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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量大者为君，把持主体功效

在一首方剂中药物用量大者为君早有古训，君药是针对主要病因及主症而设，突出其药量以确保主治方向。

如麻黄汤中麻桂药量之比为3：2，是保证峻汗的最佳比例，不可轻易变动。

麻杏石甘汤中石八麻四，越婢汤中石八麻六，都有深奥含义。

同为温法，方中君药不同，则功效有异。

温散之剂重在散，如四逆汤中用附子量大为君，借干姜之辛热，有回阳破阴救逆之效，故有“附子无姜不热”之说；

吴茱萸汤主厥阴寒邪逆上，吴茱萸暖肝胃，逐寒降逆，借生姜温降之助，而收散寒平逆之功；

真武汤主寒水逆上，重用附子散寒温阳以制水为君。

而温补之剂重在补，如理中汤主中焦虚寒，寒因虚而生，故以人参补气健脾为君，干姜散寒扶阳为臣，共成温补中阳之效。

温散法、温补法中使用温热药量有别，君臣地位各异，不得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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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剂量大小，依据理法制定

药量大者为君是以药性、功能、针对的病因而言，属于正治法则。但有时方中药量大者是因医理或治法的需要而设。

如当归补血汤主血亏气弱、血虚发热之证，方中黄芪与当归的药量比例为5：1，重用黄芪为君，虽名为当归补血汤，实际借助黄芪补气培元达到生血的目的。

气血源于水谷，药力只能提高人体化水谷、生气血的能力，因而增强饮食的营养则是必备的条件，否则生血无望，此符合“有形之血生于无形之气”的道理。

又如肾气丸重用地黄先滋精血，少佐桂附而从“少火生气”之理，因而产生“阴中求阳”的配伍规律。

亦有因于医理的需求，药量大者并非为君药。

如炙甘草汤中生地黄一斤，虽为君药甘草药量的四倍，但仅是臣辅之用，是根据心之生理特点而定，在现代的临床报道中得到广泛的证实。

再如导赤散主心火上炎，清火导赤不用苦寒泻热，而重用生地黄壮水制火为君，亦属因心之生理、病理而制定。

又如痛泻要方主肝乘脾之痛泻，因属脾虚肝实，故方中重用白术，从“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上工治未病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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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量灵活变动，随证加减运用

一首方所制定的药物与药量是为常规，运用时随证加减，则会出现新的规律。

以桂枝汤为例，方中桂枝芍药量之比为1：1（各三两），散与收相互制约，是调和营卫（阴阳）最佳配伍量，常规不可轻易更动。

若表证较重时，可加葛根助其解肌之力；

若单一加强桂枝量，则将改变调和营卫的功效，反失解表之力，因为桂枝加桂汤为主治误汗心阳暴损之奔豚证，变发表解肌为降逆救阳之剂。

若倍芍药则从缓急，更有小建中汤之衍生；

去芍药则治湿温，若再加白术，因有苓桂术甘汤的演变。

又如柴胡，在小柴胡汤中起清疏少阳郁热而解表的作用，用量宜大（原方用八两），现代常用量为12~30克；在柴胡疏肝散中疏肝行气，用量一般在10g左右；但在补中益气汤中升提阳气，其量宜小，多在6g以下。

 

用量

 

一个疗效显著的方剂，不仅选药精确，结构严谨，而且方中每味药的用量也是非常合理的。在临床上，药量的大小往往起者举足轻重的作用。

先贤以实践经验创制了许多疗效卓越的方剂，其中有药量独重者，有药量独轻者，或药量重轻并见者，或药量之间遵循一定比例者，真是奥妙无穷。

今不揣浅陋，试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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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量独重者

方有主次，方中君药是针对主证病因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用量宜大，尤其在一些方剂中，为取得更好疗效，君药用量须特别加重。

李东垣在《脾胃论》中说：“君药分量最多，臣药次之，佐药又次之。不可令臣过于君，君臣有序，相与宣摄，则可以御邪除病矣。”

君药的主导地位可窥见一斑。

是故，桂枝汤加大量饴糖（一升），并倍用芍药后，不再以桂枝解肌为中心，而是以饴糖甘温健脾为主，取“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之义，解表之剂的桂枝汤一跃而变为温中补虚的小建中汤。

内中风证乃阴亏阳亢、气血逆乱并走于上所致，《素问·调经论》谓：“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

是故镇肝熄风汤重用性善下行的牛膝（30克）引血下行，折其亢阳，并滋养肝肾。

而补阳还五汤方中，重用生黄芪（125克），使黄芪的用量五倍于全部活血化瘀药的总量，使之力专而性走，周行全身，大补元气，则气旺而血行。

主治瘟疫的清瘟败毒饮，重用生石膏为君（最大至250克），直清胃热。

盖阳明胃为水谷之海，气血生化之源，十二经脉之气皆来源于胃，阳明又为多气多血之经，阳明胃热得清，则十二经之火自消，淫热自退。

此外，一些药物虽不是方中的君药，但根据病情需要而加重使用的，亦应引起注意。

如逐痰峻剂滚痰丸，虽以礞石镇坠为君，但大黄、黄芩用量较大，旨在荡涤实热，以开痰火下行之路，使痰积从肠道排出，则癫狂惊悸诸证可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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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量独轻者 

一种情况是作为方剂中的佐药，针对的是次要证候，或“因主药之偏而为监制之用”，药量宜小。

尤其是反佐药，为大剂热药或寒药中反佐性味相反的药，用量一定要小，方不致喧宾夺主。

如芍药汤主治湿热痢，证属热证，何以方中再用辛热之肉桂？

盖于行血调气、清热解毒药中反佐少量肉桂，一则取其辛温行血，二则防大量苦寒药伤胃之弊，且少量肉桂得大量苦寒之品，则无辛热助火之虑。

一贯煎主治肝肾阴虚、肝气不舒之证，为滋养肝肾药少加疏肝理气之川楝子（5克）而成。

张山雷说：“独加一味川楝子，以调肝木之横逆，能顺其条达之性，是为涵养肝阴无上良药。”

可见用少量佐药能纠正主药之偏，消除主药的副作用，从而增强整个方剂的功效。

另一种药量独轻者，不仅因为该药是佐药，更因为该药在药物配伍中有着特殊意义，不可不知。

如人参败毒散方中，人参用量须小，目的不在于单纯补虚，而在于通过扶持正气而驱邪外出。

正如清代喻嘉言所论：“用人参三五七分入表药中，少助元气以为驱邪之主。使邪气得药一涌而出，全非补养虚弱之意也。”

更妙的是《金匮》肾气丸，主治肾阳不足诸证，却不以补阳药为主，反以众多补阴药纳入不及补阴药量的十分之一的桂枝和附子，旨在阴中求阳，取“少火生气”之义，即以微微之火以生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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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重并用者 

在某些方剂中，不仅有药量独重者，同时亦见药量独轻者。

如主治肺痿的麦门冬汤，重用麦冬（七升）养阴润燥，以清虚热，佐以少量半夏（一升）降逆下气，化其涎沫，半夏虽属辛温之性，但与大量麦冬配伍，则不嫌其燥，且麦冬得半夏则滋而不腻，相反相成。

又有主治阴疽的阳和汤，须重用熟地（30克）和鹿角胶（9克）滋养精血，在精血充足的基础上，用少量麻黄（1.5克）发越阳气，开其腠理，则能使寒凝之毒从外而解。

完带汤重用白术（30克）、山药（30克）健脾除湿，尤妙在用小量柴胡（1.8克）、黑芥穗（1.5克）、陈皮（1.5克）升提肝气，理气健脾，收湿止带。

岳美中教授评论说：“方中山药、白术用量可谓大矣，陈皮、柴胡、黑芥穗用量可谓小矣。大者补养，小者消散，寓补于散，寄消于升，用量奇而可法，不失古人君臣佐使制方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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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量成比例者 

一个方剂中的药物除了有主次之外，各药之间又相互影响，或相须，或相使，或相畏，或相杀等等，错综复杂，一些药物之间遵循着一定比例关系才能发挥较好疗效，因此，先贤对一些药物之间固定的比例是严格要求的。

众所周知的消暑利湿的六一散，就是以药物用量比例命名的，《增补内经拾遗方论》有道是：“六一者，方用滑石六两，甘草一两，因数而名之也。”

治卫虚自汗的玉屏风散，方中黄芪用量必大于防风，反之，则可能更加自汗不已。

恰如《续名医类案》记载有黄履素医言：“予临场虑不耐风寒，合玉屏风散服之，反自汗津津不止，盖防风与黄芪各等分之谬也。本草云：黄芪得防风其功愈大，用黄芪七分，配防风三分，斯得之矣。”

 

 

枳术丸与枳术汤在组成上完全一样，但前者是白术量倍于枳实，以补为主，健脾消痞；后者相反，枳实量倍于白术，以消为主，主治气滞水停，张璐谓：“二方各有深意，不可移易。”

可见用量比例是不能随意改动，更不能颠倒了的。

又如五苓散，方中泽泻与猪苓、茯苓、白术及与桂枝的比例是5：3：2，淡渗健脾，偏重于降，小量桂枝，以温化膀胱之气。

有实验报道，把五苓散注射到造成人工尿闭的动物模型身上，观察利尿作用，结果用仲景五苓散原量利尿作用很强，用药均以等量则利尿作用减低，颠倒药量，则利尿作用更低，证实了原方用量最为合理。

由上可见，一些方剂中的特殊药量或药量之间的特殊比例，是不容忽视的。正如前人恽铁憔所言：“中医不传之秘在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