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方医学创立者、继承者和发扬者在不自觉中践行和丰富了唯象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可以说，经方医学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最典范的唯象科学。

•以状态为中心的本质，使经方医学不专注于疾病，而着眼于状态，以修复失衡、调节平衡为手段，达到恢复人体“健康态”的目的。

•经方医学即唯象的状态辨识医学，它基于唯象科学理论，同医经医学所采用的取象比类、基于脏腑经络理论的演绎推理有着本质的区别。

 

一般认为，以《伤寒论》《金匮要略》研究为代表的经方医学研究，经历了三次高潮。自21世纪初以来，经方由于立方简严，和宽攻猛而疗效卓著，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再次“火”了起来。那么，这次经方的火热能否带来经方研究的新高峰，经方医学的本质又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医之道，当蕴奥而不玄。病症虽纷繁复杂，却能唯象观察和总结，正所谓“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经方医学基于唯象科学的形成和发展

 

经方医学的源流

首都国医名师冯世纶在《什么是真正的经方》一文中说：“我们认识经方必须要先知道中医有两大理论体系：一个是医经，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以脏腑经络、五运六气为主的理论体系。另一个就是经方，以《伤寒论》为代表、以八纲六经为主要理论的体系。”

陆渊雷曰：“《七略》叙方技为四种，医经、经方、房中、神仙。仲景书盖经方之流也……医家所讲二肆者，唯医经、经方二种。医经之书见存者，《黄帝内经》十八卷。”

“神农尝百草”“神农一日遇七十毒”，是我国古代先民与疾病作斗争的真实写照。先民根据疾病症状寻找相应的有效药物，防病治病，经历了反复探寻的漫长历程。《汉书·艺文志》明确记载：“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上述文字表明，至汉朝以前，中国古人已通过不断地累积实践，总结出诊断疾病的规律及药物的四气五味，以药味的偏性，激发刺激人体自身的“正气”，以达到体内水火相济，气血通畅，从不健康不正常的“病态”，“反之于平”，达到愈病目的。

徐灵胎谓“本草之始，昉于神农”。《神农本草经》被一致公认为我国最早的中药学著作，代表了经方医学的起源和形成。皇甫谧谓伊尹本神农之经而著汤液经，仲景则论广汤液，本伊尹之法而作伤寒。《七略》记载经方十一家，今尽佚不存。故经方医学一脉单传，先是单方单药的《神农本草经》，继而是复方方证的《汤液经法》，最后是集大成者，理、法、方、药俱全的临床著作《伤寒杂病论》。

然仲景论广汤液不久，由于连年天灾、战争，社会动荡不安，其原著则告散佚。王叔和以晋太医令之尊，在广罗收集散落民间的仲景著作基础上，撰次《伤寒杂病论》，其书亦再次散佚。该书此后流传时隐时显，及至北宋《伤寒论》《金匮要略》分别成书，这颗经方医学的璀璨明珠已隐现分合、韬光匿彩近800年之久。经典代表作的多次散佚失传，恐怕是经方医学最后沦落为众多流派之一而成为小众医学的重要原因吧。

 

经方医学是唯象科学

自西医传入中国，对中医的质疑声就不绝于耳，民国时期，中医几被取缔。中医名家陆广莘曾谈到一些著名人士对中医的评论：梁启超曾说“中医尽能愈病，总无人能以其愈病之理喻人”，似乎颇为无奈。而胡适则更是对中医一概否定：“西医能说清楚他得的什么病，虽然治不好，但是西医是科学的。中医，能治好他的病，就是说不清楚得的什么病，所以中医不科学。”

人们总是从直接的经验，经思想加工而得到对世界的认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提出唯象学说认为：在解释现象时，可以不去追究微观原因，而是经由经验总结和概括实验事实，得到基本规律。从系统论的观点看，这种唯象方法是一种简单的、对巨系统最常用的建模方法。它根据系统的宏观性质，不考虑系统的内部机制，直接利用系统宏观层次上功能的特点建立演化方程式，不必研究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

钱学森谈到：“目前除了庞大的现代科学体系的结构外，还存在很多实践经验的总结……这种没法子用语言说明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中医当中类似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中医实践中所蕴含的道理也很珍贵……唯象的学问又比经验的学问向前走了一步，它比较系统……什么叫唯象科学？就是只知其然还不知其所以然。一旦从整个现代科学体系的大道理上知其所以然，就上升到现代科学了，但唯象科学是第一步，必不可少的一步。”

《伤寒论》《金匮要略》条文所列的人体1100余种症状是“象”，近300首经方的161味药物的性味亦是“象”。当出现发热、汗出等太阳表虚证时，则对应使用桂芍姜枣草5味药以解表；当出现发热、无汗等太阳表实证时，则使用麻杏桂草4味药以发汗。这种“有是证，用是方”“有是证，用是药”的一一对应关系，一经千百年、亿万次临床观察和总结而建立，则可完全重复和验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万试而不爽。这种特定症状对应特定方剂的方证对应“模型”和诊疗理论，难道不正是唯象“模型”和唯象理论吗？

尽管经方医学创立者、继承者和发扬者并不知晓现代的所谓唯象理论学说，但他们一代接一代的不断通过临床的观察、实践和记录，总结出单方单药的性味和对应主治症状群，进而创制出对应更加复杂症状群的复方方剂，在不自觉中践行和丰富了唯象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可以说，经方医学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最典范的唯象科学。在没有或者无法利用所谓科学的手段分析药物的物理、化学性质，无法了解疾病症状形成的生理病理原因时，那就绕开“它”，绕开“所以然”而“知其然”，不正是我国古人的智慧和伟大之处吗？现代科学及其手段不能证实和解释经方方剂的卓越疗效，也恰恰说明祖国经方医学是现今世界医学仍未跨越、甚至无法比肩的医学高峰。不能证实经方医学，不是经方医学的错，更不能说明经方医学的落后，而只能印证今日科学之“无能为力”。

经方医学基于状态辨识的诊断和治疗

 

“六经病”是症状群即病理状态

凡读伤寒者，必先解六经。《伤寒论》中六经之本意，原为症状群之归类。太阳病，即以“太阳”命名归集的位于患病机体体表的一类症状群：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发热等。阳明病，即以“阳明”命名归集的位于“胃家”的机体体里的另一类症状群：胃中燥，烦实，大便难，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等。所以在《黄帝内经》中，“太阳”“阳明”是对经络的分类，在以《伤寒论》为代表的经方医学中，则是对症状群的分类。

陆渊雷云：“中医治疗流行性热病，不问其病原为何，皆视其证候而归纳为若干种证候群，于以施药治而知其宜忌……夫病变万端，欲详为辨析，虽上智犹所难周。今约其大纲而分为六经，则中人之才亦所优为，岂非治疗上之绝大利乎？”“太阳固为热病最先见之症候群……太阳、阳明等六经之名……最初盖指经络……其次指气化……最后则指热病之症候群，为汤液家所宗，《伤寒论》及《素问·热论》是也。”

日本医家山田正珍《伤寒论集成》云：“太阳指表而言，盖伤寒以六经言之……故仲景氏亦不得已而袭其旧名，实则非经络之谓也……注家不察，解以《素》《灵》经络之说，可谓不解事矣……后凡称太阳病者，皆指斯条之脉证而言。”

由此观之，经方医学之“六经病”，描述的是患者处于某一群症状下的“病态”或“亚健康态”，也即偏离人体机体正常生理代谢功能和状态的非正常态。不仅如此，论中每一种“经病”，并非只有唯一的方剂相对应。例如，在太阳病症状群下，当汗出时，我们用桂枝类方剂；不汗出时，我们用麻黄类方剂；项背强几几时，我们加葛根或径用葛根汤。也就是说，在太阳病这一大的症状群下，又分为了许多小的症状群，每一个小症状群即对应唯一的具体方剂。这个小症状群就是经方方剂的适应证。经方医学以症状群来诊断，亦以症状群来用药处方。

最能说明经方医学的“疾病”概念是基于状态为中心的，莫过于对《伤寒论》中的“桂枝麻黄各半汤”和“桂枝二麻黄一汤”的解读。理论上讲，人体机能失衡，既然有可能处于桂枝麻黄各半汤的状态和桂枝二麻黄一汤的状态，就亦有可能处于“桂枝十麻黄一汤”的状态，亦可能处于“桂枝百麻黄一汤”“桂枝千麻黄一汤”状态，以仲景之本意，不当说这百千种状态为百千种疾病也。

 

基于状态的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

我们常讲中医治本，中医治“人”，其实就是讲中医治理、调理的是人的“病态”而非具体的病。经方医学认为同病而能异治者，是因其“病名”相同而“病态”相异。异病而能同治者，则是因其“病名”相异而“病态”相同也。

在《伤寒论·辨霍乱病脉证并治》论述了同名病“霍乱”的治疗，却举有差别甚大的四方剂，特别是五苓散方同四逆加人参汤方、理中丸方、通脉四逆加猪胆汤方，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同样地，在《金匮要略·痉湿暍病脉证治第二》中举有治“痉病”方者三，虽然同为“病痉”，栝楼桂枝汤对应的是太阳阳明合病的状态，葛根汤方对应的是太阳表实的状态，而同为治“痉”的大承气汤方，却判若云泥，对应则是阳明里实热状态。

关庆增等主编的《伤寒论方证证治准绳》一书，收集古今验案一万余例，对《伤寒论》中的105个方进行了回顾性研究，得出了各方证的诊断指标和证治规律，几乎每一方都涉及到异病同治的问题，即每一个方都能治多个“病”。其中的小柴胡汤方剂，收集1260个医案，涉及了两百余个不同病名，包括了内、外、妇、儿、五官、皮肤、传染等各科疾病。这些疾病都是在小柴胡汤证这一病理状态下，由于人体各器官组织的营养和机能的不均衡性而出现不同的“疾病”，也就是说甲患者的渗出性胸膜炎，乙患者的急慢性肾炎，或者丙患者的中耳炎、扁桃体炎，只要符合“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心烦喜呕、默默不欲饮食”这个少阳病病理状态，则均可以用小柴胡汤方加减取效。

 

状态辨识医学的经方实践

近现代以来，许多经方临床大家或继承历代医家伤寒研究成果，或借鉴西方医学和日本汉方医学的学说，大大拓展了经方的应用，也进一步提高了中医临床疗效，以前曾被奉为圭臬又常被束之高阁的经方经典，重新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和临床指导意义。这些大家在临证实践中，架构起各自的“辨证体系”，而这些“辨证体系”无一例外都是“辨证”而不是“辨病”。而这所谓的“辨证”本质又是辨识症状群，辨识“病态”，辨证施治就是辨态施治，都不约而同地在“是方”与“是证”之间，架起了一座“状态辨识”的桥梁。

经方大家胡希恕，首创性提出先辨六经、继辨方证。先辨六经，实质就是确定“症状群或证候群”的大类别。在其看来，要想准确地做到“有是证，用是方”，须先辨明患者的所有症状，是属于“六经证”中哪一“经证”，或是哪几种“经证”的合病或并病。这第一步的目的，就是判明“病态”的六经归属，是辨大的“症状群”，一分为六，大大缩小下一步“辨方证”的方剂辨识范围和难度，同时也能大大提高方剂辨识的效率和准确度。“继辨方证”则是将上一步所确定的大的症状群再划为“小的症状群”，进行更小范围的状态辨识，从而找出对应的经方方剂。

唯象状态医学认识论的重大意义

经方医学即唯象的状态辨识医学，其运用归纳总结法的逻辑思维，是在千百年间、亿万人次的不断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事实，是在患病机体一般症状反应规律的基础上，讲求通治方法。它基于唯象科学理论，同医经医学所采用的取象比类、基于脏腑经络理论的演绎推理有着本质的区别。它直观、朴实无华而不掺杂任何玄学成分，以唯象科学的本质特征，在理论上有力地回击外界“中医非科学”的论调及对经方医学的质疑。

以状态为中心的本质，使经方医学不同于其他所有医学，它不专注于疾病，而着眼于状态，以修复失衡、调节平衡为手段，以恢复人体的“健康态”为目的，从而达到保有健康，建设健康。状态医学既是关于“疾病”的医学，更是关于健康的医学，既研究“疾病态”“亚健康态”，更研究“健康态”。将现代医学的“亚健康”也纳入诊疗，大大拓宽了医学的诊疗范围，使其从“病态”扩展为“非健康态”。从这个角度讲，经方状态医学是以“匡扶人体正气、恢复生命健康”为己任，已是健康医学的前趋和雏形，并构成健康医学的主体内容。它的诊断和治疗，在本质上符合外因起影响作用而内因起决定作用的客观规律，因而自其产生之日起，就被人类历史不断证实并将继续得到证实。以此为理论基石，构建经方医学的体系和研究，将大大提升经方医学乃至整个中医在世界医学及人类医学史上的地位，并将在引领人类未来医学模式的变革中发挥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