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本草学，即古代的药物学，是世界上保持最为完整的传统药学体系之一。“本草”一词，始见《汉书》：“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本草学已经形成独立的学术体系。1981年台湾学者那琦博士、1988年大陆学者黄胜白和陈重明分别编著《本草学》。本草学研究可以辨章学术、辨明真伪，正本清源，澄清中药品种混乱，为药材的生产、加工与炮制提供历史依据，为继承和发展我国传统药学铺路架桥，从古代本草中挖掘更多的良药。《本草学概论》和《本草典籍选读》已纳入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二五”“十三五”规划教材，成为中医药高等教育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国的本草学研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主要集中于本草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和本草品种考证两大方面。这些方面的成就主要依赖于对历代文献的整理。随着考古发掘，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出土文物对医学史、药学史、本草学等研究的重要性。本文梳理了本草文献考证的发展、方法及其局限性，认为本草考古是本草文献考证的发展，本草文献考证与本草考古分别是本草学研究中的二重证据法。

 

古代本草文献考证

历代本草学家都非常重视文献考证。唐《新修本草》序：“谬粱米之黄、白，混荆子之牡、蔓；异繁蒌于鸡肠，合由跋于鸢尾……更相祖述，罕能厘证”。如在牡荆实项下，运用文献考证，《新修本草》对《本草经集注》中的错误进行考证和纠正：“按《汉书·郊祀志》以牡荆茎为畈竿，此则明蔓不堪为竿。今所在皆有，此荆既非《本经》所载。按今生处，乃是蔓荆，将以附此条后，陶为误矣……今人相承，多以牡荆为蔓荆，此极误也。”

唐《本草拾遗》由序例、拾遗和解纷三部分组成，其中解纷即通过考证讨论品种混乱以及辨别前代本草舛误。如《本草拾遗》对前代本草中菌桂、牡桂、桂心三个品种进行了考订：“菌桂、牡桂、桂心，已上三色并同是一物……土人所采厚者必嫩，薄者必老。以老薄者为一色，以厚嫩者为一色。嫩既辛香，兼又筒卷。老必味淡，自然板薄。板薄者，即牡桂也，以老大而名焉。筒卷者，即菌桂也，以嫩而易卷。古方有筒桂，字似菌字，后人误书之，习而成俗。”

《本草纲目》是明代以前本草文献之集大成者。李时珍十分注重实地调查与文献分析，对很多品种进行品种鉴别与考证，很多成果见于“释名”“集解”项。谢宗万先生详细地论述了《本草纲目》中“释名”“集解”项与中药品种考证最为密切，内容十分丰富。清代《本草纲目拾遗》补《本草纲目》之未备，在篇首专列“正误”三十四条，对《本草纲目》的品种进行考订。

历代医药学家非常重视本草品种的名实问题及品种变迁，古代学者也运用文献考证厘清品种混乱，如沈括《梦溪笔谈》纠正了“一木五香”、天麻与赤箭等品种名实。此外，《齐民要术》《农政全书》等农学文献也为中药品种考证提供了很多文献依据。古代本草文献考证有两大特点：第一，方法上主要采用文献学、文字学为主，对当代实物观察为辅，如《新修本草》《本草图经》将文献考证与政府推行的中药资源调查相结合，《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拾遗》则将文献考证与作者亲自实地考察相结合，澄清了很多品种的名实混乱；第二，在古代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但在考证过程中依然有些古代品种仅仅凭据文献考证难以澄清。

 

现代本草文献考证

科学考证的意义在于确定本草药材的基原，反映用药的历史事实，正确的继承古人药物生产和临床用药。

19世纪中叶，现代植物分类学被引入本草文献考证研究。钟观光、赵燏黄、黄胜白和谢宗万等本草学先辈引入现代分类学方法，将药物基原品种精确到具体的种名，为开拓近现代本草文献考证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20世纪初赵燏黄先生著《中国新本草图志》，在每味药物下列“考据”项，结合实地调查对历代本草的记载及附图进行考证。1934年，赵燏黄先生合编了《现代本草生药学》，提出“本草生药学”一词。1956年赵燏黄提出“本草学的研究”术语，即通过分析、对比历代本草文献中记载的内容，对药物的名称、产地、性状、气味以及药性进行考证，以厘清药物的正品、伪品等用药史实。本草的文献考证已经呈现为一个清晰的学术领域。1958年，谢宗万使用“本草学的考证”术语。1963年，谢宗万首次提出“本草考证”，即指基于历代本草文献并结合植物分类学知识而进行的药物基原品种研究，并后为本草学者广泛采纳。《中药材品种论述》提出了本草考证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并通过很多品种的实践，使本草考证臻于成熟。国家“七五”“八五”攻关项目“常用中药品种整理与质量研究”，将“本草考证”独立为一项。1999年出版的《中华本草》，在每项药材的项下设立“品种考证”项，旨在论述古今用药的演变，考订药物品种，以正本清源。

经过发展，本草考证已经不限于中药的品种研究，扩展到药材的药用部位、历史资源分布、炮制加工、民族药等。“本草考证”已经发展为“是以本草典籍为依据，追溯中药历代本来面目，包括品种的历时变迁、原动植物的形态、分布区域、生境、栽培技术、药材性状、炮制、药性、功效等等，以帮助我们对现今使用中药的品质作出客观的评价”。

 

　本草文献考证有其局限性

 

谢宗万先生在《中药材品种本草考证的思路与方法》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本草考证的思路与方法：第一，实地调查，摸清情况，包括植物形态、药材特征、产地分布、生态习性、采收季节、形成与加工、古代实物的依据等多方面信息；第二，钻研文献，认真分析，包括原文、旁证材料、时代背景、药图版本、方志、语言文字等多方面文献；第三，普遍联系，重点突破；第四，说理充分，结论公允；第五，掌握标准，确定正品。在这些方法中，文献研究是基础。同时，谢宗万认为要做本草考证一定得有丰富的野外知识，如果没有传统的野外药物调查知识，光靠古籍考证是做不好的。

从本草考证的研究方法而言，“本草考证”即“本草文献考证”。即依托本草文献，运用现代知识对药物学某一内容进行的考证。本草文献考证具有以下特征：目的是继承用药历史经验；核心是澄清药物基原；基础是历代文献典籍，尤其是本草典籍；主要方法是植物、动物、矿物的分类学和鉴定学。

必须看到，一方面，随着本草文献考证的发展，很多常见药物的混淆品种已经基本上澄清；另一方面，由于过于依赖古代本草文献，一些仅凭文献考证的结论存在争议。

本草文献考证期待新的材料或新的发现，尤其是期待古代实物的印证研究，以推动学术创新。要复原古代人参基原的真面目，不仅需要研究史学资料，更需要地下考古材料。日本正仓院中还保留了唐朝药物人参，据日本学者研究为五加科植物竹节参，但是《图说正仓院药物》书中第89页上图中有3枚为主根，与根状茎的竹节参明显不同，并且主根上有密集的铁线纹，据此我们判断正仓院人参样品中也有五加科植物人参。无论是竹节参，还是人参，日本正仓院中保存的唐朝药物人参无疑为五加科人参属植物。这为确定唐代人参的基原提供了考古依据。

 

 

本草考古是本草文献考证的新发展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自20世纪初以来，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引入，我国相继出土了丰富多彩的医药相关的重要遗迹和文物。为深入研究古代药物发展的源流，重建本草学的历史，有必要从考古遗存中，鉴别、分离出药物及相关实物或内容。本草考古作为本草学与考古学的新交叉领域应运而生。

本草考古是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本草学和考古学两个特征，是两者交叉领域。本草考古是本草文献考证的发展，在本草文献考证的研究方法上，进一步借助出土的文物为依据，修正和补充历史文献的错漏、局限和缺佚。

从时间范围来看，本草文献考证主要依据本草典籍，因此其时间上限为有文字记载。现存最早的本草典籍为《神农本草经》。考古学研究的时间范围限于一定时间以前的古代，包括史前时代（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原史时代（文字刚出现的时代）和历史时期人类的文化遗存。考古学研究的年代下限在各国不尽相同，中国长期以来以明朝灭亡（1644年）为下限。但是随着学科的发展，已有学者提出考古学下限随着时代和考古学研究本身的不断深入而向下延伸，中国考古学在实践中已经延至清代甚至更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