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结合学科教育尚未成熟

    记者：谈及“中西医结合”，普通人想到的可能是中药和西药、中医诊疗方法和西医诊疗方法的结合。作为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学科带头人，您如何理解自己的主攻学科？

    董竞成：中西医结合通俗来讲，就是用现代医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西医”的技术和方法，去研究传统医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医”里面的宝贝和精华。

    青蒿素的发现，就是中西医结合的成果。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治疗帕金森病的黎豆，现代医学发现其中的有效成分是多巴胺；所有中医经典方都以麻黄作为治疗哮喘的主要药物，现代医学发现里面的有效成分是麻黄素。

    事实上，中医里有很多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东西。我们研究中西医结合，目的就是不断挖掘传统医学中的宝贝，利用现代生命科学技术发展中医，拓宽中医药的服务范围，并提升其服务水平。

    记者：有媒体报道称，部分院校在中西医结合教学上缺乏主次，培养出中西医皆可但中西医都不甚精通的毕业生，让中西医结合变成了“中西医凑合”。您如何评价中西医结合学科的人才培养现状？上述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董竞成：应该说，目前我们的中西医结合学科教育，还没有达到一个很成熟的水平。

    首先是培养理念存在问题。刚才我们讲了，中西医结合就是要用现代医学的理论技术方法去研究传统医学的精华，促进两者的真正融合与共同提升。但目前培养中西医结合人才的部分院校并不是这个理念，或者说这个理念在学校层面还不是很明晰。由于理念不清，在培养方法上，这些院校通常是先教两年中医知识再教两年西医知识，认为这样就是中西医结合，事实上学生是中医也学了皮毛、西医也学了皮毛，掌握的知识并不能有机融合。另外这些院校使用的教材也不成熟。

    事实上，能把中西医结合真正搞好的人，大部分都是现代医学专业出身。比如屠呦呦，比如我的导师沈自尹院士，因为他们的现代医学功底扎实，对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都了解得很透彻，所以知道什么是能够高于这两者的。如果是学中医出身的人，对现代医学的了解往往限于皮毛，是很难做好中西医结合的。

    基于中西医结合学科特殊的人才培养规律，复旦大学目前也在进行培养方式改革。我们在临床医学（5年制）专业设置中西医结合方向，学生进校后先学习本科生需要掌握的现代医学基础知识，4年后择优开始学习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知识，毕业后获硕博士学位；另外，目前我们也在尝试探索一项引领性机制——中西医结合“5+3”或8年制培养模式，为就读临床医学（8年制）专业的学生开设中西医结合方向，让他们在入学第五年时自主选择，毕业后获得博士学位，这是一个在全国具有引领性的机制。

    作为综合性大学，复旦大学除了在现代医学人才培养上具有的明显优势外，在传统医学人才培养上也有深厚的底蕴优势。传统医学除了技术层面还有文化层面，涉及历史学、哲学、语言学、宗教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而复旦大学在这些学科上有很好的基础和氛围，有利于中西医结合人才的培养。

    目前，我每年招收研究生。我要求我的学生，现代医学水平要争取比同期学现代医学的学生高，中医水平要比同期学中医的学生高。这种境界看似很难达到，但实际上中医的很多思想方法会帮助他们提高现代医学水平。现代医学更关注局部、关注点，而中医望闻问切中仔细的观察，中药方剂多角度、多靶点的调控，这种整体性、系统性的思维方式，是现代医学所欠缺的。同时，有了很好的现代医学基础，再去看中医当中技术层面的部分，会比他人看得更深刻。

    传统医学需要科学的认知体系

    记者：按照您的表述，中西医结合学科是以中医为研究对象的。但我们看到近年来，有关如何认识中医的问题，常常在舆论中引发争议。您认为争议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董竞成：作为中国传统医学，中医延续了几千年，本身存在着有待重新认识的部分，也就是糟粕。比如一些药物，古人凭经验认为它是无毒的，但现代研究表明这些中药实际上是有一定的毒副作用；一些药物过去认为它是有效的，但实际上无效或者效果很普通；有些中药价格炒到近乎天价，实际上也只是一种普通的中药；另外，有类似作用的中药，实际上也应该强调优效性。再比如，从治疗手段来看，过去有把动物胚胎磨成粉末、贴在穴位上用来治疗哮喘的方法，这种粗糙的方法在人类蒙昧时代或许能够起到一定的心理安抚作用，但在现代就不能作为医疗手段了；有的传统医学治疗疼痛的手段，虽然有效果，但今天我们有了更好更稳定的镇痛方法，就没必要再去强化它。所以说，中医的东西并不一定就全是好的，我们需要客观、理性地看待它。

    但是，目前人们对中医的看法还存在一些误区。第一，把它神秘化、拔高，把现代医学称为“西医”，把传统医学称为“中医”，且无形中让二者对立起来。这是因为现代医学进入中国后，原有的传统医学相形见绌，于是有些人自觉不自觉地把传统医学引上了神秘化道路，以此来保护自己。这种神秘化的、拔高的视角，里面包含着非理性的、民族的、朴素的情绪。但越是保护，越是认为传统的东西要一成不变，就越制约了传统医学的发展。现代医学教科书每隔5年都要修订，传统医学数千年的东西却都要求保证“原汁原味”，那是古董，而不是技术和科学。第二，全面否定中医，觉得与现代医学相比，中医不科学、不可信，很显然这也是不客观的，是虚无主义。

    怎么去看待中医？这个问题过去并没有一个理性的表述、一个系统的说法。前不久，由我主编的《中国传统医学比较研究》正式出版，还有两部书也正在编写。我们希望《中国传统医学比较研究》中提出的创新思想，能够对传统医学进行理性、客观的描述，给传统医学一个更科学的理论体系，以此助推传统医学及中西医结合学科的发展。

    记者：《中国传统医学比较研究》提出了哪些创新思想？

    董竞成：《中国传统医学比较研究》中的主要学术思想包括“三分法”“五要素”“两个层面”“三个融合”。

    所谓“三分法”，就是中国大地上的任何传统医学，包括汉医、藏医、蒙医、维医、傣医、壮医、苗医等，甚至包括国外的传统医学，都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去认识：

    一、已经和现代医学达成共识的部分。有一些传统医学的认识已经被现代医学认可，成为现代医学的一个部分。例如，在中国古代，青蒿就被用来治疗疟疾。而今天，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获颁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青蒿成为现代医学治疗疟疾药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例子在中医里面还有很多。

    二、不自觉走在现代医学前面的部分。传统医学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积累了几千年，留下了很多宝贝，有的宝贝以现代医学目前的水平，还不能完全阐明它的作用机理和物质基础。比如砒霜，老百姓都知道它有剧毒，但古代也用它来治疗寒热重症，现代研究则发现它可以被用来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在了解砒霜中的成分让白血病细胞凋亡的相关原理之前，它的作用应该是不自觉走在现代医学前面的。

    三、有待重新认识的部分，也就是我们说的糟粕。如果说几千年来积累的东西特别是古代的，都是超出现代人认识的、都是对的，这本身就违背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也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对于传统医学中的糟粕，我们要有清醒、理性的认识。

    那么何谓“五要素”？在对传统医学进行解构后我发现，它主要包括五个构成要素：

    一、临床经验。传统医学本身是以经验形式传承下来的，很多老中医都拥有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都是在临床实践中积累和总结的。

    二、原初的基础医学知识。现代医学包含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基础医学就是病理学、生理学、药理学、解剖学、分子生物学等，临床医学就是内科学、外科学、儿科学等。中医也有基础医学，只不过比较粗糙，所以称为“原初的基础医学知识”。比如我们讲解剖学，“解剖”这两个字就来源于《黄帝内经》。《黄帝内经》中有一段话：“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皆有大数。”这就是说一个八尺长的男士在你面前，他脏器的软硬程度、腑的大小，是可以通过解剖知道的。另外，中医所讲的心肝脾肺肾，虽然和现代医学的概念不能完全等同，但相互之间是有联系的，只不过过去的认识比较粗糙，不知道心是循环系统的主要器官、肝脏是解毒的、肾脏产生尿液，那种认识是朦朦胧胧的。再比如中药把药材分为有毒的、相对无毒的，这也属于药理学知识。

    三、古典哲学理念。气、神、虚等概念都是古代的哲学概念，那时候并没有很发达的基础医学知识，要构建中医的完整体系，使它能够教授和传承，古人就借用了古典哲学的概念，以弥补原初的基础医学知识的不足。那个时代，不光医学，其他学科也在借用哲学理念构建体系，比如天文学、地理学、军事学中都有阴阳、五行学说的内容。

    四、区域性文化。不同地区的医学一定会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比如汉文化对汉医的影响，藏文化对藏医的影响，蒙文化对蒙医的影响，傣文化对傣医的影响，等等。

    五、若干群体的信仰。这主要是指宗教方面，比如道教对汉医的影响，藏传佛教对藏医的影响，南传上座部佛教对傣医的影响，等等。

    在“五要素”的基础上，我又提出了“两个层面”的理念，把临床经验、原初的基础医学知识归纳在“技术层面”，把古典哲学理念、区域性文化、若干群体的信仰归纳在“文化层面”，这有助于我们更加科学地对传统医学进行区分和认识。

    融合是医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记者：《中国传统医学比较研究》关注了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为什么会关注这个领域？在研究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过程中，您有什么新发现？

    董竞成：10年前，我以援疆医生的身份去到新疆喀什。在当地，我发现老百姓生病后不是看“中医”，而是看维医，这一点让我很感兴趣。援疆过程中，我一直注意了解和学习维医，发现它与汉族传统医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医”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中医”以阴阳五行作为构建理论体系的基础，维医则讲究气质论、物质论、体液论，本质上它们与阴阳五行一样，都属于多元论的哲学思想。

    以此为契机，我开始进行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研究，将藏医、蒙医、维医、傣医等作为研究对象，慢慢发现它们与“中医”之间，相似性大于差异性。

    基于这种认识，从2011年起，我连续组织召开了8届“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比较国际学术大会”，邀请各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教授、医生参会，提供平台让大家相互交流、增进了解。也是以这8次会议为契机，我萌生和深化了“大中医”理念。

    何谓“大中医”？就是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各个民族，包括汉族、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傣族、壮族等，他们的传统医学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医学。过去我们往往把“中医”的概念局限在汉民族传统医学的范畴里，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国家”本身的概念及其内涵、疆域也在发生着变化，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56个民族共同生活，我们应该有共同的传统医学。

    2014年，我在《人民日报》理论版撰文陈述了“大中医”理念。2016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颁布，总则中明确：“本法所称中医药，是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我国各民族医药的统称，是反映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独特理论及技术方法的医药学体系。”

    记者：在世界范围内，中医并没有被广泛接受。但我看到在《中国传统医学比较研究》的扉页上，您说这部书是“献给人类的医学事业”，如何理解这句话？

    董竞成：从医学本身的发展规律来看，借鉴和融合是很重要的。

    站在中华民族的层面来看，与汉族传统医学相比，一些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诊疗方式存在差异，但我们可以在看到二者相似性的基础上，让它们去相互借鉴和融合，从而提高各民族传统医学的水平，更好地服务当地百姓。其他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发展也同样遵循这个思路。

    站在世界的层面我们会发现，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等，都是人类共同的科学，没有说门捷列夫首创元素周期表，就出现“俄罗斯化学”。医学也是一样，不同民族传统医学在文化层面有自己的特点，但技术理论是没有国界的，不仅中国56个民族的传统医学应该相互借鉴和融合，中医与国界之外的传统医学以及现代医学也应该相互借鉴和融合。

    我认为，发展未来医学应该遵循“三个融合”的理念：第一，以汉民族传统医学为引领，拆掉中国各民族传统医学之间的围墙，使之相融合，建立一种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上的中国传统医学新体系，即“大中医”；第二，世界各民族传统医学相融合，建立一种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之上的世界传统医学新体系，使世界医学形成既有现代医学又有传统医学的新格局；第三，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相融合，利用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医学的技术、理论与方法，去挖掘和解释传统医学的精华，提高传统医学发展水平，丰富现代医学内涵。

    我理解医学的本质，就是你用疗效最好、副作用最小、最便宜的方法看好人家的病，这个过程就叫作医学。编写这部书，我们的站位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医的小圈子，而是要超越中医和西医，站在人类共同医学的高度。

    承担起中西医结合学科发展责任

    记者：学科带头人、岐黄学者、中西医结合研究院院长、中西医结合科主任……您的头衔非常多，每一个头衔背后都是一种责任。您是如何与中西医结合学科结缘的？未来您还希望为学科发展做些什么？

    董竞成：我本科就读于上海中医学院，毕业后读了沈自尹院士的著作《肾本质研究》，他用现代医学的方法研究中医“肾”的概念，我觉得这个很科学，就立志要考他的研究生，后来花了两三年时间考上的，相当于从中医院校毕业后跨考到现代医学院校，成为中国第一批中西医结合临床方向的研究生。我到了现代医学院校一看，发现原来中医院校学习的现代医学知识太基础了，自己慢慢补充了很多新知识。

    现在回想起来，考研的时候更多是凭借兴趣，想法并不成熟。但是，在后来的学习过程中，我对中西医结合学科有了新的认识。事实上，在纯粹的现代医学方面，目前我们的水平还很难与国外相比，国外专家研究糖的结构、蛋白的结构，什么巨噬细胞、肥大细胞，人家已经研究了一百多年，光这个细胞他们都能写厚厚的一本书。但在中西医结合这个领域上，我们是具有绝对优势的，我坚信这个领域一定能够研究出名堂来。

    涉足了这个特殊的学科，又希望能够出成果，那肯定就要比别人花更多的功夫和精力。我到现在还是觉得，自己的经验、技术、能力比较弱，所以每周我还坚持出5个半天的门诊，而且尽可能满足患者的加号需求，一方面人家来看病不容易，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为大量病人看诊积累经验、提高水平。

    另外，现在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学科入围国家一流学科建设名单，我是学科带头人，更有责任去提高这个学科的水平，让它继续进步，所以只能把日常生活的时间尽量压缩，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工作上面。

    每个人的观念不一样，人生的态度也不一样，我属于追求完美的人，也属于事业心比较强的人。我碰到了特别好的时代、特别好的事业对象，就要把事业当成首要任务做到极致，把学科发展的责任承担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