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战争时期，战士们缺衣少药，中医药在这里起到了巨大的辅助作用，毛泽东就多次得到中医的医治。比如，长征到达延安后，毛泽东曾患风湿性关节炎，发作时往往痛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仍不见效。一次，开明绅士、陕北著名中医李鼎铭到杨家岭来看望毛泽东。他为毛泽东切脉之后，很自信地说：“吃四服中药就可以好了，吃了第一副药叫您胳膊抬得起来;吃了第二副药叫您胳膊能转动;吃了第三副药您的胳膊就自由了;吃完第四副药就能让您爬单杆了”。果然，四服中药吃完后，疼痛果然消失，胳膊活动自如了。这更使毛泽东认识到中医药的神奇功效。毛泽东又介绍李鼎铭为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谢觉哉、王稼祥等以及八路军的干部、战士治病，都收到了满意的疗效。

1953年，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曾谈笑风生地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第三是麻将牌。不要看轻了麻将，你要是会打麻将，就可以更了解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麻将里有哲学……”尽管当时可能是随意一说，但他把中医放在“三大贡献”之首，充分表明了对中医的看重。

毛泽东从不掩饰对中医的兴趣。1958年他曾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但毛泽东的兴趣与其说是医学的，不如说是政治的。这种兴趣既源于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农村的了解，更和他的政治构想不可分割。毛泽东心里很清楚，中国乡村医疗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好绝大多数民众长期认可的医疗资源，这种资源不可能是西医，只可能是中医。

1965年毛泽东接到卫生部关于农村医疗现状的报告，报告指出：“1965年，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了75%。”为此，毛泽东不禁大发脾气，他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6月26日大发雷霆之后一个多月，毛泽东召见卫生部长钱信忠等人，明确地指出，西医教育和诊疗手段不适合农村。毛泽东说，“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为了最广大农村人民的健康，赤脚医生的培训被提到日程上来。毛泽东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可以这样说，赤脚医生的制度为中国几亿分散的农民提供了基本的医疗保障。这些医生大多是本地农民，居住在乡村里，还要参加农业劳动挣工分，这大大加强了农民对他们的认同；另一方面，将价格低廉的中医药纳入治疗，降低了成本，有利于广泛覆盖、低水平的医疗保健制度建立。

可惜的是，毛泽东没有看到中医在中国的崛起，他死后，邓小平实行了改革开放，文化上迅速走上了全盘西化。与此相对应，城市里迅速恢复了西医在医疗体系中的主流地位，赤脚医生的专业能力受到了怀疑，政治地位也急遽下降。随着公社解体，他们后来大多自行开业，很多人放弃了中医治疗手段，同时接受了市场经济的法则。1990年代药价飞涨，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在城乡之间变得更加显著起来。-

可以这样说，任何一个领导人都重视中医，因为它是中国的国粹，不容推翻。但是由于文化上的全盘西化，中医一直被主流的科学界当成是伪科学进行批判，甚至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废除中医的活动，从此中医急速走向了衰落。

和日本比一比就知道了，改革开放之前，日本中医药远远落后于中国。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中医走向了下坡路，而日本中医却逆势而起，成为世界中医药产业的领头羊。中国的国粹被日本超过，如果毛泽东在世，肯定会大骂这些不肖子孙。

在毛泽东逝世42周年，我们想起了当时的中医，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建立了中医研究院，建立了中医药大学，把大量民间中医请进学堂，更重要的是，在民间培养了大量赤脚医生，保留了中医的火种。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领导，恐怕中医早就在中国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