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药业出口:浓缩异形片、浓缩丸、颗粒剂、饮片和中医药器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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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必将从西方的控制下独立出来,成为世界的榜样
来源:拨开迷雾看世界 2020-03-09 [其它] [国际论坛]
一个国家的医学评价标准,被西方利益集团控制,是非常可怕的事情。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属于全人类的财富。在诊断、抢救、防疫、手术等方面的技术进步,使得现代医学获得了飞跃的发展。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由于西方医学在理念上的缺陷,也造成了很多问题。西方医药公司耗费巨资开发了无数种药物,但是仍然有那么多不治之症。怎样能够在治不好病的情况下,还可以不影响药物的销售呢?

很简单,首先是洗脑。

 

西方医药利益集团宣传说,它就是科学和真理的化身,所有和它不一样的都是邪教,所有它治不了的病都是不治之症,而能治不治之症的都是骗子和伪科学。

 

治不好病并不耽误赚钱。从赚钱的角度,开发出能缓解疾病进展的药物,把疾病变成慢性病,是最好的赚钱模式。

 

于是,西方医药利益集团宣布了大量“现代医学”不可治愈的慢性病,用科学的名义告诉我们,高血压、糖尿病、乙肝、冠心病、慢性肺炎、癌症等等一大堆疾病都是治不好的,只能一辈子吃药控制症状。

 

他们就像宣传基督教一样宣传他们的这套理念,把医生和病人发展为他们的信徒,大获成功。

 

既然治不好病是科学,那么能治好病的医学就是伪科学。

 

比如说,有西方医学治不好的病被中医治好了,他们有好几种话术来说服你,这不科学:

 

1. 这是个例,吃药会好,不吃药也会好,病人是自愈的。

2. 治疗同一种病,中医却可能用了几种不同的药方,没有统计学意义。

3. 你没有做大规模随机双盲试验,治好病人也不能说明你有效。

4. 中药在体外没有抗病毒的作用,不能证明有效。

5. 就算中药有效,那中医的理论也不科学,必须废医存药。

 

于是乎,即便面对中医能够治疗大量西方医学宣称的不治之症,它们也能够“科学的”加以否认。

 

其次是控制医学的评价标准。

 

当然,只做到从理论上洗脑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控制整个医学的评价标准。

 

既然有这么多不治之症,那么评价医学水平的标准就不能是真实的疗效,而是要偷换概念,换一种可控的标准。

 

简单的说,这种标准就是不以疗效论英雄,而是以论文论英雄。

 

由于SCI核心期刊基本上都是被西方控制的,通过这种方法他们就控制了医学的评价标准。

 

在中国这种现象非常突出,医生评高级职称,普遍需要2到5篇SCI论文。

 

这样就等于是就把中国医生的评价标准,拱手转让给西方人了。想想吧,你发表一篇中医药的论文,入选西方核心期刊的可能有多大?

 

这次疫情发生以来,无论是高福院士还是钟南山们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论文,都是以英文首发在国外的期刊上。

 

中文科技期刊也有过辉煌历史。结晶牛胰岛素的全合成、水稻的雄性不孕性、高温铁基超导等以及青蒿素等重大学术成果,都是发表在中文科技期刊上而被世界认可的。

 

但是,近30年来我国重要科研成果基本都是首发于国外期刊。导致中国优质论文外流的主要原因,在于目前国内科研成果和人才评价过于偏重SCI影响因子。

 

很多科研机构的明确将一些外国杂志制定的指数作为依据,这不是等于让这些杂志控制中国的科研吗?

 

因为以论文论英雄,导致中国大量地位很高的医学专家,临床水平并不高。

 

大量优秀临床医生没时间写论文,基层医生平日接触的又都是些常见病,拿不出疑难杂症科研成果。而一些临床能力一般的医师,在发表了若干学术论文,就晋级专家行列,让临床经验丰富却不会写论文的医生心寒。

 

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对国内唯SCI论英雄的情况进行了评判:“中国科研资金、方向正被西方国家的SCI所支配,我们的科研人员贫于创新、贫于思想!”

 

利益集团如何控制美国医疗行业

 

在美国,医药利益集团对西方医学科研方向的控制是非常严密的。

 

首先是通过垄断供应,抬高行业门槛,控制医生的数量。

 

控制医生数量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控制医学院规模和招生数量,抬高学费和学习培训年限,拉高成本。

 

其次是通过研究基金控制研究方向。

 

美国的医学研究基金大多由私人基金会、医药公司提供,不符合医药利益集团的研究很难拿到经费,成果也得不到认可。

 

美国富人为什么热衷把钱捐给自己名下慈善基金会呢?首先是避税,把控制权转给自己的后代无需遗产税。基金会投资收益免税,每年花掉5%的钱就行了,而基金会支出的方向就是控制社会的手段。

 

比如,比尔盖茨基金会就热衷于通过疫苗、医疗和生殖服务减少发展中国家的人口。

 

 

 

最后是用经济手段控制医生。

 

2019年美国医生的平均年薪达到了31万美元。但是要成为一个医生成本很高,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和几十万美元的费用。医学生往往一毕业就要背上十几二十万美元的学费贷款。敢于和医药利益集团唱反调的,很难在医药利益集团主导的体制下生存。

 

通过这样一通操作,现在美国人花在医疗上的费用高达GDP的20%,但是美国人享受的医疗服务却是发达国家中比较差的,还有几千万人没有医保。

 

你知道吗,美国的医疗服务是没有明码标价的!

 

你去医院看病,是不会告诉你费用的。等你回家收到账单,往往会吓死你。CT、MR一套检查,5万美元;看个急诊,1万美元起步。

 

如果你有保险,医院会给保险公司一个很低的价格;如果你是自费的,医院会给你一个天价,然后根据你的经济状况装模作样的减免部分。如果你不付,医院会让追债公司找你,还会影响你的信用,贷款、找工作、租房都受影响。

 

2019年11月15日,特朗普对医院价格不透明开炮,发布行政命令:

 

1.强制要求美国所有医院,在2021年前公布与保险公司协商的价格;

2.公布医院所提供项目、服务的具体收费金额,包括药品、耗材、设施费和医生所提供的护理。

3.价目表在网站上公示,且可被搜索到。

4.公示的项目、服务包括300种常见服务,例如X光、门诊、剖宫产、膝关节置换等,并且及时更新价目变更情况

5.未能做到的医院,每天面临$300的民事罚款。

 

不过这个恐怕没什么用,一年10万美元罚款对医院来说是毛毛雨。

 

美国的药品价格是世界上最贵的,没有什么限制。比如说,抗癌药洛莫司汀(lomustine)在美售价4年上涨14倍;图灵药业(Turing Pharmaceuticals)买下艾滋病药物达拉匹林厚,立即把每片价格从13.5美元提高到750美元,涨了55倍!

 

不仅如此,美国的食品行业向低收入人群提供了大量廉价的高脂肪、高热量食品,制造了世界上上最大的肥胖人群,为医疗产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客源。

 

美国大胖子随处可见

 

所以你看,美国医疗行业被医药利益集团控制的后果是多么可怕!

 

美国医药利益集团打压中医

 

在解放前,美国医药利益集团就通过控制中国医学院的教育,以及普及西式医院,来打压中医。

 

民国时期闹得沸沸扬扬的废医案,就是美国西医利益集团的黑手在幕后挑动的结果。

 

解放以后,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贺诚和副部长王斌继续执行消灭中医药政策。

 

1950-1951年间,中央卫生部召开了第一次卫生行政工作会议,会议邀请了余云岫参加会议,他在会上提出“中医是封建社会产生的封建医”。于是卫生部就把中医的行医资格取消了,全国各地办起了进修学校,把中医集中起来学习西医,来改造中医师。全国的中药店也都关门停业,中医药界一时一片混乱。

 

不久,中央的钱俊瑞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中央政治局对此进行了讨论,毛主席立即撤消了贺诚与王斌的职务,中医药重新开业。

 

1956年,吕炳奎被任命为卫生部中医司司长。此时中医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开始建立中医高等教育院校。为响应毛主席的中西医结合的指示,中医司又进行了西医学习中医的工作,简称西学中。毛主席对此有著名的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

 

但是由于中医管理部门一直是在卫生部领导之下即西医领导之下,到了60年代,卫生部某些领导仍然对党的中医政策阳奉阴违。为此,自1964年9月7日,1965年1月13日,7月12日,吕炳奎针对卫生部对中医政策的错误做法,连续给毛主席写了三封信,向他直接汇报和反映这些问题,使中医事业又得到了一时的发展。

 

但是卫生部长期由西医掌权,暗中仍然不断反对中医。文革后,中医药界大减员,由1958年的50多万,锐减到1978年的25万多人。

 

1989年代,卫生部长崔月犁同志虽然竭力支持中医,弘扬中医,对中医药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但是,卫生部对中医药学的偏见和压制,已经无法改变,中医被西化的倾向愈来愈严重,虽然此后成立了中医药管理局,但又是主张中医西医化的人在掌权,中医想走按自身发展规律的道路无法实现。

 

卫生部把中药定性为农产品,将其种植权放开,由农民自行决定,并不顾中药产地的特点,随意改变具体中药种植的产地,这对中药的药性带来了破坏性的结果,也使假药充斥中药市场。

 

中药出口以及对中药的鉴定标准,不按中药自身的标准鉴定,反而以美国的标准,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中药的地位,在客观上否定了中药的药性。

 

此外,卫生部还贬低中医药学的学术地位,加大中医药学教育上的随意性,使中医药学成为一部分人骗医的招牌。如有关部门举办的针灸学习班,时间只有1~3个月,就可以拿到盖有卫生部大章的结业证书,败坏了中医的名声。

 

而中医的教育大权被西医主导的卫生部控制,他们把黄帝内经、伤寒论等中医经典列为选修课,把英语和西医教材列为必修课,教出来一大堆不会望闻问切的伪中医。

 

另一方面,《执业医师法》规定,必须有4年以上医学院校的学历者,方能参加资格考试,而中医药界大量的医师均没有这种学历,基本上是学徒出身,造成大量的中医师失去了行医资格。

 

这些,在以下文章中都有详细论述:

中西医之争内幕

重建中医药重大战略地位,为13亿人民健康造福

 

打败一个优质品牌很简单,一边限制真货销售,一边制造10倍的假货投放市场,这样你买到真货的概率就不到10%,自然90%以上的人都认为这个品牌全是假货。

 

医疗为人民服务

 

1965年,毛主席接到卫生部关于农村医疗现状的报告,中国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而且其中70%在大城市,剩下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了75%。

 

因此,6月26日,毛主席对此作出批示: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

 

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自此全国开始全面推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一大批医疗事业人才涌向农村,解决医疗用品和药物匮乏的问题,救治常见病症,预防传染疾病和地方性疾病,宣传科学医疗常识,培养简单的医疗技能和具备一些医疗技能的当地医疗人才。这也使得“赤脚医生”的大量出现。他们活跃在农村的青山绿水、田间地头,送药行医,以最低的成本、最广泛的覆盖、最高效的运行、最深入的普及、最低的门槛使得农村的就医看病问题迅速解决,健康状况为之改观。

 

到1975年病床的分布农村已提高到60%。全国卫生经费的65% 以上用于农村。

 

1976年,合作医疗已经覆盖了92.8%的农村社队。就这样,劳保制度、公费医疗、合作医疗覆盖了中国绝大多数的人口。

 

在如何认识中国传统医学和学习借鉴西方医学的关系上,毛主席主张要实行“中西医结合”,并把“团结中西医”确立为我国卫生工作的又一重要方针。

 

为了推动中西医结合,从1955年12月开始,卫生部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举办了六期为期二年半的西医离职学习班;成立了直属的中医研究院。

 

1956年9月,又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创办了四所中医学院。

 

1958年9月,中医研究院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毕业后,卫生部向毛泽东并中央呈送该班的总结报告。10月11日,毛泽东在报告上作了批语,充分肯定了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成绩,同时进一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凡是有条件的,都应该办一个70人到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以两年为期。还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中西医结合疗法在治疗多种传染病以及聋哑、骨折、急腹症、冠心病、白内障、再生障碍性贫血、大面积烧伤等疾病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1965年,我父亲在上海华山医院做了一个脊柱下肿瘤切除手术,用的就是针灸麻醉。父亲说,针灸麻醉还是有点痛,但是可以忍受。手术全程他意识完全清醒,医生的对话也听得一清二楚。老教授带着一个年轻学生手术,切开一节椎骨一看,肿瘤位置不太好,年轻人用灵巧的手法将肿瘤翻出来切除,老教授兴奋的表扬:“干得漂亮!”,然后拍拍父亲的肩膀,“小伙子,以后打篮球都没问题!”

 

回忆起那时候医生的医德医术,父亲至今赞不绝口。

 

那时候西医学习中医成了热潮,尼克松访华时也参观过针灸麻醉技术切除甲状腺的手术,一时成为新中国的国际传奇。屠嗷嗷受中医古籍启发,发现了青蒿素,也是这个时期的成果。

 

当时中科院祝总骧和针灸专家郝金凯合作研究经络,发现了循经感传现象,从电学、声学的角度证实了经络的存在。祝总骧后来因此研究发明了312经络锻炼法,治好了自己的多种慢性病。如今96岁的他依然健步如飞。

 

 医疗市场化改革浪潮

 

农村医疗改革

 

1982年,中国的农村合作医疗体制迅速衰落,合作医疗覆盖的社队从1976年的92.8%降至1982年的52.8%,六年间下降40%。次年,随着人民公社正式解散,农村合作医疗出现雪崩式的解体,覆盖面骤降至11%,比一年前下降40%多。到1989年,合作医疗覆盖面降至最低点4.8%,还不到30年前1958年水平的一半。只在上海郊区、江苏南部(苏南)等集体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合作医疗才得以保留。

 

传统的农村合作医疗是奠基在集体经济之上的。集体经济一垮,合作医疗解体。绝大多数村卫生室(合作医疗站)变成了乡村医生的私人诊所,绝大多数农民重新陷入自费医疗的境地。

 

20世纪90年代初,90%以上的农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障。1998年农村合作医疗的比重仅为6.5%。政府用于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助费1999年是3500万元,9亿农村居民平均每人0.038元。(王绍光、樊鹏《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

 

城镇医疗改革

 

从80年代到90年代,在“人民的事业人民办”的旗号下,政府大幅退出了城镇医疗卫生领域。当时的领导人认为:市场能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包括卫生资源的配置效率。

 

1978年以前,公立医院超过50%的收入来自政府预算。80年代开始了改革。1980年,政府补贴降为30%,1987年降到19%。90年代末,政府补贴仅为6%。(王绍光、樊鹏《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

 

说难听点,这有点逼良为娼的味道。医院要自己解决生存问题,不得不以盈利为导向,为了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鼓励病人做过多的价格不菲的医疗诊断,并且开过量的药品。相反,基本医疗服务(通常是没有利润的) 的开展却非常有限。最恶劣的是,出现了急救室不交押金就不给抢救的现象。

 

结果,卫生总费用不但没有降下来,反而飞速增长。1990年,卫生总费用700余亿元,到2000年高达4764亿元。居民个人卫生支出的比重也节节攀升。1980年,居民个人负担不过23%;到2000年,已高达60.6%。

 

截至2002年末,城镇居民大约只有一半的人口拥有医疗保险,与改革开放初期医疗保险几乎覆盖全体城镇居民形成鲜明对比。

 

市场化下的医疗行业

 

国家只给医院发20%的经费,医院只给医生发20%的工资,其他的要你自己去市场上赚。经济指标从科室承包到个人承包,工资奖金和你给医院创造的收益挂钩,这就是医疗乱象之源。

 

另一方面,一切向钱看的塌方式腐败,对中药、西药的审批都需要花巨款买批准文号,大大增加了药品的成本。而中医太便宜了。一把草,一根针能值几个钱?利益集团要赚钱,必除之而后快。

 

于是,劣币驱逐良币,便宜的、廉价的药物和治疗方法统统被淘汰出局。而药品、耗材的回扣成为行业规则。

 

于是,医生们一边拿着和辛苦程度不相称的工资,一边又拿着行业规则的药品回扣。区别在于,有良知的医生坚守不害人的底限,而无良的医生则靠过度治疗赚更多的钱。

 

在这种情况下,恶性病如癌症病人、白血病人就成了香馍馍。在死亡的威胁面前,人是最舍得花钱的。

 

病人不相信医生,医生害怕病人行凶,互害模式就是这样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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