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专家、传染学者、媒体、还是此时只听专家建议的政客，莫衷一是。即使耶拿作为第一个德国城市，推出了口罩强制令，但是，从权威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到卫生系统的最高领导者联邦卫生部长施潘，仍然不支持全国实施口罩强制令。

 

 

诚然，“口罩无用论”似已被推翻。疫情爆发后出镜最多的柏林夏里特医院病毒所所长德罗斯滕，从一开始不遗余力大力倡导“口罩无用论”，到现在不厌其烦向民众介绍“口罩自制法”，这一180度的大转弯，足以代表专家观点的“与时俱进”。戴口罩，不一定非要专业医用的那种，哪怕就是自制的简易口罩、甚至头巾围脖等能遮挡口鼻之物，对挡住飞沫喷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断病毒传染，都是有效的。这一点，似已渐渐形成全民共识。

 

 

然而，为什么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和联邦政府，依然不主张推行口罩强制令呢？病毒专家“改行”推介口罩土法自制；第一个推行强制令的耶拿市政府号召全民自己动手，“为自己也为他人缝制口罩”，观照之前的“口罩无用论”，和政府到现在仍然不支持强制戴口罩，折射出来的，无非是一种“无奈”。

 

重点也许不在于“无用”，而是“无”。据有关统计，德国市场上供应的口罩，绝大多数来自中国。中国疫情爆发在先，口罩在中国已然供不应求，出口受限，而欧洲市面上的口罩，也迅即被一抢而空。就算有口罩强制令，除了引发更大恐慌，于事何补？

 

 

同样似已被推翻的，还有一种理论，就是“普通流感说”。即使在2月中旬世卫组织把新冠病毒对全球危害等级提高到最高级之后，无论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所长维勒、还是夏里特医院病毒所所长德罗斯滕，都仍在表示，新冠病毒没有那么可怕，它的危害程度，无非就是一场普通流感。

 

传染病危害等级定性标准，一是流行范围，二是病死率。在2月13日由德国科技媒体中心组织的发布会上，维勒列举了当时的数据，全球确诊60350例，病死1370，病死率在2.3%，但绝大多数病例在中国，世卫组织的结论，更多也是基于中国的数据。两位德国顶级的病毒学家维勒和德罗斯滕都表示，中国的数据“需要谨慎分享”，他们更情愿相信中国以外地区的数据、尤其是欧洲的数据，还有自己的分析判断。

 

当时中国以外确诊感染人数五六百人，病死只有两三例，欧洲只有德国输入性的16例，而患者均为轻症、甚至无病征。专家根据这一数据得出判断，新冠病毒在中国以外病死率只有0.2%，基本与普通流感一样。

 

 

因为无法证明病毒是否存在“种族歧视”，也许只能怀疑中国数据有问题，进而推断中国采取“封城”等极端措施，无非是为了弥补初期的“失职”，竟置自由和人权于不顾。

 

今天，欧洲病死率平均达到7%，意大利更是高达近12%，始终奇迹般保持低位的德国，也已超过1%。就算德国病死率大大低于平均，但欧洲总体远远高于中国，不知这些自信的专家们，该做何种解读。

 

这种出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差异，已经被固化的怀疑和否定，是一种惯性的“无奈”。如果科学家不敢相信数据，而更情愿相信自己的感觉，致使只听专家之言的政府决策迟缓，错失良机，在这个民主的社会，代价是惨重的。无辜生命的逝去，自然永远都无法挽回。而经济被迫更长时间的“停摆”，将使大量企业和个人，遭受巨大损失，陷入生存困难，使国家经济体系，濒临崩溃边缘。

 

 

据德国联邦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预测，经济衰退已不可逆转。根据疫情的不同演变，2020年德国经济将遭遇最大5.4%的负增长，可能会出现“无法想象的倒闭和裁员大潮”，对经济结构造成“严重破坏”。为了尽最大努力挽救经济，德国政府推出了史上最大的援助计划。

 

援助计划的核心部分，是高达4000亿欧元的贷款担保。令人遗憾的是，这项计划的执行，同样陷入无奈。因为政府只担保90%，而10%的剩余风险，需要银行承担。银行本身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不肯承担一分风险，所以开出了难于满足的贷款条件，让急需资金的企业主，只能望洋兴叹。

 

在经济高度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已成为“命运共同体”。也许根本不需要5G技术或其他高科技，一副口罩，照样可以置人于“死地”。经历过诸多的“无奈”，但愿这里的人们，最终能清醒认识。

 

（欧洲时报德国版胡旭东撰稿，转载请注明公众号GermanRe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