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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史对中华文化的发生学意义
source:中国中医药网 2020-01-20 [其它] [国际论坛]
中医学是发源于远古仍活用于现代的中华民族自创医学体系,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一直都是中医发展创新的依据和传承的实用指南。如此历久弥新的中医学,其发展史既不是单纯的时间叠加,也不是简单的器物阵列,中医史所承载的思想源流,是中华文化的识别符号。现代医学可以借用各种科学成果来发展自身,如生物学、生理学、解剖学、影像学……萌发于远古的中医学则可能需要用自身的进展来带动其他科学发展。有学者认为:“对人的自身生命的体悟,是原始人类认识整个世界的一条重要思想途径及认识基点。”

  笔者认为,这个论断是具有说服力的。人类首先要解决生存困扰,才能去思考其他,对自身生命的体验,无疑将成为认识客观世界的必然参照,能直接体验的生命现象,自然而然会成为认识基点,这就如同我们用皮肤直接感受冷暖一样,远比去阅读气温表分析数据来得迅捷而真实。中医学一直具有自身的认知方法和思维方式,有研究者指出:“中医学的科学认识活动,选择了以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为切入点,研究如何通过现象把握到生命规律。通过对现象的长期、反复观察、辨认,积累了大量的现象反映生命状态的感性认识,通过规范一组与状态有固定联系的现象群,形成概念、证型、推理模式,进而展开对未知生理、病理状态的探索,采取未知生理、病理的外在征迹与已知的概念知识体系比较、归类,再带入已形成的对生命状态、疾病状态把握了的推理模式中进行推理,取得对未知状态的认识和把握。”

  这种在“现象—状态”之间建立分析推理的认知方法,可以说是人类认识和研究客观世界的最基本通用方法,也是找到真理的有效途径。仿生学可谓此类方法之一,为人类带来了很多便利的发明和创造。当现象与状态之间建立了稳定的应答,二者之间必然会有关联的轨迹,如何表示这种关联轨迹,受制于当时社会所具有的科学方法和水准,但事物内部的客观规律,不会因为表达方式的不同而改变。比如针灸学创设的人体“同身寸”取穴定位方法,沿用数千年,适用于不同时代、不同种族。虽然同身寸有骨度法、指寸法;指寸法又有中指寸、拇指寸、横指寸等不同方法,看似并不精确,但从宏观的角度,对任何个体都采用自体同身寸方法,恰好最大限度保持了这一度量方法的合理性和普适性,因而也使得这一度量方法具有最大的传播传承可能。至于后来发明了多少更精确的定位方法,都不应成为否定当时以同身寸表达的取穴治病理念的理由。

  如果说同身寸是一种兼容每一个体特性的体格定位方法和定位工具,中医阴阳概念也同样是一种兼容每一个体多维特性的定度方法和评价工具。在中国第一本系统分析汉字的工具书《说文解字》里关于阴阳的解释是:“阳:高、明也。阴:水之南,山之北也。”在古人的认知里,太阳的高度和明度都是无以超越的,这种性状特质定为阳。阳并不是太阳本身,古汉语里太阳叫做日。阳,是日这个实体最显著特征的综合共性,视觉明亮、感觉温热、性状升腾、功能卫护,等等。阴字表意体现出来的晦暗、寒凉、沉积、蓄养等构成与阳性的对立统一。阴阳在中医学里既是方法论,又是评价指标,不仅指导医学诊断治疗,还用于研究药理指导配伍。

  学界认为,阴阳学说起源于商周,形成于战国时期,与中医学发生、发展几乎同步。更有多位学者认为阴阳符号的产生与生殖崇拜有关。新文化运动倡导者钱玄同在1923年《答顾颉刚先生书》中说:“我以为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时代的东西。‘乾’‘坤’二卦即是两性生殖记号。”究竟是阴阳学说成就了中医学,还是中医学催生滋养了阴阳学说,抑或二者如同孪生姊妹,从同一母体——基于自然、社会、人体客观实证的研究——并行发育,既有共性又自成一体。这种种的可能性,如同进化史给人类留下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不解命题。阴阳学说作为一种阐释万事万物发生、发展、变化规律的古代哲学理论,在中医学里演绎得最为淋漓尽致,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比如阐述人体的生理组织分阴阳,《灵枢·寿夭刚柔篇》 :“是故内有阴阳,外亦有阴阳;在内者,五脏为阴,六腑为阳;在外者,筋骨为阴,皮毛为阳。”阐述人的生理功能分阴阳,《素问·生气通天论》:“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素问·阴阳印象大论篇第五》:“阳化气,阴成形。”阐述病理变化分阴阳,《素问·阴阳印象大论》:“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中药则有滋阴药、养阳药等分类。

  阴阳范畴由于其高度抽象和多维表达,一方面作为医学理论令现代人迷茫难解,另一方面又令中医学理念历久弥新,看似缺乏现代科技表达的古老中医理念,不断被现代科技方法诠释、解读、验证。比如已故中国科学院院士沈自尹先生对中医称为“命门之火”的肾阳的研究,发现肾阳虚患者普遍有尿17羟皮质类固醇含量(简称尿17羟)值低下的现象,并为国内7个省市及日本高雄医院等研究单位所重复验证。还发现肾阳虚证具有多靶腺(3轴都累及)功能紊乱,温补肾阳法治后各轴均有一定程度的恢复。沈自尹先生分析:“通过肾阳虚证的研究,引出的重要信息是:由于补肾药能特异性地提高下丘脑的关键性功能——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的表达,从而发挥下丘脑作为调控中心来调节神经内分泌免疫功能网络的作用。西方虽然首创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学说,但至今仍缺乏调节平衡的手段。西方虽然有独特专一的基因治疗针对单基因病(疾病基因或变异基因),但对多基因病的功能基因亦缺乏整体调节手段。而中医能运用从宏观(整体观)着眼的特色,发挥其调节功能网络与功能基因的优势。”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如果我们停留在认为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范畴,古代中医没有科学手段,只有哲学理念的诠释,忽视了阴阳学说同时还是古人认识世界的方法和工具,古代中医对这一方法和工具运用得炉火纯青,我们将很难对中医乃至中华文化的生发做出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解析。对待中医,应该向研究古汉语学习,并不因为拥有了现代汉语丰富的文字、语法而对晦涩的古汉语斥之为涂鸦、不符合现代语法而弃如敝履,而是溯源语境,发掘每一个古汉字的发生学意义和表意功能的时代嬗变,追源溯流择优而用,在传承中不断丰富中华文明宝库。(肖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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