壁堂”。《图经》、铜人、石经三者集宋代针灸之大成，是王惟一在针灸领域的主要成就，已成为我国针灸史上的瑰宝。本文重点就王惟一《图经》针灸学术特色及其影响下的学术成就进行探析，以期总结其学术精华，探索其学术价值，促进中国针灸学术的发展。

1  学术特色

1.1  确立腧穴数目增补与分类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在《针灸甲乙经》所载349个腧穴的基础上，新增膏肓、厥阴俞、青灵3组双穴和灵台、腰阳关两个单穴，共计354个腧穴，其中双穴303个、单穴51个。本书在《针灸甲乙经》和王冰所注《素问》的影响下，以分经排列和分部排列为主要方式进行腧穴归经的分类。一者在《针灸甲乙经》对四肢部腧穴的归经基础上，新增青灵穴归入手少阴心经；二者根据上述两书所载“脉气所发”“经脉交会”的记载，完成头面、躯干部腧穴归经分类；三者对于上述两书中未注明何“脉气所发”“经脉交会”的腧穴，则根据腧穴部位在某条经脉的循行路线上进行定位归属，同时将任脉、督脉、脾经之别络鸠尾、长强、大包归入相应经脉。王惟一首创的十四经腧穴分类方法，不仅对腧穴增补起到了示范作用，还为滑伯仁《十四经发挥》中腧穴归经的方法奠定了基础，现今通行的十四经穴归经法亦是遵循王氏所创。虽然后世对书中所载交会穴归属某一经存在较多疑惑，也未找到相关依据，但是其创立的腧穴归经方法对针灸腧穴的认识与发展建立了标准，供后世参考。

1.2  详述经脉主治与腧穴施治

王惟一对十二经络的主治病症以及腧穴的部位、功用、施治等做了详细论述。以经脉为纲，以腧穴为目，将十二经脉、任督二脉联系起来，根据手足三阴、三阳经的流注次第，详细记述了十二经脉气血多寡、经络循行路线图，并对相关经脉的主治病证进行了补充，比如记述手太阴肺经主病“卒遗矢无度”、足阳明胃经主病“大腹水肿”等，均是对《内经》原文与校注版本的补充或修正，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经络学理论。此外，其对于腧穴施治的论述十分全面，结合其临床治疗经验，对腧穴的单双属性、经名与别名、同经各腧穴间距离、主治病症、针刺深浅、留针时间、灸治壮数、施术体位等作出详尽论述。如关于腧穴的针刺深浅程度，书中所载354个腧穴中，约80个腧穴的针刺深度浅于《针灸甲乙经》所论［4］，如对足阳明经和足少阴经两经胸部腧穴针刺深度由四分改为三分。又如对于腧穴的针灸施术禁忌，指出神庭、心俞、膻中、三阳络等20个“禁不可针”腧穴，哑门、承光、渊腋、地五会等19个“禁不可灸”腧穴。再如对灸炷大小作出说明，灸颊车“炷如大麦”［3］140，灸承浆治疗面病“依小竹筋头作炷”［3］131，灸水沟炷如“小雀粪大”［3］129。同时通过考证腧穴，新增部分主治内容，如上星穴新增“痰疟振寒、热病汗不出、目睛痛、不能远视”等功效，委中穴新增“热病汗不出、足热撅逆满、膝不得屈伸”等功效。此外又记载6则医案补充腧穴特殊的主治作用，为后世以医案充实腧穴主治起到了示范作用。由此可见，王惟一对经络腧穴理论体系有丰富的理论储备与临证经验，体现了其为学的严谨性与包容性。

1.3  强调施治禁忌与预后调摄

关于施治禁忌，一者体现在王惟一对具体腧穴针刺深浅的要求，如云门“刺深使人气逆，故不宜深刺”［3］176，缺盆“不宜刺太深，使人逆息也”［3］170，天突“下针直横下，不得低手，即五藏之气伤人”［3］171，可见医者应十分重视腧穴针刺的深度，不可过度。二者体现在对医者经验水平的要求，如对于鸠尾穴的针刺，提出：“此穴大难针，大好手方可此穴下针，不然取气多，不幸令人夭。”［3］181提出对于较难针刺、安全性较低的腧穴，医者下针时应有丰富的经验，不可妄加尝试。三者体现在应参照“避忌人神之图”，图中详细记述了针刺人神当日所过之地，就会导致相应部位躯体疾患的发生，但同时提出“若遇暴卒之疾，仍须急速救疗，洞达名工，亦不拘于此法”［3］105，也体现了临床救治急症时的灵活变通之处，不必拘泥。再者体现在特殊部位腧穴针灸须注意之处，如囟会穴有“若八岁以下，即不得针，盖缘囟门未合，刺之不幸令人夭”［3］117，百会穴有“凡灸头顶不得过七七壮，缘头顶皮肤浅薄，灸不宜多”［3］119。另外对于预后调摄有饮食、房事、接触物禁忌等亦有明确说明，如灸听会穴治疗耳聋，“忌食动风、生冷、猪、鱼物等”［3］140，针刺长强穴治疗痔疾，指出“此痔根本是冷，慎冷食房劳”［3］152。

1.4  修订针灸图谱与骨度分寸

王惟一在书中绘制针灸图完善了针灸学经络腧穴理论的内容，正如《外台秘要·卷三十九·明堂序》所载：“比来有经而无图则不能明脉俞之会合，有图而无经则不能言百疾之要也。”因此针灸图谱的绘制与完善使针灸理论的表达更为直观与形象，早在晋隋唐时期著作如《扁鹊偃侧针灸图》仅简单地以仰、伏、侧三人的形式绘制，《针灸甲乙经》仅以头、面、项、胸、腹、臂、股等部位为序进行腧穴的讲解，而《图经》将头面、躯干、四肢腧穴归入十二经脉与任督二脉，按经络将腧穴排布绘制图谱，首次将任督二脉单独列出［5］，为《十四经发挥》将十四正经完整地列出和系统化、客观化学习经络腧穴理论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关于骨度分寸的修订，王惟一铸造针灸铜人时遵循《灵枢·骨度》“众人之度，人长七尺五寸”的说法，分“正人”“伏人”“侧人”“横广阔狭相去远近”记载骨度尺寸，载于石刻图经“修明堂诀式”中，并根据人体不同侧面所得进行新增，如正人“顶去额长四寸”，伏人“髀枢下至腘中长一尺四寸”，横广阔“两肩相去二尺一寸”［6］。同时书中对中指同身寸法作出说明：“凡度周身孔穴远近分寸，以男左女右，取中指内纹为一寸，《素问》云同身寸是也”［3］149，并改良了取穴测量工具：“多用绳度量孔穴，绳多出缩，取穴不准，今以薄竹点量分寸，疗病准的”［3］149。尽管目前有研究发现骨度分寸与手指同身寸的符合率并不完全一致，且各组之间有极显著差异［7］，但书中所云骨度分寸代表了当时的针灸学发展水平的进步，这一历史进步意义值得承认，不可随意否定。

2  学术影响

2.1  铸立针灸铜人两具，首创立体教具模型

王惟一根据《灵枢·骨度》以及通过实际测量的人身长尺寸参与塑胚、制模及铸造［8］，于公元1027年铸成两座针灸铜人，即北宋“天圣铜人”，“一置医官院，一置大相国寺仁济殿”［1］。据记载两具铜人均为端正直立的青年男子裸体青铜人像，栩栩如生，不仅代表了宋代青铜器制造的成熟工艺，亦展示了对于医学知识真理的求真精神。铜人高约172.5 cm，两上肢自然下垂，两下肢呈直立型，两足尖向前，五趾并拢，左右两足分开，左手拇指与中指自然屈曲，略呈环型，以显示“中指同身寸”［9］。夏竦高度赞佩作序曰：“使观者烂然而有第，疑者涣然而冰释。”［3］序铜人分为正、背两部分，正、背两断片相合可合成一个躯体，胸腹腔内为木制的脏腑结构，据考证此腑脏器官结构，源于华佗玄门脉诀内照图［8］，铜人表面经络循行与腧穴名称由镀金书写，腧穴可以“以穴统证”，即在铜人表面可查到所用之穴，而且能按穴查到所治之症［10］。同时“针入水出”的建构特点可使铜人作为教具与针灸医师的考试用具，以方便教学与考察准确腧穴定位的能力。如此形象逼真、建造精准的针灸铜人，针灸学方面最早的穴位标准模型［11］，应用于针灸教学和考试医生之用，使针灸学理论在宋代首次实现了标准化和统一［12］。

关于“天圣铜人”的流传过程，史料记载南宋时一具作为议和条件归予金人，另一具流落襄阳，至今无从考证，与《四库全书铜人针灸经提要》所称“今铜人及章氏图皆不传”一致［1］。元世祖命尼泊尔工匠阿尼哥重修，获得较高评价，《元史·方技工艺传》称：“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新像成，关鬲脉络皆备，金工叹其天巧，莫不愧服”。后据《医籍考·卷二十一》记载：“仿前重作，加精致焉，建诸医官，式厂赦诏。”明正统年间英宗下令复修后保存在明宫，清代将其保存在太医院，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13］。针灸家高武于明代嘉靖八年建男像、女像、童像3具铜人，正如据《鄞县志》云：“高武……晚乃精于医，治人无不立起，尝慨近时针灸多误，手铸铜人三，男妇童子各一，以试其穴，推之人身，所验不爽毫发。”［14］清代政府为《医宗金鉴》的编纂人员特制诸多小型针灸铜人以兹奖励。此外，诸多民间的医疗团体、药铺、医家亦重视针灸学的学习，也制成较多的铜人模型用于学习使用，如药铺铜人可用于指导病人进行腧穴膏贴与艾灸等，现已知在药铺中的针灸铜人制造质量最好、数量最多的当属北京乐家药铺（即所谓“乐家老铺”）铸造的铜人［15］。关于海外铜人的考证，明正统铜人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16］，其复制品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馆［17］，清光绪太医院铜人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16］，日本针灸医官山崎次主持铸造的“东博铜人”现存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13］，有学者研究发现《李朝实录》既有李朝使者尹吴真入明携回铜人图，又有铸铜人、女医点穴考试等记载，因此推断韩国现存的昌德宫铜人为李朝所铸［18］。

2.2  篆刻针灸石壁图经，保存天圣图经原意

王惟一编纂完成《图经》之后，欲“肇颁四方，景式万代”，尽管当时印刷术已获得较大进步与发展，但碍于印刷规模不大、百姓购书困难等限制，未能使本书得到广泛流传，王惟一奉敕于公元1030年将书籍三卷篆刻于石碑，并新增了“穴腧都数”“修明堂诀式”“避针灸诀”等内容，题为“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以便于更好地保存“天圣图经”原意，起到文献保存的作用。关于石经碑文内容，研究发现石经中对于十二经脉气穴经络图有文无图，推测可能是碍于石碑篇幅而另有补充，并认为正、伏、侧3面绘制的经脉循行图，实际上是天圣铜人造型、经脉、脏腑、关膈、骨节图的详细说明［8］。关于碑文经络腧穴的编目方法，按肺、大肠、心、小肠、心包、三焦、脾、胃、肝、胆、肾、膀胱、督脉、任脉顺序排列，各腧穴以正、伏、侧3面顺序依次叙述，在“穴腧都数”中同样遵循此顺序，因此有学者认为碑文中如此之排序完全遵循了天圣图经的原意［19］，也为滑伯仁《十四经发挥》的经络腧穴排布次序起到了模范作用。

石经刻成后，安放于沐梁（开封）大相国寺“针灸图石壁堂”（1042年改称为“仁济殿”），南宋时仍将石经存放于大相国寺内，后元世祖又将其移植大都（今北京），至元八年后存放在元太医院三皇庙的神机堂中。明正统时期由于碑文经过历史迁移而变得模糊不清，后用之修筑明城墙，明英宗下令重刻石经，此刻本于清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后人将此刻本复刻3卷木刻本，现今无从考证。至清代，发现1块石经残石拓本收录于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中，现藏于广东中医药博物馆中，上有铃印三枚记录此拓本由陆增祥、陈运彰和宋大仁先后收藏，宋大仁研究证实此拓本正为宋天圣图经石刻残石拓本，后又据此拓本刻响拓本［20］。后考古工作中陆续发现宋图经碑刻残石6方及石雕碑檐仿木结构斗拱残段1块，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首都博物馆等，成为研究宋代针灸学的重要史料。

3  小结

综上所述，王惟一所著《图经》集宋代以前针灸之大成，将前人珍贵的针灸学理论与医家的临床经验进行整理、归纳与创新，充实完善了经络腧穴理论，值得后世借鉴。本书集中体现了王惟一在针灸领域的学术特色，其确立了腧穴数目增补与分类，首创十四经腧穴分类方法，为腧穴增补以及《十四经发挥》中腧穴归经的方法奠定了基础；详述了经脉主治与腧穴施治，包括十二经络的主治病症以及腧穴的部位、功用、施治等各方面内容；强调了施治禁忌与预后调摄，包括针刺深浅程度、特殊穴位的针灸、饮食、房事、接触物等多方面均有提及；修订了针灸图谱与骨度分寸，首次将任督二脉单独列出，将头面、躯干、四肢腧穴归入十二经脉与任督二脉，创立“中指同身寸”，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在编纂书籍的影响下，针灸铜人的铸造使针灸理论的学习从二维平面的理论想象发展到三维立体实物，推动了实物教学的先河，促进了经络腧穴理论的规范化、统一化发展，同时篆刻针灸石壁图经，更好地保存了“天圣图经”原意，起到文献保存的作用。在历史的不断变迁过程中，《图经》、铜人、石经原作已难寻原貌，并且有不同的版本流传，特别是针灸铜人在海内外均有较大的影响力，三者形式不一，但均代表了宋代针灸的重要学术成就，已成为我国针灸史上的瑰宝。尽管较多内容与现今针灸理论体系有较大差异或者引起后世较多的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王惟一针灸学术成就推动了祖国针灸医学的发展，值得进一步探索与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