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不仅以其颇具特色的理论和卓著的临床疗效显示其博大，而且也以其原创性的医学发明，展示其辉煌成就，近百年有关医学的考古发现，极为生动地再现了它丰富的历史积累，同时也促进了中医文献学的创立。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甲骨文的发现就和中医药有密切关系。1899年的一天，北京城里的国子监祭酒兼团练大臣五懿荣得了疟疾，在开出的中药方中有一味叫龙骨的药，他在煎药前发现龙骨上竟然隐隐约约刻有字迹，由此他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文字，即甲骨文。1900年7月，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王懿荣在自己的花园里投池殉国，他辛勤搜集的上千片龙骨翌年转到后来写《老残游记》的刘鹗手中。甲骨文的研究，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开端，也造就了一批如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唐兰、于省吾、胡厚宣等考古学**。据胡厚宣先生统计，仅《甲骨文合集》就收录了记载有关疾病的甲骨320片，计约1000条。甲骨文中有人体器官的记载，还记有内、外、妇、儿、眼、口腔、耳鼻喉等科40余种疾病，有疟、蛊等病名，有疾年、雨疾、降疾等流行病的记载。胡厚宣先生曾据此写有专著《殷人疾病考》。

1990年，敦煌藏经卷等文物被发现，其中有一批医书，这是历代以来出土医籍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目前统计有62种，其中《张仲景五脏论》、《平脉略例》、《本草经集注》、《食疗本草》、《新修本草》等皆为未见传世或流传甚少的珍品。由此引发出敦煌医书研究的中医文献学研究专题，马继兴、丛春雨等皆有专著出版。

简牍和帛书的发现，是我国近百年文物考古重大发现的一个侧面。“简帛”即是古人所云的“著之竹帛”，是以笔墨书写在竹木简牍和绢帛之上。1907年和1916年在敦煌出土的简牍《流沙坠简》、《居延汉简甲编》等都有医学内容。1972年甘肃武威出土92枚简牍，被学者编为《武威汉代医简》，后定名为《治百病方》，其成书早于《伤寒论》，有些方药治法堪为辨证论治的滥觞。其中有“瘀方”9首，是最早的活血化瘀治方。简帛中最为珍贵的，要算1973-1974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导引图》、《却谷食气》、《养生方》、《杂疗方》、《胎产图》和竹木简《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等，很多书编著年代早于《内经》，从此结束了“我国第一部医学著作是《内经》”的说法。著名学者王国维早在20年代就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正是因为有大量的古文献和新发现，合之乾嘉以降的古今研究方法，马继兴先生的《中医文献学》才得以于1990年出版，这是奠定中医文献学科的开山之作，是20世纪中医学成就之一。

文物的发掘，为医学史研究提供了实物。1963年在内蒙古多伦道新石器遗址出土的石针，经鉴定即是砭石，此后在河南郑州、新郑，徐州高皇庙，山东日照等地皆有出土，这是《内经》作者也未曾见过的。此外又有骨针、竹针、陶针等出土。1968年河北满城西汉刘胜墓中出土了九针，其中4根金针、5根银针，系《灵枢》所论之九针。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在出土简牍的同时，还出土了六壬拭盘及太乙九宫占盘，前者与《灵枢》经中《卫气行》篇相符，后者与《九宫八风》篇契合。1993年四川绵阳出土一具长约半米、木质涂漆的针灸人模型，为西汉早期葬品，此模型比北宋王惟一的铜人早1000余年，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教学模型。1999年我国考古学家，在对青海地区出土的古代人骨进行研究时发现，早在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国古人已在医治病人的过程中实施了开颅手术。这些新的发现，不仅填补了医学史上的空白，也反映了古代医学科学的光辉成就，证明了中国医药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