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毛主席是对的。那毛主席决策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一切为了人民的健康”，这是毛主席的一个信念，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体体现，这是道层面的思想，由无形走向有形的发端——道器变通之变，变为道器变通之源。

 

其次，毛主席道器变通之变，是有章法的，不是盲目的。毛主席过河不是摸着石头过，而是先有勇者游过去侦查水文水情，然后迅速假设桥梁，让人们行得通。

 

 

如果老是在河边摸着石头，摸来摸去，时间都过去了，想得通说得通没有用，还是行不通。

 

毛主席在防治血吸虫病时发现全国医护人员总共只有60万人，而光血吸虫病人就达到一千万，受危险的人群有一个亿，涉及12省份，靠常规，何年何月能够解决问题？

 

毛主席依靠党组织、科学家和人们群众三者结合，硬是在几年内控制了局面。毛主席并没有停止于此，而是继续革命。老人家对医学院要5年才能培养出医生来，很不以为然。

 

在毛主席视野里，如果有了社会主义制度，医生在短期内内是可以培养出来的，关键是怎么培养，如何使用的问题。

 

到了1960年代，农村有很多贫下中农子女很多都能上小学、初中，还有少数可以上高中了，尤其是后来大批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在农村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培养土医生，火候就到了。

 

王桂珍这样的赤脚医生出现不是偶然的，这是毛泽东文化的必然结果。最后，毛主席不是不讲科学，老人家可不是像有些人那样教条搬用外国人的结论，而是搞出自己一套独特的体系来，并且用铁腕加以推广。

 

1965年6月26日这一天，毛主席听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

 

 

钱信忠在作了卫生部工作的一般性汇报后，讲到了全国医务人员分布情况和医疗经费使用的占比：全国现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9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

 

毛主席听到这组数字，他面容严肃地站起身来，严厉地说: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一生，让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这就是著名的“626指示”。

毛主席说：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

 

毛主席接着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湖北省宜昌地区长阳县乐园公社成功举办合作医疗的试点经验。

 

大办合作医疗的政治动员促成了1969年合作医疗的高潮，到1976年全国普及率达到90%以上。

合作医疗以最低的成本获得了满足农民基本医疗需求的最高效益，因此，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是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并被作为“中国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推广。

 

毛主席针对医疗上遇到的全国性顽疾，下猛药医治，可谓稳准狠。

 

那么短的时间，花的成本那样低，效果却是那样的快那样好，难道不是神奇的变通吗？事实上，农村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如果没有毛主席在全国范围内运筹帷幄，怎么可能决胜千里？

 

那么多赤脚医生快速成长，当然也得益于来自城市的医生的辅导。同时这不也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一种体现吗？这一方可就大了，是全中国的农村，是全中国的人民。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毛泽东文化，这一切可能吗？

 

今天我们用来战胜疫情的一整套道器变通，核心内容并不新鲜，我们早就熟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外在的表现，形象生动。这只有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才会有。旧中国没有，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会有。资本主义主义国家如果想学，也可以，那就搞社会主义吧！

 

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优势，是我们独有的，那是毛泽东文化。

 

在私有制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为什么不可能？因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政府要调动八方资源，来支援某个地方，不是靠号召和指令能够实现的，那需要交易，要交易就得有费用。一句话，资本主义世界，金钱至上。

 

资本主义世界里，金钱比人还重要，钱可以主导人。

 

社会主义要胜过资本主义，决不能搞这一套。社会主义必须是人主导钱，由人民当家做主。因此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

 

这进一步说明，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唯一安全之路，这是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