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韩国医学史》最早记载，两晋南北朝时期，高句丽平原王3年（公元561）吴人知聪携带医书《皇帝针经》、《明堂经》等164卷至高句丽。百济的医学比高句丽发展较慢。医政制度有可能和北魏时期相同，可惜有关百济针灸的文献资料，至今已难以查找。新罗，孝昭王元年（公元692），在医政制度上，让2名博士负责学生的教育，内容如《素问》、《难经》等。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开设了针灸学教育，这在韩国医学历史上是第一次。新罗在教育上以基础理论为主。在唐代、新罗、日本的医学教育交往中，唐代和日本的针灸医学教育完全一样，日本沿袭了唐朝的教育制度，但新罗应用了独特的医学教育方法，如使用了《难经》、《针经》等教材，而且新罗实施基础医学教育制度，成为针灸学最发达的国家。

朝鲜末期，广济院的医师构成虽规模比较小，但是由专门医构成，如针灸、医师等。据《经国大典》、《熙朝轶事》等记载，医家、医书：任彦国，著有《治肿指南》，他以五丁（火丁、石丁、水丁、麻丁、缕丁）为主的治疗法和“盐汤沈引法、土卯膏千金法”等外用的治法，而且引用了30多种图，如《排肿图》、《已脓肿形图针破法》等，提出了合理的治肿法；白光炫，显宗时当任治肿教授、太医官职，治疗以治肿为主；李馨益，寅朝10年时，他的“灸术”和“燔针法”使用得到寅朝认可；许任，宣朝31-39年，他以针灸的补泻法为治疗方法，是《四医经验方》撰写人之一；寅朝《针灸经验方》1725年在日本大阪出版，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的针灸经验方；许浚编著《东医宝鉴、针灸篇》；舍岩是朝鲜末期的针灸医家之一，以五输穴为五行针灸法，虽然沿用了宋、元、明的针灸学著作，但是又在此基础上填加了自己的经验技术，以后钞本传到日本，清朝光西10年（高宗27年1890），在中国江宁藩西重刊；世宗15年（1433）《乡药集成方》，是在《乡药济生集成》的338证基础上又填加了621证，收录处方10706方，针灸法1416条，已成为针灸学的一本“综合医书”；宣朝33年，柳成龙《针经要诀》，引用《医学入门》的针灸篇，以经穴图为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