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又听说省人大的这个决定违宪，被撤销了。但是，被错误借故决定注销的个体诊所，都不能恢复。因而引来一阵又一阵的上诉浪潮。为什么被注销的个体诊所不能恢复？因为它是医政科的生财之道。所以，好多的医政科长坐牢了。俗说，杀头的生意有人做，亏本的生意无人理。朱元璋用剥皮的方法惩治贪官污吏，可是明朝的贪官污吏还是层出不穷。有钱可贪，连剥皮都不怕的道理为何？是因为它的惩治概率很低。

 

 

2013年漳州纪委调查了药物受贿案，公立医院的医生和医疗管理部门人员，百分百涉及腐败。再查下去就不得了，但这两年，全国却悄然无声，消息被压得死死的。既然，这个体制全部腐败，大家都是一个模子里的货，何必躲藏个你我呢？这说明全国医疗体系已是腐败的一个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他们已经成了西方医药财团的在华派出机构，怎么能代表中国人民给中医立法？

 

我作为一个将近黄泥没顶的、热爱中医事业的人，被各种不合法的理由强迫离开，选择另一种职业，年龄也已经不能允许，这种做法就像赤裸裸抢夺别人的饭碗。他们认为“年过65岁就不能再担任法人”，他们还强调超过此年龄的老人，“已失去民事行为能力”……

由于我即使不开诊所，已少有名气，在关着门的家事，仍然有一些人找我诊治，而且获效良好。但这样做具有莫大的风险：治死人要判刑10年。一个病人死了，就是那个最后治疗的医生弄死的，由他来负这个责任，这也是我国社会的法律的特殊性。邢台市中医院有个医生，收住了一个癌症病人，后来这病人死了，医生被院长扣了奖金，据说理由是癌症病人由西医专治，中医无权治疗。原来，搞掉中医只是为了垄断医疗市场。

 

虽然我关门行医没有开门那么热闹，却可有大量时间用于学习和写作。这才使我走上现在的研究之路，不能不说这是一件幸事。我发表《天下无癌论》五年了。我按自己的理论治疗癌症，由于疗效高，费用低廉，癌症、白血病患者上门越来越多，我就专开癌症、白血病治疗专科，其他病一律拒绝，每天看30多人，仍然是半夜就有人来站门外怕挂不上号。

 

治病竟然会搞得这样热闹，我知道早晚会被“取缔”，我得做些准备。我的准备是把我的治病的整个过程，用录像录起来，作为今后的治疗事实证明，也可以最好的教育资料和方法，使很多人明白癌症、白血病并不那么可怕。只要按中医的辨证论治，就很容易治好。

这些现场录像，既反映治疗现实，也可以作为后一代的教材，让他们了解历史事实。此想法得到了我的学生慧容女士的支持，他派来了两个义工，只录了三天，就被医管所的行动破坏了。他们说，由于有人举报我非法行医，就一个队伍地开来了，站长亲自出马，勒令停诊。排队求诊者被驱散。我严肃指出，他们这么做是犯罪行为。生病求医，是为了解除疾病给患者带来的痛苦和死亡的威胁。因此，给病人治疗的行为，实际是一种慈善的行为。不只是像见死不救，而是见死还把他往死里推的谋杀行为一样的可恶。他们这么做，实际已经给政府的威望，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人们在医院里被诊断为癌症，很多人受医生的恐吓，说他只能活多少时间了。为了求生，他们慕名从全国各地到温州来，大多数都是听已经治好的人说的。我在温州很低调，是因为我也怕医赖。所以，附近来求医的不多，医管所就不很注意。我最怕的是有些人为了卖化疗药，制造医赖来敲诈勒索，把我的治疗效果压下去。

 

现在我开拓了生命医学和医学社会学两门学科，这是我事前未料到的。我觉得，只要全社会都认识到“被病”的危险，全人类就马上可以解除医疗危机，但是，也就有可能发生世界性的战争。

 

人民日报：给草根中医一席之地

 

潘德孚的经历，在民间中医里颇有代表性。自古以来，中医的传承方式主要是师傅带徒弟，口传身授。民间中医能够生存下来，大多是因为有一技之长。随着《执业医师法》的实施，当医生的门槛越来越高。民间中医虽然看得了病，却未必能考得上证，一纸执业证书挡住了他们的行医路。于是，有的被迫放弃行医，有的无奈流落海外，有的任由中医技法年久失传。国医大师邓铁涛曾痛心地说：“中医几千年来的宝贝丢失的太多了。”

 

中医是经验医学，大量的经典验方和独特技法至今仍藏在民间。民间中医的“草根”属性，正是其生命力之所在。已故国医大师朱良春说：“脏腑如能语，医者面如土。”目前，许多疑难杂症无法治愈，事实上，既生斯疾，必有斯药。不少有特效的治病方法，深埋民间千百年，一旦整理发掘，往往会成为重大科技创新成果。

 

以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为例，陈竺等科学家通过对中医宝库的发掘，开发全新疗法，其思路的源头恰恰来自民间。黑龙江一位中医用砒霜、轻粉（氯化亚汞）和蟾酥等治疗淋巴结核和癌症，随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科张亭栋发现，合剂中只要有砒霜就有效，其他无治疗作用。

 

后来的研究者最终捅破窗户纸，发现其治疗机理，让癌变细胞停止“疯长”，最终进入程序化凋亡，将不治之症变成可治之病。这一成就代表了该领域的世界最高研究水平，并成为国际公认标准疗法。

 

今天，中医教育以院校教育为主体，靠书本知识来传承，注重教材的现代化、语言的标准化，口传身授的中医师承体系日渐衰落。尽管有李可这样源自民间的中医从草根变成名家，但毕竟凤毛麟角。院校教育和师承教育是两种不同的培养模式，如同生长在不同土壤里的种子，用统一的应试标准来衡量其成败，不利于优秀中医人才脱颖而出。

 

拯救民间中医，必须解决“准入难”。按现行中医执业资格规定，接受师承教育很难获得行医资格证书。有关部门在中医发展策略上，应该坚持传统模式与现代模式并存，实行分类管理，专门设立传统中医师，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的，可以申请参加传统中医师资格考试，并取得相应的中医行医资质。

 

同时，改革中医医疗执业人员资格准入、执业范围和执业管理制度，根据执业技能探索实行分类管理，对办中医诊所的人员依法实施备案制管理。

 

降低民间中医执业门槛，不是保护落后，也不是给“伪中医”以可乘之机，而是保存民间濒临失传的中医药种子，兴废继绝。

 

据不完全统计，在农村边远地区，至少有15万名民间中医，其中不少人年事已高，如果再不进行抢救性保护，民间中医将薪火难续。期盼给民间中医一席之地，让中医瑰宝更好地造福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