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须从人类文化前因，如何演变为现实世界现象的后果立意，以中华民族自己历史的文化与当代世界的文化相结合为基础，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汇为制高点，以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为切入点，以建立文化多样性立场为文化路径，回答中华民族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促进以佛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为代表的人类文化皆为中华民族、为人类所用，这或许是中华民族创新发展人类文明一项战略性举措。佛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共同汇集近代百年中华民族；西方文化建立了全球最庞大的话语体系，掌控着当今世界话语权，这是当代中国独自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文化现实。这个文化现实给近代百年中华民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四个基本问题，一是佛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三者之间的区别何在；二是佛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三是佛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各自的适用范围怎样；四是中华民族同佛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理当建立何种关系。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以回答文化多样性四个基本问题为核心，旨在改变人们业已形成的关于文化多样性的观念。

关键词:中国特色  话语体系  西方文化 东方文化  文言  现代汉语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这是一个现实课题，需要哲学社会科学作出回答。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当建立在中华民族自己历史的文化同当代世界的文化相结合基础之上。认识中华民族历史和当代世界，有多个角度和多个层面，但是，从文化角度应当是认识的最基本层面。以文化审查近代百年，一个基本事实是，“多种文化”共存于中华民族。这里的多种文化指的是，本体论而言具有独立的本体论，形态而言具有完整的体系，作用而言对中华民族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从这个意义看，中华民族所存在的文化多样性主要是以三大文化为代表，即以希腊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以儒道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佛文化为代表的印度文化。当然，关于文化多样性，不同的分类标准会有不同的内涵，我们采用文化的本体论、形态和作用三个条件为基本标准，可能是分类基本方法之一。

历史地看，作为文化主体的中华民族，五千年经历了三个文化阶段:第一阶段，秦周之前，中华民族创立并独立拥有中华文化即后世称谓的东方文化母体；第二阶段，汉以降至清末，佛文化传入中华大地并完成本土化，成为近世称谓的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二千年中，东方文化与佛文化共存于中华民族，两种文化或分别寄于不同之人，或同寄于一人，文化所寄之人整体上彼此能够尊重，基本实现“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第三阶段，鸦片战争以还，以新文化运动为标志，西方文化全面传入中华民族，佛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共存于中华民族。现实地看，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同时拥有佛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完整的文化体系，只有中华民族。

近百年来，中华民族中的西方文化倡导者及其追随者，全面引进西方文化，在中华民族成功建立了西方文化话语体系、掌控话语权，实现了对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价值观念和语言文体的重构，与此同时又抛弃了中华文化和佛文化，独尊西方文化成为这一时代主流，构成近代百年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基本格局。在这样的文化格局下，佛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或分别寄于不同之人，或两种文化、或三种文化同寄于一人；西方文化所寄之人成为这个时代的主体，东方文化与佛文化所寄之人越来越少，三种文化同寄于一人凤毛麟角。法律意义上，不同的文化主体享有平等的社会政治地位，但是实际中，东方文化继受者一直遭受西方文化继受者多重排挤，存在着不平等现象，两种文化的主体之间始终难以和谐。

   在人类历史上，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的文化，如所公认创立于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分别是东方的中国、印度和西方的埃及、希腊。“埃及文化，已如冥鸿雾豹，只存吉光片羽”[2]。佛文化历汉季而宋世，已经全盘融汇于中华文化的领域中了。希腊的光荣历史已经过去，但其文化遗存影响所及，交融流布而形成了现在的欧美文化即西方文化。希腊文化初由宗教而展开为哲学，再由哲学衍化为科学，自文艺复兴运动而兴起，籍科学之强势流布全球，建立了当代人类最庞大的话语体系，主导了近代三百年人类历史与现实。人类历史文化态势也深刻地影响着近代百年中华民族。

   佛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共同汇集到近代百年中华民族；西方文化建立了全球最庞大的话语体系，掌控着当今世界话语权，这是当代中国独自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文化现实。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和精髓。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从当代中国最大的文化实际出发，具体分析三大文化之间的区别、关系和各自的适用范围，以及重新认识和建立人与三大文化的关系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佛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汇集近代百年中华民族，给近代百年中华民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四个基本问题：

第一，佛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三者之间的区别何在；

第二，佛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

第三，佛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各自的适用范围怎样；

第四，中华民族同佛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理当建立何种关系。

目前，四个基本问题构成了一片尚待开垦的学术荒野，问题为挑战；这片荒野将吸引人类长期深耕细作，荒野为机遇。面对机遇和挑战，中华民族极有可能成为第一批拓荒者。

关于上述四个基本问题，本文试图从四个方面概要讨论，即“西方文化体系结构”、“东方文化体系结构”、“文言与现代汉语的区别”、“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就文化对人类的作用而言，佛文化可以归类于东方文化，佛文化体系结构讨论从略。本文认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须从人类文化前因，如何演变为现实世界现象的后果立意，以中华民族自己历史的文化与当代世界的文化相结合为基础，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汇为制高点，以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为切入点，以建立文化多样性立场为文化路径，回答中华民族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促进以三大文化为代表的人类文化皆为中华民族、为人类所用，这或许是中华民族创新发展人类文明一项战略性举措。本文的主要工作，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讨论西方文化体系结构与东方文化体系结构的区别，指出本体论是文化区别的标志；从语言方式、语言结构和语义范围三个方面讨论文言与现代汉语的区别，指出在语言的文化立场上，文言与现代汉语是两种语言体系；建立文化多样性立场，回答文化多样性四个基本问题，简述三大文化之间的关系、各自的适用范围以及人类与三大文化理当建立的关系；指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是以人为本位，以承认三大文化的独立性为核心，坚持文化多样形态并存、坚持多元化道路并行和坚持多种话语体系并重。本文主旨，不是创立新的文化，也不是废除或改造既有的文化体系结构建立统一的文化，而是改变人们业已形成的关于文化多样性的观念。

 

 

二、西方文化体系结构

 

     文化，是人类以自身为本位站在地球立场赋予世界之意义。西方文化，是西方人类以自身为本位站在地球立场赋予世界实体之意义。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西方文化体系结构存在两种形态，一是实体观、还原论和逻辑，再者是量子观和互补原理(方法论和量子语言尚未建立)。

      实体观是西方文化的传统，主导了二千年西方人类观念，影响着近代人类观念。实体观无力回答整体性、意义性和演化性三类基本的问题；生命、宇宙和思维成为实体观的难题；实体观造成了当今人类全球性三大问题，即人性扭曲、生态灾难和核威慑。反思西方文化成为迫切的、重大的现实课题。回答中华民族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离不开反思西方文化。考察逻辑学是反思西方文化一条有效的途径。因为我们的思维观念是所接受的文化建立的，接受现代教育者首先建立的是西方文化逻辑思维观念。胡列清先生《二重轮》[3]以逻辑为线索，对西方文化实体观、还原论进行了深刻地揭露。

逻辑在今天有三个含义，包括自然规律、思维规律和语言规律，逻辑成为理性代名词。以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为标志，建立逻辑学独立的学科体系。形式逻辑以“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为基本规则，核心是“不矛盾律”，莱布尼茨又补从了一条“充足理由律”。思维的逻辑学是“不矛盾律”和“充足理由律”。逻辑学以自身的权威性，塑造影响了西方文化所及之处人类的思维观念和语言方式。

思想史上，逻辑因“有效性”问题而产生，设定“真”为前提，将“真”与“有效性”等价，这个“真”指的是抽象“实体”。逻辑以假设世界是“实体”为前提，以还原论方法回答“有效性”问题，实体观、还原论和逻辑构成传统西方文化体系基本结构。

亚里士多德指出，“不矛盾律”只适用于“同一时间、同一对象的同一方面”[3]。亚里士多德“三同一”清楚地表明，逻辑只适用于单一层面的实体世界。后世之人在展开逻辑时、在使用逻辑认识世界时，却忘记了两个前提假设，即“假设世界是实体”和“假设实体与有效性等价”。因此，逻辑以“实体”为前提，给出“必然性”和“唯一性”的结论，这是存在严重问题的。然而这种逻辑方法却将“实体”作为事物判断的唯一标准，被西方文化所寄之人奉为圭臬。

正如胡列清先生指出:“人们只用真值逻辑描述世界，这正是今日的逻辑理性不足，这样得到的必然是僵死的、静态的、支离破碎的世界图景，一种不能揭示内部联系历史演化和生命意义的机械图景。自然科学在现代已取得令人惊叹的成就，然而直至今日我们也不能理解相对论与量子论的关系，社会科学领域更是一片相互指责的喧嚣，生命科学和思维科学同样陷入困惑和徘徊。”“真值逻辑的缺陷在根本上是，割裂和忽视世界的关系性，体现在逻辑中就是对‘境界’的忽视，这种忽视不是技术上的，而是原则上的”[3]。

    中华民族近代百年引入的是西方文化实体观，共和国六十年推行的全民族基础教育观也是西方文化实体观。西方文化倡导者及其追随者并不清楚，实体观是人为的一个设定，并且存在根本性缺陷。

     本体论上，西方文化还存在一个量子观。二十世纪初，量子论作为物理学理论提出来，而今已发展成普遍哲学原理。做为哲学原理的量子观，其适用范围远远超出物理学。关于量子观与实体观的不同，转述田松先生文章概括介绍如下[4]：

量子论提出，引起人们的普遍困惑。为了解释量子论，互补原理又提出来，人们同样不能理解互补原理。为了解释互补原理，玻尓引入了“现象”一词。现象一词是针对“实在”引入的，“实在”则成为解释现象构造出来的概念。在实体观语境，现象一词的引入，互补原理得以解释，量子观得以理解。

本体论意义，量子世界的本体不再是单一的实体。光量子简称光子，具有“波-粒”二象性，“实体-能量”一体不可分，且互相转化。中华文化是“气”一元论，气分阴阳，气与量子意义相当。本体论，量子观与阴阳观具有相当共通性；认识论，解释互补原理的“实在”与中华文化体用之“体”意义相当，“现象”与“用”的意义相当，互补原理与体用具有相当的共通性。这些都有待于深入研究。

西方文化的演变，由“实体观”到“量子观”不是“演化”而是“质变”(一般理解，演化指的是连续性不中断，质变指的是连续性中断)。当我们反思西方文化时，本体论的区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站在西方文化立场，人类文化演变的大势是量子文化的建立，量子观替代实体观是人类历史必然趋势，并且正在快速演进之中。不可否认，不懂量子观的彻底唯物论者，顽固地以实体观傲慢与偏见可以恣意否定阴阳观、诋毁阴阳观，却无法否定量子观、不敢诋毁量子观。否定中华文化、独尊西方文化，一直是近代百年中华民族中的西方文化倡导者及其追随者共同信念。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首先是破除独尊西方文化信念，其次，建立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并重的观念。

 

 

三、东方文化体系结构

 

中华文化即东方文化，是中华民族以自身为本位站在地球立场赋予世界阴阳之意义。

中华文化以“道”为核心，由阴阳、体用、五行、干子和八卦等基本观念建构。对任何人来说，如果这些观念不清楚，则意味着中华文化是缺失的。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中华文化的本体论是阴阳观，认识论是体用，方法论有三个，即五行、八卦与干支。《易经》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阴阳是中华民族赋予形而下世界之意义，阴阳背后还有道，道为体，阴阳为道之用。阴阳成为形而上世界与形而下世界分界点与联结点，阴阳观并不是不是中华文化认识形而下世界一个独立的、孤立的起点；而实体观只是西方文化认识形而下世界一个独立的、孤立的起点。中华文化几个基本观念简介如下:

关于“道——”。南怀瑾先生认为，人类文化与文明起源于观察自然，成为人类认识文化与文明起源共通原则，但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应当另作别论。他还指出道在中华文化有五种含义，其中两种属于哲学意义:一是形而上全能本体谓之道，二是形而下事物构成和运行法则亦谓之道。《易经》曰“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这里指的是形而上本体之道。故曰“大道本无言说，本无名相，混混沌沌，莫知其端”[5]。《易经》曰“一阴一阳之谓道”，这里指的是形而下事物构成和运行法则之道。中华民族上古思想，以道之一字，上下交通，联系形上、形下的全环。

    关于“阴阳——”。“阴阳者，天地之道也”，阴阳是天地构成和运行的法则，内含三个义项，即何谓阴、何谓阳和阴与阳关系。浑言曰“阴阳”，析而言之，“上为阳，下为阴；白天为阳，晚上为阴；动为阳，静为阴”；阴为体，阳为阴之用，阴与阳是体用关系。在西方文化观念，阴阳是“时–空”一体性简约、精准表述，总体是“空间”性分述；变是“时间”性分述；整体内含层次且恒动不居，则是阴与阳关系分述。阴阳表达的是这样一种世界观，“时–空”一体性构成世界、整体世界恒动不居。

    关于“体用——”。体用是中华文化独有的、重要的认识论。体用建构了中华文化思维，是认识、接受中华文化唯一途径，是打开中华文化宝藏大门金钥匙。现代教育下的新生代中华民族，体用思维是陌生的，一方面，体用思维是中华文化固有观念，另一方面，体用是思维方法而不是知识。共和国六十年推行的全民族基础教育，缺失中华文化(包括体用观念)，中医院校教育一直没有介绍体用。何谓体用？南怀瑾先生有一个讲解，“体在哪里见？在用上见，在相上见，有用有现象，体的功能在其中矣！譬如，人会讲话，但能讲话的不是语言，也不是嘴巴，是人的生命会讲话。（生命）在哪里看见呢？就在他的讲话上，讲话是他的相，现象是体的用，所以体是在相和用上见的，离开了相和用，虽然有体，却不可见，不可说，无形无相。实际上‘体、相、用’是一个东西”[6]。

关于“五行——”。五行由“五”与“行”构成，“五”指的是“木”、“火”、“土”、“金”、“水”；“行”变动的意思，与现代意义的“能量”相当，包括两层含义:一个是“木”、“火”、“土”、“金”、“水”各自的“能量”形态，另一个是“木火土金水”之间的关系性以“能量”的相互作用而体现。“木”、“火”、“土”、“金”、“水”自身能量形态，通常表述为:木曰曲直，火曰炎上，土曰稼穑，金曰从革，水曰润下。“木火土金水”之间关系，有两个表述方式，一个是以任意者为对象，都存在着“我生我克；生我克我”的关系；另一个是按照“木火土金水”秩序，具有“比相生，间相克”的关系。前者表达的是“木火土金水”结构性，后者表达的则是构造性。阴阳是对象构成和运行的法则，五行是阴阳法则一种表达式，所表达的是对象“结构”与“构造”的二重性统一。譬如，生命构成和运行遵循阴阳法则，生命由五脏构成，生命活动以五脏为核心分工与协作，生命现象以五行方式体现时，五行配五脏、五腑、五体、五官、五化、五志、五液等，生命现象，收拢为阴阳，打开为五行。同样，世界的构成和运行遵循阴阳法则，阴阳世界以五行方式体现时，五行配五方、五时、五味、五音、五气、五化等，世界收拢为阴阳，打开为五行。生命的构成和运行与天地的构成和运行遵循同一个阴阳法则，五行是世界、生命现象阴阳法则表达方式之一，阴阳为体，五行为阴阳之用，天人合一。

    关于“八卦——”。八卦是挂在天地间八大现象，分别是“天地”、“日月”、“风雷”、“山泽”，相对应的代表符号是“乾坤”、“离坎”、“巽震”、“艮兑”。在地平坐标系中，八种现象坐标的不同，又分为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

八卦出自《易经》。易有三《易》，分别是《连山易》、《归蔵易》和《周易》。《周易》流传下来，《连山易》和《归藏易》有人认为失传了，南怀瑾先生认为散落在民间，“江湖”东西、医学、堪舆和道家某些东西，都是《连山易》与《归蔵易》的结合。《易经》有三个原则，即“变易”、“简易”和“不易”；《易经》有三个内涵，即“理”、“象”和“数”。“理”是哲学原理；“象”是宇宙万物现象；“数”，任何现象都有它的理，又一定有它的数。

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是阴爻与阳爻组成的八种符号名称。象数，是关于符号科学方面的解释，理，是关于符号人文的解释。八卦是三爻卦，八卦相荡，形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是六爻卦。“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三极为天、地和人，三极皆有阴阳，六爻之动是天、地和人阴阳变化方式。六爻之动是“一份一份”的，而不是连续的。八卦是阴阳法则表达方式之一。

关于“干支——”。干支是天干地支合称。十天干指的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天干是汉以后称谓。天干最早用于纪日、纪旬，后来用于纪年。天干基本含义是天体内干扰。在太阳系宇宙世界内，地球同地球以外的星球存在相互干扰作用，站在地球立场，这个作用以“地球—太阳”相互作用最重要，作用的直观现象是“昼夜”（一天）和“寒暑”(一年)。

关于“地支——”。十二地支指的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地支最早用于纪月。“地支”的基本含义是地球支撑作用。在太阳系宇宙世界内，地球具有一种无形力量支撑着自身同地球以外星球发生相互作用，这个无形力量则是地球自身的关系性，以“地球—月亮”的关系最重要，地球自身关系性的直观现象是月亮“盈亏”（一个月）。

干支的初始意义是“地球—太阳”以及“地球—月亮”的关系性，这个关系体现为“寒暑”、“昼夜”和“盈亏”现象，年、日、月时间单位则是这些现象基本表达式。我们据此认为，“时间的本质是关系”，时间是天地间最大的关系。形而下世界一切变化的动因，皆为无名无相时间，时间幻化成就了世间万象。《易经》核心观念是“变”，认为世界不变的只有“变”，变为时间之用，时间为变之体。有生于无，此“无”为关系为时间。时间以干支纪，干支是阴阳法则表达方式之一。

“时间本质是关系”，是识别实体观根本性缺陷重要观念，因为实体观以及实体观建构的西方文化体系内基本概念，都缺失“时间”(关系)要素。“时间的本质是关系”，是否被彻底唯物论者采信，决定着彻底唯物论者能否醒悟。

关于“河图和洛书——”。《易经》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又云“天数五，地数五，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杨雄郑玄以河图解释五行生成，“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南怀瑾先生提出一种看法，抽象星象学，指的是把天文的星象与人体的关系连在一起研究，发展为看相、算命等；河图和洛书，是中国古代简化的、归纳性的星象图。

河图，是五行数学表达式，是中华文化数学哲学。洛书，是后天八卦数学表达式。或许可以这样理解，河图与洛书是从“数”的环节打开世界，以“数”表达事物构成和运行的阴阳法则。

在中华文化体系内部，阴阳五行、八卦和干支是独立的三个系统学说，其中阴阳五行最古老。《易经》学说不包括五行和干支。如果研究《易经》原理，则不必要研究五行和干支，但是研究《易经》八卦用之于天文、地理乃至于人事等关系，就必须了解五行与干支。中华古天文学以三个坐标系建构，分别是地平坐标系、黄道坐标系和赤道坐标系。阴阳、五行、干支和八卦，都起源于中华古天文学。

阴阳观是东方文化独立性的标志，体用观念以阴阳为核心，将东方文化联结成完整的、自洽的体系，如道为体，阴阳为道之用；阴为体，阳为阴之用；阴阳为体，五行、八卦和干支为阴阳之用；阴阳为体，河图和洛书为阴阳之用；五为体，行为五之用。方法论意义，五行、八卦和干支具有不同的对象性，存在各自的适用范围，人们使用时，是单独使用还是配合使用，视具体对象而定。

 形而下宇宙世界，中华文化观念，只有一个阴阳世界，世界收拢为阴阳，打开为五行、干支、八卦河图和洛书。在现代观念上，阴阳世界是从“空间”、“时间”、“时一空”一体性、“数”四个不同环节被分别打开。阴阳世界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丰富多彩的和可知的；人携带阴阳观打开了阴阳世界。

西方文化实体观，存在着主观与客观两个世界，世界收拢为实体，打开为逻辑。实体观以单一逻辑方式仅仅从“空间”环节打开世界，丰富多彩的世界呈现出的是静止的、支离破碎的图景。此外，西方文化形而上之“上帝”与形而下之“实体”是各自独立的。关于世界的认识，西方文化体系不完整、理论不自洽，只认识世界实体性一个侧面，存在根本性缺陷。西方文化实体观，决定了西方文化的演变是在不断修正自身的根本性缺陷，譬如，相对论替代牛顿经典理论；系统科学的“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新三论”(耗散结构、协同论、突变论)等，分别是修补实体观的不同方式。由于看不到、不承认实体观的根本性缺陷，彻底唯物论者，将西方文化以“新错误”替代“旧错误”自身修正的过程误判为“发展”，把“新错误”标榜为“先进”。西方文化自身演化史表明，西方文化实体观是不成熟的文化。因此，西方文化语境的“发展”与“先进”，都是以实体观根本性缺陷为前提的，只能适用于西方文化实体观自身。对人类来说，西方文化语境的“先进”不具有“普遍价值”，不适用于人类其它文化如佛和东方文化。脱离西方文化实体观语境，将西方文化的“发展”、“先进”等观念跨文化界限用于评判东方文化，是大成问题的。

中华文化创立于阴阳观，能够代表真正的东方文化是三代以上的文化。汉以降至清末，东方文化演变趋向阴即趋向实体观，但仍不离阴阳观；新文化运动以还，阴阳观不复存在，东方文化实体化。这说明东方文化是朝着西方文化实体观方向演变并且已经完成。

 西方文化诞生于实体观，在演变过程中产生了量子观。由实体观到量子观，是西方文化演变史上质的变化，具有革命性意义。本体论意义，量子观同阴阳观具有相当的共通性；认识论意义，互补原理与体用具有相当的共通性。这说明西方文化是朝着东方文化阴阳观方向演变的，但是尚未完成。

从演化史看，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都是朝着对方的本体论方向演变的。这是人类文化历史演变非常有趣的现象。站在人类自身的立场，人类文化演变的大势，是西方文化的“量子观”与东方文化“阴阳观”的交汇为制高点。应当看到，量子文化的建立目前尚缺失“量子方法论”和“量子语言”，还需要建构与发展。毫无疑问，东方文化已经具备完整的体系结构，具有自己独立的语言，是成熟的文化，只需要拿来即可为人类所用。人类文化演变大势在告诫当今中华民族，回归中华民族固有文化，不是复古而是抢占当代人类文化的制高点，是纠正近代百年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错误，顺应人类文化演变大势。抱定回归东方文化是复古与倒退的观点，则是典型的实体观，没有看清楚人类文化演变的大势。成熟的东方文化，承载了中华民族的智慧，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首要的工作，是尽快在中华民族重建东方文化独立的话语体系。

 

 

四、现代汉语与文言的区别

 

汉语语言文字的演变，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研究汉语语言文字的演变，是汉语语言文字学专业课题，也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这里只是一般性的叙述。现代汉语的标志通常表述为白话文、简化字和汉语拼音三个方面，这是从现象上说的。现代汉语与文言的区别，仅仅从现象上区分是不够的，还需要从汉语语言内部构造认识，这才是根本。语言的内部构造是由语言方式、语言结构和语义范围三者组成。以文化为线索，从语言方式、语言结构和语义范围三个方面分别叙述文言和现代汉语，展示出来的便是二者的区别。叙述之前，介绍语言文字学几个基本概念。

关于语言——   直言曰言，论难曰语。言，指一般意义说话；语，音义从吾（抵御），使人晓悟之言。关于文字——   文，错画也，即交错的纹理。字，乳也，本义是生育、孵化、抚养。文字的字，是一个派生义，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形文组成的字才叫字，后来象形文也叫字，文与字就不分了。关于汉语——   汉语是从“汉”字语义来的，因刘邦建立了汉朝，一些少数民族称我们为汉人、汉儿，于是我们自称好汉、男子汉，从汉代开始，我们的民族称为汉族，我们的语言文字称为汉语和汉字。关于文言——   对白话来讲，文言是文字之言、古书之言。关于白话——   相对书面语而言的，指的是口语，也包括书面口语。关于现代汉语——   包括标准语（普通话）和方言，文字是简化字，书面语是白话，注音是汉语拼音。普通话以《宪法》形式确定为国家通用语言。文言即古汉语，白话即现代汉语。古汉语语言文字学包括：语源学、语义学、音韵学、文字学和训诂学。

从语言方式、语言结构和语义范围三个方面，关于文言叙述如下：

    语言方式即词法，文言词法是单音节语。单音节语，指的是总以一个音节去和语义相结合。单音节语是独立的语义单位，一个词一个观念；单音节语以声韵调三者区分意义。齐冲天先生认为，单音节语仍可以再做音义分析，语义是双声为训与叠韵为训相结合。单音节语是汉语独特的音义联系方式，是汉语显著的标志。秦周之前汉语绝大部分是单音节语，双音节语只是极少数。语言结构即句法，文言句法包括陈述性句式和描述性句式以及二者相结合。表达整体性、动态性语义，常常是陈述性句式与描述性句式相结合。文言语义范围，包括有义语和无义语。

从语言方式、语言结构和语义范围三个方面，关于现代汉语叙述如下:

复音节语是现代汉语主体语言方式，即现代汉语的语言方式是复音节语。复音节语，指的是总要以两个、两个以上的音节去和语义相结合。现代汉语多音节语产生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词组或句子引申、凝结转变成一个词，语义上已经引申、语法上不再拆分，另一种是由词素即时构成。现代汉语派生新词的主要方式是以词素复合构成多音节词。现代汉语复音节语中的单音节成为词素，失去独立语义功能。现代汉语句法，只有陈述性句式即直陈主谓式。现代汉语语义范围，只可表达有义语。

关于简化字和汉语拼音。谈到简化字，不能回避简化字动机与目的。简化字真实动机与目的，是将汉字拼音化，简化字是作为汉字拼音化之前一种过渡形态。汉语拼音创立的动机与目的，是实现汉字拼音化。

    简化字，是汉语史上规模最大人为改变汉字行为，这种改变同以往汉字演变不同的是，完全抛弃汉字造字理论“象形”、“指事”和“会意”而改变汉字。齐冲天先生指出：“简化字，大量吸收俗字，如从文字学角度看，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很成问题的，俗字除了打乱汉字固有音义体系之外，它不讲规律，不能类推。”“汉字通行几千年结果，处于一个高度统一状态。文字改革第一步就是实行两千多字的简化，动这样大的手术，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7]。

汉语的演变体现在语言内部构造和语音变化两个方面。从汉语内部构造词法和句法的变化看，汉代是汉语演变一个显著历史分界线，主要体现在句法方面，一是判断句的判断词“是”语法地位确立，而先秦的判断句基本上没有判断词；二是使成式的出现，使成式就是动补结构，使成式语法规则产生与使动词用法消失不可分，汉语语法许多重大新发展都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是汉语演变两个重大事件。从语音变化看，元代是古今语音的分水岭。文字，汉代盛行隶书，楷书已萌芽。汉代是古今文字的分界线。

汉语的演变，从语言内部构造看，可以划分为三个个阶段，第一阶段，秦周以前，汉语即文言，以单音节语为独立性标志；第二阶段，汉以降至清末，汉语句法发生了变化，但是词法保持基本不变，有文有白，进而以白为主，属于过渡期；第三阶段，新文化运动以还，与前一阶段不同之处，是汉语词法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单音节语演变成复音节语，在语言内部构造词法、句法和语义范围三个方面，现代汉语完全不同于文言。语言学意义，现代汉语不再是“汉语”，从文言到现代汉语，汉语的演变是质变，现代汉语的建立，标志着汉语的连续性中断。

现代哲学认为，文化立场通过语言方式左右语言结构、语义范围。阴阳观决定了文言单音节语语言方式，单音节语是判断汉语唯一标准。实体观决定了复音节语语言方式，复音节语，是判断西方文化实体观语言的标准。

从语言内部构造和语言功能看，文言与现代汉语存在根本性区别；从语言哲学看，文言是中华文化的语言，现代汉语是西方文化在中华民族的语言。古汉语的语义学、语源学、音韵学、文字学和训诂学，不适用现代汉语的学习和研究。汉字与单音节语相适应，音、形和义三位一体，汉字“六书”文字理论，不适用于简化字学习和研究。

关于文言与现代汉语，以下三个方面有待于深入研究，其一，汉语的演变由文言到现代汉语，不是“演化”而是“质变”，语言的文化立场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其二，语言内部构造词法、句法和语义范围，文言与现代汉语完全不同；现代汉语是中国化了的西方文化语言，在中国化过程中，现代汉语利用了文言元素与方块字；其三，文言是中华文化交流的工具，现代汉语是西方文化在中华民族交流的工具，现代汉语不具备交流中华文化的语言功能。    

语言文字和民风习俗是文化存在流传两个基本方式。如所共知，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清乾隆年间编撰《四库全书》，对中华文化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是，都没有改变语言文字和民风习俗。新文化运动全面引进西方文化，建立了现代汉语，彻底改变了语言文字，文言、繁体字流传中华文化这一方式基本消失；不仅如此，作为新文化运动延伸的“文化大革命”，成为大肆破坏中华民族民风习俗始作俑者，如破除年节习俗、破除红白喜事风俗、收缴族谱藏书、焚毁祭祀用品用具、举国铲平华人祖坟、拆除宗祖祠堂、捣毁寺庙等等，即使到了今天政府行为破坏民风习俗之风仍然没有完全停止下来，民风习俗流传中华文化这一方式也正在消失。因此说，中华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流传基本中断。

公历纪年替代干支纪年，现代汉语替代文言，是中华文化在中华民族流传中断两个标志性事件。干支纪年蕴藏的是阴阳观，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习俗，干支并不是单纯标记时间的符号。中华民族自唐尧登位纪甲辰年起，朝代更迭，干支纪年从未中断。延至己丑年即西历公元1949年，中华民族干支纪年终止。中华文化观念，废止干支纪年是一个极为严重的事件。凡此种种对国人信仰打击极为严重，所造成的影响极为深远，这样的破坏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一个民族人为的以国家行为通过消灭语言文字和破除民风习俗，从根本上切断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流传，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甚至是没有的。

“语言学在社会文化中是一种基础性学科……只有当文化发展要深入到基础性问题时，才提出语言学的研究课题来”[7]。研究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关系和各自的适用范围，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而语言本质是文化，必然提出文言与现代汉语的区别课题。指出文言与现代汉语的区别，首先是停止以现代汉语学习中华文化，其次，告诫中华民族乃至人类，学习中华文化只能在文言语境进行。当然，应用中华文化不一定受文言语境限制。

 

五、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历史创造遗留下来的、不可否认的事实。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都是人类的财富，厚此薄彼，是对类智慧的亵渎，是对历史留下财富的践踏。独尊西方文化，抛弃东方文化，是近代百年中华民族中的西方文化倡导者及其追随者犯下的历史性错误，对此，迄今也没有得到深刻反省与纠正。当代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与独尊西方文化、抛弃东方文化具有深刻的关系。纠正这个错误出发点与落脚点是治心，治心就是破除中华民族业已建立的关于文化多样性的观念，在中华民族重建东方文化独立的话语体系，实行东方文化话语体系与西方文化话语体系并重，以此为核心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切入点。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需要回答文化多样性四个基本问题，首要的是建立一个文化多样性立场。文化多样性立场包括四个义项：

第一，承认佛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各自的独立性；

第二，尊重佛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三者之间的层次嵌套关系；

第三，在文化各自的适用范围选择使用佛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

第四，站在文化各自的立场、以文化自己的语言和自身的方式分别接受以佛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为代表的多种文化。

简单说明三个问题，文化的概念、文化的分类和三大文化的排序。首先，关于文化的定义，有人说文化的定义达百种之多，但是绝大部分属于外延性方式定义，我们采用的是内涵性方式定义。至于如何理解“站在地球立场”，笔者的看法是，文化的主体是人，文化的对象是太阳系宇宙世界，站在地球立场限定的是人认识世界的出发点，譬如，日、月和年的观念，都与地球有关，如果不是站在地球立场，日、月和年的时间观念就不一样了。

其次，关于文化的分类，同为人类同样站在地球立场，如果选择的环节不同，赋予世界的意义则是不同的。本体论就是人类所选择的认识世界环节，是一种文化独立性的标志，也是文化分类的标准。在《二重论》立场上，佛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本体论分别是关系观、二重观(阴阳观)和实体观，三者以本体论的不同相区别。

再次，关于佛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排序，这个排序是以境界为标准，由高境界到低境界排列的。或问，根据什么说佛文化境界最高、西方文化境界最低。至少对笔者来说，这是一个很难用语言回答的问题，因为，境界只能体悟而不能够论证。对任何人来说，只有同时走进佛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才能体悟三大文化的境界以及境界的差异，别无他途。这里可能是最容易遭受彻底唯物论者质疑的地方。消解质疑或许有两条途径可供参考，一条是质疑者对佛文化和东方文化保持敬畏；一条是质疑者自身走进佛文化和东方文化之后再质疑，否则只能说明质疑者的无知与狂妄。就境界本义而言，西方文化实体观缺失“关系”(时间)要素，而关系观和阴阳观都内涵“时间”(关系)要素，从这一点也可以理解实体观境界最低。

世界作为对象并不是唯一的，世界的呈现与人类携带的文化意义有关。人类如果分别携带佛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所呈现的是三个不同意义世界的图景，人类携带一种文化只能看到一个世界图景。承认三种文化各自的独立性，是文化多样性立场的核心。

层次嵌套，是《二重论》的一个观念，表达的是整体层与层之间的关系性。整体是多层级并存结构与构造，同一层面上是横向的位置关系，层与层之间是纵向的嵌套关系。关系在逻辑上称为境界，境界是逻辑的一个尺度，是判断事物标准之一。境界由高到低排序，三大文化依次是：佛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如果借助现代数学集合观念，那么，东方文化是佛文化的真子集，西方文化是东方文化的真子集，西方文化当然是佛文化的真子集了，这便是三大文化“层次嵌套”关系的基本含义。层次嵌套关系揭示的是这样的事实，关系的双方只可能单向度理解(高境界可以理解低境界)，不存在双向交流(低境界不能完全理解高境界)；高境界如果被低境界所透视，高出部分则是以低境界方式被理解，即通常说的曲解，如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高境界的高出部分，对低境界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不可思议不等于不能思议。如果低境界掌控了现实话语权，低境界则是“小人得志”，对高境界来说，则是“秀才遇到了兵”。

佛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存在着各的适用范围。适用范围，是人类生活普遍现象，却被熟视无睹。荀子将世界分为四类:“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最为天下贵也”。在这个分类上，西方文化实体观适用范围仅限于“气”的实体世界，生、知和义的灵性世界不在西方文化的适用范围；佛文化与东方文化适用于全部四类世界。

当人类面对的是一种文化，文化的存在流传没有问题，当人类面对的是两种、三种文化时，文化的存在流传便出现了问题，问题是作为文化的主体，是以“人”为本位还是以某“文化”为本位接受另外的文化。近代百年中华民族，面对的是佛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如何处理自身同三种文化的关系，中华民族中的西方文化倡导者及其追随者，选择了以“西方文化”为本位，认识和接受东方文化。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一个历史文化的错误。概括说来，面对佛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华民族乃至人类同三大文化为代表的多种文化理当建立的关系是，以人为本位、站在文化各自的立场、以文化自己的语言和自身方的式分别接受佛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等不同的文化。

文化多样性立场四个义项是一个整体，核心是承认三大文化的独立性，独立性决定三大文化各自的适用范围，适用范围决定三大文化的层次嵌套关系；此三者决定了人们只能分别接受三种不同的文化。

近代百年历史文化的错误是，中华民族中的西方文化倡导者及其追随者，不承认东方文化的独立性，无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各自的适用范围，罔顾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层次嵌套关系；并且，全面引进西方文化，通过默认方式以两个设定为前提，设定西方文化不应当改变，设定人不应当改变，由此得出的推论是，改造文言而建立现代汉语，改造中华文化以适应当下之人。岂不知，是人的改变即近代百年中华民族的改变，引进了西方文化，而不是改造西方文化以适应中华民族。显而易见，两个设定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历史证明是荒唐的。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是彻底否定两个设定的正当性。

站在文化多样性立场，可以清楚地看到，近代三百年人类严重超出适用范围使用了西方文化实体观。超出适用范围使用了西方文化实体观，是当代人类全球性问题的总根源。时下有人认为问题是西方文化造成的，这是一个错误判断。确切地说，不是西方文化本身造成当代人类全球性问题，而是西方文化实体观所寄之人造成的，因为，无视西方文化实体观适用范围，超出适用范围使用了西方文化实体观，都是人的行为，问题的真正根源是人。近代百年中华民族中的西方文化倡导者及其追随者，随波逐流，同样无视西方文化适用范围，全面引进西方文化，否定东方文化，造成“人性扭曲”、“生态破坏”、“医疗社会问题”、“教育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等全球问题，中华民族无一幸免，这是超出适用范围使用了西方文化的一面；当然，在西方文化适用范围引进的科学技术，促进了中华民族物质文明快速发展，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对人类来说，任何文化本身没有优劣，只有适用范围，优劣是人的价值判断，文化的优劣取决于人类是否在适用范围选择使用文化，在适用范围选择使用，文化则为优，否则为劣。

理论上，文化多样性立场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做好三项基础性工作，首先，界定“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实体观”各自的适用范围，促进中华民族乃至人类在文化各自的适用范围选择使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其次，阐述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实体观的层次嵌套关系，终止以西方文化释义东方文化；再次，建立中华民族同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等多种文化新的关系，主张站在文化各自的立场、以自己的语言和自身的方式分别接受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等多种文化。这三项基础性工作，为实现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等多种文化皆为中华民族、为人类所用，将提供重大理论支撑。毫无疑问，这是庞大而艰巨的工作，同时必将对中华民族乃至人类文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实践上，需要国家层面解决三方面的问题，首先，以社会需求为根据，以文化为线索，对社会的分工进行“有差别”的划分；其次，处理好基础教育与“有差别”分类教育之间的关系；再次，修订《宪法》与现行法律、制度。

关于社会分工“有差别”的划分，概要地说，自然科学工作者，以西方文化为主体，东方文化、文言语言文字不做必须要求；中医药工作者、中华文化和汉语语言文字学研究者等，以中华文化为主体，必须掌握中华文化、文言语言文字学，西方文化尤其是自然科学不做必须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历史文化研究者等，必须掌握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掌握文言语言文字学和现代汉语。为此，现行基础教育，增加古汉语语言文字学和中华文化基础内容；根据社会分工的不同，实行有差别的文化语言文字分类教育。现行《宪法》和法律制度都不能够适应新的实践需要，应当做出必要的修订。

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是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的要求，需要坚持三个原则，指导思想，以人为本位坚持文化多样形态并存；学科体系，以人类需求为宗旨坚持多元化道路并行；学术体系，以人类问题为导向在各自的文化体系内传承发展理论技术；话语体系，以人类的社会分工为依据，实行有差别的学习和使用与社会分工相匹配的语言文字，坚持不同的话语体系并重。

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具体实践，首选的应当是我国健康医学领域，理由有三:其一，构建中国特色健康医学体系，符合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三项原则，即中医学与西医学是独立的两种医学体系，健康医学领域存在多样性特征；中医学与西医学拥有独立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教育体系和服务体系，具有多元化道路特点；中医药话语与西医药话语只可能单向理解不能够双向交流，中医药话语体系与西医药话语体系只能并重且必须并重。其二，构建中国特色健康医学体系是现实的需要。超出适用范围选择使用西医学，是当今世界性医学社会问题总根源，也是我国正在面临的健康医学社会问题总根源。建设健康中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医疗卫生问题，必须彻底改变西医学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中的主导地位，在各自的适用范围选择使用中医学和西医学。历史必将证明，中医学从观念上战略性破解我国健康难题，中医学从技术上有效地破解“看病贵，看病难”现实难题。其三，构建中国特色健康医学体系，同党中央国务院“中西医并重”既定健康医疗卫生方针是一致的。

构建中国特色健康医学体系，首要的是坚持“中医药话语体系”与“西医药话语体系”并重。现实中，存在着严重的“重西医”、“轻中医”现象，其实质是，中医药独立性在当代中华民族丧失。保障中医药话语体系的独立性，亟需做好九项基础性工作:

（一）建立独立的中医药法律、制度体系；（二）建立独立的中医药行政管理体系；（三）建立独立的中医药教育体系；（四）建立独立的中医药服务体系；（五）建立独立的中医药文化学术交流、对外交流体系；（六）建立独立的中药管理体系；（七）建议国家基础教育和中医药专业人员教育，增加中华文化和古汉语语言文字学；（八）普及国民中医学观念和中医药知识，增强国人维护健康中医药自助能力，提高国人求助中医观念意识；（九）净化现有中医药队伍。           

 构建中国特色健康医学话语体系，是“中西医并重”方针理论基础；实行中医药与西医药分业管理，是落实“中西医并重”方针基本措施；促进中医学和西医学皆为中华民族所用，则是解决健康医学问题中国方案，是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具体实践，体现的是“中国风格”。

 

结束语

 

近代二百年，人类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中华民族被动卷入其中。这个巨变前因是文化，是人类自身创造的文化，而主导变化的不是文化本身，是人类对文化的选择使用。近代二三百年，人类主体选择使用了西方文化，建立现代工业文明。西方文化，在人的身心关系上是纵欲，造成人性扭曲；在人与人关系上是物化，造成人类社会动荡不安；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唯人类独尊，造成生态严重破坏。这是人人都容易感知得到当代全人类危机。危机的根源在哪里？一言以蔽之，是近代三百年人类超出适用范围选择使用了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对人类的价值，在于培育和提高人类驾驭实体能力，有助于改善人类生存物质条件。东方文化以人为本，以仁义为核心建立社会伦理，以天人合一理念建立生态和谐，是体系完整的“社会管理学”，有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震烁天地，照耀古今的佛文化，直指心灵，无所不包，是拯救人类于苦难无上妙药。历史与现实，人类总是面对生存问题，思考人生问题，追问生命问题，这些问题体现为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社会)关系和人的身心关系。对此，西方文化、东方文化和佛文化，其中任何单一文化的回答，可能都不是最佳的答案。人类的出路在哪里？近代百年，中华民族面对生死存亡，全面引进西方文化自救成功，但是，当今中华民族身陷的是世界性人类危机，中华民族只有拯救人类才能拯救自己。中华民族唯有率先选择使用东方文化，并推动全人类选择使用东方文化，实行佛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皆为中华民族、为人类所用，方可促进中华民族、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此乃中华民族自我拯救、解决世界性人类危机必由之路。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乃至人类选择使用东方文化，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以建立文化多样性立场为文化路径，旨在实现佛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皆为中华民族、为人类所用。如果三大文化皆为中华民族、为人类所用，那么构建的人类社会愿景则是:西方文化的福利(科学技术)，中华文化的伦理(社会道德)，佛文化的修养(人生境界)。愿景体现的是“中国气派”。期待哲学社会科学尽早建立关于文化多样性立场的学术共识。

 

致谢:陈其广、董文勇、杨步月和侯德云四位老师提出了宝贵意见，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报，2016年05月19日02版。

[2]  南怀瑾:中国佛教发展史略[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

[3]  胡列清:二重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58.64.

[4]  田松:为什么量子力学会引起我们的困惑？[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0(5):26.

[5]  [清]朱元育:参同契阐幽[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序言

[6] 南怀瑾:我说参同契(上)[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78～80.

[7] 齐冲天:汉语史简论[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7:188.189.3.

 

作者简介：陈家功，男，1962～.辽宁普兰店人，毕业于原大连市卫生学校医士专业，最高学历中医学本科。曾工作于瓦房店市中心医院，2003年开办瓦房店陈家功中西医结合科诊所。中医执业医师、西医执业医师。关注中医药文化、中医药政策、中华传统文化和文言语言文字学；关注哲学、逻辑学和理论物理学等。文章曾发表于《自然辩证法通讯》、《中医药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