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了大量的针灸学著作，为繁荣针灸学术、推动针灸学技术的推广和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海量的针灸著作当中，绝大多数都是传统体系框架内的演变和丰富，在整个体系上能够称得上是现代针灸学的著作相对偏少，在教材体系中这样的著作更是寥若宸星，而《针灸医学导论》则是具有现代针灸学品质的著作之一。该书由徐斌、王富春主编，景向红、马铁明、李瑛、贾春生为副主编，朱兵教授主审，人民卫生出版社于2016年12月出版［1］。该书作为研究生教材有诸多创新点，对于帮助研究生了解针灸学的水平、动态、发展方向，以及启迪研究生的创造性思维都会大有裨益。

1  正视针灸学存在的问题

中国针灸学会在2011年召开的全国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指出，中国针灸面临理论发展相对滞后、服务模式单一、多种疗法配合应用的优势淡化、针灸国际化的倒逼态势4个方面的问题和挑战［1］。此后的7年间曾经出版过多部教材，但均未提及这些问题，《针灸医学导论》一书是公开正视上述问题的教材。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开放包容的学术环境的进化，中国针灸自身更多的问题被学术界公开讨论。中国针灸学会2016年12月发布的《针灸发展2030纲要》［2］中明确的指出：“针灸学基础理论与中医药（辨证施治）理论基本重合，没有突出和分离出自身的理论特质（体系）；针灸基础研究与临床严重脱节，其成果难以回归和促进、提高临床疗效”“针灸在西传（国际化）过程中为适应本土化而发生的嬗变反过来挑战中国针灸”等9大问题。能够公开指出这些问题，既体现了中国针灸学术界的开放，也展现了中国针灸学术界的自信。

传统针灸学理论与临床实践相脱节、教材体系严重滞后于当前研究水平与临床实际需要等问题，早在中国针灸学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之前就被部分专家认识到了，并引发了韩济生院士的如下感慨：若干年后，中国针灸的大旗也许要插到国外的土地上，那时候中国仅仅就是针灸的故乡了［3］。所以，构建理论能够有效指导临床、与现代科学文化背景相适应的现代针灸学体系是一项无法回避的历史任务。面向研究生教育的《针灸医学导论》公开讨论针灸学科存在的一些问题，对于促进我国现代针灸学体系的构建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2  讨论了传统针灸学的解构问题

《针灸医学导论》讨论了针灸学的“解构与构建”问题。解构的原意应为“结构分解”，是后结构主义提出的一种批评方法。“解构”的概念源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deconstruction”一词，原为分解、消解、拆解之意，德里达在这个基础上补充了“消除”“反积淀”“问题化”等意思。而在我们通常的语境中，“解构”还有破解之意，延伸有否定既往之意。所以《针灸医学导论》公开讨论针灸学的“解构与构建”问题，显示了主编团队的巨大学术勇气和学术胆识。

只从标题来看，《针灸医学导论》公开讨论针灸学的“解构与构建”似乎局限于“针灸临床研究方式的解构”，但其实涉及到整个针灸学体系的解构问题。书中讲到“针灸学理论在其形成与演变过程中，其所处时代所特有的文化哲学思想或多或少会渗透其中，因此，在将中医针灸学说搬进实验室之前，必须首先将不同时期掺入其中的非实践成分一层层剥去，并补充其欠缺的科学事实”［1］“传统针灸学的全球化进程不论是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求还是进一步走向世界，均是以针灸学术进步为基础的，而与多学科的交流互动则是推动学术发展重要途径之一。在这一点上，若拘泥于民族文化何需外国认同的狭隘认识，那就取消了讨论走向世界的必要性”［1］，这样的讨论显然超越了“针灸临床研究方式的解构”话题，但书中紧接着讲道：“如果减弱乃至丧失针灸知识体系的传统内核，失去了固有的特色，也就失去了走向世界的优势”，这似乎反映了主编团队的某种矛盾性。事实上，固有的特色并不是走向世界的根本优势，走向世界的根本优势还在于自身具有的科学真理性，也就是主编者所讲的“均是以针灸学术进步为基础的”。

3  讨论了针灸学的文化问题

传统针灸学具有文化与科学双重特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以往的教材涉及这一问题时大多语焉不详，而《针灸医学导论》则对“基于传统文化的针灸学科知识构建”问题进行了较为清晰的讨论。《针灸医学导论》在此所讲的“构建”其实是与前面所讲的“解构”相呼应的。该书中论及：“传统针灸学的核心理论基于东方哲学，它拥有着人文成分与科学成分的复合体，可以说传统针灸学的人文特质与其科学价值没有逻辑上的等值性，既不能以科学视角代替人文视角，也不能以人文视角代替科学视角；既不能以科学性不足为由否定人文价值，也不能以彰显人文价值为由掩盖科学性的欠缺。传统针灸学中所蕴含的科学价值是值得我们去探索和发现的，同时其独特的人文内涵的传承与发扬也是永恒的。无论是从人文或文化角度、还是从科学角度研究传统针灸学都是积极的，但二者的研究方法应该有所不同。可以说传统针灸学现代化研究中的某些重大失败往往缘于研究方法与对象的错位，有学者指出，简单地从现代科学角度研究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理论认识不可能获得所期望的结果”［1］，在有效、可靠的经验基础上，发展现代针灸学理论认识不应当以否定传统理论体系为前提；另一方面，也不应当因为传统体系内存在大量的有效经验及符合现代认识的一些思想就拒绝进一步的现代研究，毕竟思想的前瞻性与合理性无法取代具体科学理论、科学规律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应当在开放中谋求发展［1］。很明显，这里的“构建”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而是与前面介绍的“解构”密切关联，甚至具有同步性。

需要在这里说明一点，从《针灸医学导论》所引述的这两段文字或观点，并非主编者的原创，而是全部来源于2011年公开发表的他人文献［4-5］，原文献作者并不是从“构建”“文化的针灸学科知识”角度讨论问题的，初衷还是讨论的“解构”问题，而《针灸医学导论》的主编者从“构建”的角度讨论这一问题，显然是更深入了一步，毕竟“解构”与“构建”或“重构”具有不可分割的学术目的。

4  讨论了现代针灸学体系的构建问题

建立现代针灸学体系的话题在学术界已经早有讨论，不但有《现代针灸学》著作的出版和讨论建立“现代针灸学体系”的论文发表［6-10］，而且学术界还有积极评价［10-11］。《针灸医学导论》作为研究生教材将“现代针灸体系”纳入其中进行了介绍，并予以充分肯定。主编者把现代针灸学分为了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历史的概念，是指针灸学发展到“现代”的“针灸学”的状态，这可能是王雪苔、陈汉平等所指的现代针灸学，它还处于形成过程中，还没有完成基本的体系；二是指学术概念，特指以现代科学概念建立的“现代针灸学”为名称的针灸学，后者应是前者过程中的典型产物［1］。主编者还将朱兵教授的《系统针灸学》、“西方针灸学”归属为“现代针灸学”的范畴［1］，并认为，建立“现代针灸学”是针灸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尽管针灸学有其特殊的历史和现状，但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而其基础也只能是与其他现代科学一样是实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实验是建立现代针灸学的唯一基础［1］。主编者在教材中深入讨论实验针灸学、针灸学现代化、现代针灸学的关系，并充分肯定了建立、发展“现代针灸学”的历史方向，再次展现了主编团队的学术信心和学术高度。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所有倡导建立、发展现代针灸学体系的学者，没有人否定传统针灸学体系，更没有人以否定传统针灸学体系为前提。传统针灸学的基本理论——经络学说、脏腑学说、气血学说等自创立至今，历经2000余年，这一过程除了“解经”“注经”而众说纷纭、各家林立之外，并无多少实质性的创新与发展。除了十四经之外，为什么没有提出其他新的经脉？既有五输穴，为什么没有发展出六输穴？一言以蔽之，传统针灸学理论体系在既有范式内已经达到了其历史的完美［13-14］。

关于现代针灸学体系的形成，只从结果来看，似乎是近几十年来的一个事件，但严格来讲这个体系的形成经历了100余年的曲折历史，可以说，创建“现代针灸学体系”的进程自“西学东进”之后就已开启。如果将目前的“现代针灸学体系”比喻为一只“雏鸟”，这只“雏鸟”则是经过了2个阶段：一个是漫长的孵化期，一个是艰难的破壳期。“西学东进”之始到《现代针灸学理论与临床应用》及《现代针灸学》出版之前的100多年间，“现代针灸学体系”一直处于孵化期，这个阶段数代人进行了曲折、艰辛的探索，唐容川、朱琏、鲁之俊、韩济生、陈汉平、朱兵等一大批学者都为这个孵化过程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温度，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针灸学体系”的构建并非个别人的一日之功，而是数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14］。

在现代针灸学内没有经络理论的任何地位，并不等于否定经络理论的价值，因为经络理论的价值只寓于传统针灸学体系中，而传统针灸学体系就好比一座“古城”。我们曾运用“拆老城建新城”与“护老城建新城”两种不同的城市发展思路来说明发展现代针灸学的同时对传统针灸学进行保护的基本态度。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城市建设大体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拆掉老城原址建设新城，另一种模式是保护老城另址建设新城，前者是拆旧之后的原地立新，后者则是老城旁侧的另址新建，两种模式所展现的主体基调都是发展，但前一种模式将本地原有的历史文化载体湮灭在了发展的背影之中，后一种模式则将本地原有的历史文化载体镶嵌在了发展的历史长廊之中，后者是我们的基本态度［13-14］。

总之，传统针灸学经过2000余年的发展，在既有范式内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系，而现代针灸学作为完全不同的范式犹如破壳不久的“雏鸟”，之后的成长道路依然漫长。

5  确认了西方针灸学的意义

针灸的国际化伴随着针灸的本土化，针灸在国外的本土化发展已经对我们提出了严重挑战，这样的发展趋势并不会以我们所坚持的正统所改变。《针灸医学导论》总结了西方针灸学的4个主要观点：（1）如果守着旧观念，同时注入新观点，无异于要求既要接受世界是圆的，也要接受世界是平的，对现代的人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西方针灸学认为传统中医针灸学是医学历史中一个神奇的部分，他们敬佩古代医生，但是古人的解释在当今来说已经没有意义，至少对于西方是如此；（3）西方针灸学是利用现代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和循证医学知识对中国针灸学适应性的改造，是基于同时代的生命科学原理；（4）西方学者在否定传统针灸学理论时，列举了几个证据，其中第一个证据就是经络理论问题，迄今为止，没有人能够提供任何有关经络存在的物质证据，为了回避这个问题，经络有时被描述成一个抽象概念，但难以接受的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如何能产生临床实践中观察到的强大的生理效应。

西方针灸学的这些观点虽然早前已经公开讨  论［14］，但是在研究生教材中坦诚介绍和讨论，反映了主编团队宽广的学术胸怀，也反映了主编团队对我国针灸学术现状的忧虑。书中自问：面对西方针灸的发展，中国针灸学者如何应对挑战？主编者的观点非常明确：构建体现针灸学理论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结构合理、层次清晰、概念明确、表述规范，能够指导临床的现代针灸学理论体系框架是中医针灸理论研究者目前最为重要的任务［1］。

6  肯定了朱琏针灸学的价值

1951年出版的朱琏《新针灸学》开辟了新中国在科学视角下研究传统针灸疗法的先河，她将西医的解剖学、生理学融入到针灸学当中，特别是运用当时最新的神经生理学研究成果——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反射学说揭示针灸的治病原理，展示了朱琏紧跟科技前沿、追求科学真理的学术品格。1980年该书第  3版出版，鲁之俊先生作序，并评价《新针灸学》是“运用现代科学观点和方法，探讨提高针灸技术与科学原理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影响极其深远，是朱琏对针灸医学做出的重要贡献”。

在临床治疗部分，朱琏的《新针灸学》舍弃了传统的辨证治疗体系，是一部系统性的辨病治疗的针灸著作，这完全不同于此后几十年来的院校教材体系，但与数十年来的针灸临床的辨病治疗发展趋势完全吻合［15］，也可以说是《新针灸学》引导了中国针灸在临床治疗的发展方向。《新针灸学》没有院校教材的那种僵化、格式化、形式化、脱离临床实际需要的缺点。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一部开创性的针灸著作及其学术思想被中医院校的教育体系屏蔽了将近60年，《针灸医学导论》则对《新针灸学》的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展现了主编团队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高贵品质。

7  讨论了系统针灸学问题

系统针灸学的论文著作早已有之［17-19］，其中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中医系统论与中医系统工程学》［18］，全面探索了将系统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针灸学研究领域［17］。《针灸医学导论》作为研究生教材，介绍了系统生物学研究方法在针灸学领域的运用，并对《系统针灸学》 [19]一书给予了高度评价，充分展现了主编团队的“后现代”视野和学术高度。

针灸调节作用有两大特征，即双向良性调节、多靶点调节。针灸双向良性调节是针灸作用的基本特点，也是针灸作用四大规律的核心。针灸双向良性调节作用不但在疾病治疗中有其独特价值，在保健预防中也有其重要意义。针灸双向良性调节作用有3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是对性质不同疾病的双向良性调节，二是对同一种疾病过程中不同功能的生物活性物质或不同生理机能的双向良性调节，三是对同一种生理功能在其节律的不同时区或不同时间状态的双向调节。问题在于：针灸双向良性调节作用的本质是什么？目前的研究缺失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当然，“还原”性的研究方法也无力回答这样的问题，而这正是系统科学所关注并适宜研究的问题。关于针刺作用的多靶点调节，在整体状态下，针灸任何一个穴位都能够产生两大类效应，即节段性效应和整体性效应，朱兵教授也称之为特异性效应和光谱性效应。针灸多靶点调节也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对同一器官的多靶点调节，如针灸对肠易激综合征的治疗研究就涉及到多种脑肠肽，包括P物质（SP）、血管活性肠肽（VIP）、胆囊收缩素（CCK）、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GＲP）、一氧化氮（NO）、5-羟色胺（5-HT）等，具有激素和神经递质或调质双重作用的生物活性物质，这些生物活性物质在中枢和外周水平广泛参与胃肠功能的调节。针灸对肠易激综合征的治疗还涉及到肠道动力、神经-免疫-内分泌功能等诸多环节。针灸多靶点调节的另一种形式是对整体状态下多器官的调节，问题在于：不同靶点调节作用之间有无协同效应？又是如何协调的？很显然，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还原”性的研究方法同样是无能为力的，而这也是系统科学研究方法的优势，是系统科学所关注并适宜研究的问题。“还原”性的研究方法只能看到针灸调节的细化环节，无法看到整体状态下多靶点调节作用之间的协调效应与机制，而针灸的双向良性调节作用正是基于整体状态下不同靶点调节效应之间的协调、耦合的结果。

8  小结

《针灸医学导论》作为研究生教材有许多突破点，但因为该书由19位编委共同完成，涉及的内容又十分广泛，所以个别观点有时互有冲突，整体的逻辑结构也还有一定的优化空间，这也是众多编委合作中极其难以平衡的共性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影响本书所具有的包容、创新的现代针灸学品质。（选自《中国针灸》杂志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