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放，硕士生导师，博士。师从国医大师周仲瑛教授，现在“周仲瑛名医工作室”从事名医经验传承与创新研究。从事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二十余年，临证主张“病证结合、中西择优”，倡导基于整体观、恒动观指导下的辨证论治思想解决临床所遇复杂性问题，对中医湿热、瘀热、湿热瘀毒互结等复合病机及病机转化理论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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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国学？

一般而言，从春秋至秦汉期间由于中国学术文化的盛世，期间产生了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巨著，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独特、饱满而厚重的基石。其后汉唐盛世、宋金元和明清各个时期皆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添加，到了清末民国时值西学东渐（那时正是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现代科学的昌盛阶段）则为截点。

在清末民国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国学大师，比如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鲁迅、胡适、蔡元培、王国维、陈友兰、钱钟书等等。此际，许多国学大师同时也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其中，既有迷失自我者，比如俞樾、辜鸿铭等，即使以鲁迅为代表等一些国学功底极为深厚的大师对新兴西方科学文化也主张摒弃落后的民族文化中的部分内容而对西方文化采取拿来主义观，所以，那个时期由于西方科学文化犹如洪水般涌入中国，当时的国学大师们远远没有意识到国学的价值所在——这的确是需要历史长河的积淀方能回答的重大问题，而主张全盘西医化而反对中医甚至提出取消中医的言行的确对中医的打击巨大。

就在那时，基于国人对西学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崇拜而对国学产生文化自卑，一批有识之士反过来倡导国学，国学大师梁启超曾撰写《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总计137部书，胡适先生则也写过《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所涉及的知识范畴大体而言，包括文、史、哲三大类;具体而言,涉及社会、政治、经济、道德伦理、逻辑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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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中医回归国学的背景

一方面，中医与西医原本是两种哲学背景基础下的完全不同的医学模式，前者被认为是属于中医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则属于基于文艺复兴之后的现代科学技术，二者对待人体生命现象的视角和治疗目的并不相同，由此带来的是中医临床思维与西医临床思维各不相同；另一方面，中医与西医面对的都是生命，需要应对的是人体生命的健康或疾病状态，并最大限度的提高人的生命的长度（主要是寿命）与质量（比如幸福感）。对此二者多数人都应是没有疑义的。

但是，作为医生，现代社会客观上需要学习中医的人也要懂得一些基本的西医生理病理和诊疗技术，这也应该是没有疑义的，但相信对之有疑义的人却会不少！解放以后国家要求中医学习西医，也曾要求西医学习中医，后来便是中医药大学教育中西医课程并重的设置，而到了临床实践阶段时候的大部分中医人往往都走到西医那一边上了，并造成了事实上的两条瘸腿现象——中不中西不西，中医西医水平都不怎样。

于是，多年来自然就有了中医院校没有培养出合格的中医后继人才的结论，更有甚者是一些人呼吁取消中医院校教育模式二回归中医师承教育模式，与此同时，随着百年中西医之争、中医废存之争，近年来呼吁对中医大学生加强国学教育的呼吁日益增多。其实，早在1985-1987年山东中医药大学就开始探索培养中医少年班的探索——从少年开始进行中医传统经典著作、经典国学著作的基础教育，指望从小以国学教育为主进行中医人才的培养的试验。其他高校也进行了许多中医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只是，目前没有办法对这些探索的得失成败进行客观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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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与中医

国学之于中医，究竟有什么意义？至今也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不妨从以下几点侧面论述：

国学区别于西方科学的根本点在于认识世界和解决问题的视角、目的、方法不同，中医文化属于国学范畴。

如果把视角仰望至古代的先哲们，我们没办法知道张仲景的国学功底如何，只知道仲景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没办法知道金元四大家国学功底如何，只知道刘完素、朱丹溪开始都是先进行研究儒道释文化然后到了三四十岁才开始专职从事中医（刘完素对一部《黄帝内经》就研读了35年——“余二十有五，志在内经，日夜不辍，殆至六旬”）；没办法知道叶天士读过多少书读过什么书，只知道这位神医曾拜师十七位之多、一部《伤寒全生集》评注了一辈子（有证据表明叶天士到了63岁还在评注）；而能够知道的只有清代徐灵胎自称精读千余部泛读万余册的至高境界了。

古代精通儒道释的名人无数，但将医学为业者并不多，范仲淹之“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反映了古人所追求的往往首先是为良相——即使当今社会也是如此。进一步的原因诚如徐灵胎所分析：“医，小道也，精义也，重任也，贱工也……义精，则无识之徒有所不能窥也……任重，则托之者必得伟人；工贱，则业之者必无奇士。所以势出于相违，而道因之易坠也”。

尽管如此，先儒后医的名家并不在少数，如周学海、岳美中等都是先儒后医，他们的国学功底都相当深厚，但也未必将前述137中书目皆能通读或背诵下来，但这对他们日后研读中医经典奠定了深厚的国学文化功底而后都成为一代名医。而象丁甘仁等许多名医则是自幼就开始拜师学医和开始临床的名医除了把中医典籍研读多多外，其他国学典籍事实上并没有多少时间学习。

民国前后尽管西医的发展水平着实并不怎样——现在看来除了阿司匹林外和维生素、抗生素外，那个时候的许多药物不仅疗效有限副作用也极大，而当时一批中西汇通派比如张锡纯则试图用“阿司匹林+山药”——用来发汗解表和滋阴生津，认为二者并用大致可以代替麻黄汤、桂枝汤等。那个时候，许多名医都在阐释中医时试图将当时的西医生理病理知识用来解释说明中医——尽管现在看来许多是错误的。

此外，民间没有读过几本书却成为名医的更不在少数。早年曾认真读过《名老中医之路》，当时发现名老中医们对于国学的认知其实并非今人所想象的那么多！更有一些名医其实只是在小学阶段学过《百家姓》最多学过《四书五经》后就从读陈修园《医学三字经》开始走上中医之路，更多的是民间不少中医仅仅是因为生活所迫，找本简单地中医典籍甚至只是本草书学习几年就开始做临床并且做的也蛮好！——当然，在现在的时代背景的客观要求下，这种情况即使能够执方看病也不能取得执业证书，古代的中医尽管也有准入制度但并没有非常严格的监管制度。面对人体生命的可贵与神秘，要求作为医生必须有更为扎实的医学理论和临床基本功底。

由此我想，中医现代院校教育模式中，所缺少的不在于学生在中小学阶段国学知识的匮乏和到了大学之后转身学习以国学为背景和底蕴的中医接受和理解起来有难度，而在于中医大学生们入校之后在课程设置上国学知识相关课程的太少和目前整个社会大环境国学氛围的淡漠，还有当前中医院校教师们自身国学功底和中医临床功底的浅薄——大多数中医药大学的教师们都基本是西化了的中医或者根本没有临床经验或者中医理论功底浅薄——最近接触了前来参编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中医内科学》教参会议的二十多所中医院校的同道后再次证明此论并非个案并非空穴来风。比如，在我看来，一个稍好的中医老师完全可以通过一两年的时间就可以把一个好学的年轻大学生的中医思维、中医理论和中医临床基本功教授得足以面对临床各种问题，并使学生在今后的从医生涯中通过不断自我学习而不断得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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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我想，目前中医行业有识之士呼吁中医人回归国学教育，其意义恐怕不在于学习中医本身。

我们知道，读书之所以重要，在于一个健全的人格需要有良好的人文素质，一个成功的专门人才更需要博涉人文知识。西方现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培根在《论读书》说“读史使人明志，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我们不仅从西方科学文化中可以汲取到这些知识，从较之于西方文化更为博大精深的国学典籍中也可以实现这些不同层次的目标，当然，如能够学贯中西，则可造就大成智慧之才。

所谓中医，大致可分为医道和医术两个层面。医术是指某药的主治病证、某某方的方证而言——都是很容易依靠日积月累不断积淀而成，而象黄元御、徐大椿等提倡要读《易经》、《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四部经典，后者属于国学文化中的重要部分，所以包括苏轼、狄仁杰甚至不少皇帝们在内的古代名人其实都是学过中医的，其文化思想与国学的其他部分一脉相承相通，所以，学习中医需要学习和熟悉国学，但未必一定将四书五经等137本书全部掌握，核心还是研读中医经典，如此不仅既能够掌握医术，更能有助于领悟医道，并藉此方可成就中医大家。北中医张其成教授列出国学书目至少包括5本《周易》、《论语》、《道德经》、《六祖坛经》、《黄帝内经》。我感觉中医人至少将此五本书多读几遍是有价值的，而且，还要反复读、反复领悟其中奥秘！

单就中医教育而言，其实根本无需把学习中医视为一门极难学习掌握的学问，而是能把基本的医术教授给学生、把核心的医道讲解给学生，指导学生在临床实践中不断掌握更多的医术和领悟更深的医道，也就够了！

在我看来，现代人在学中医的过程中所需要的知识储备，不能仅仅局限在中医经典本身，起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大大拓展了古人所不具备的认识世界、认识人体生命现象和疾病状态的视角，而饱览传统国学则可以领悟中医医术之外更为深厚的东西，比如医德比如哲理比如逻辑比如修养比如语言等等。至于如何分辨东西方文化，如何在掌握两种文化的过程中而不迷失自我，则是一言难尽的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