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一分为二”，非此即彼；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则是“一分为三”，亦此亦彼。

因此，名人对待中医的态度，大抵可分为三类，“废止中医派”、“拥护中医派”、“改造中医派”。但确切地说，是两派：偏激的“废止中医派”与折衷的“改造中医派”，因为“拥护中医派”也大都力主“改造中医”。

近代一些极力排拒、诋毁乃至主张“废止中医”的新潮人物，一旦到了治病救命的份上，并不完全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坚决不请中医治病，有时候也会采取务实的态度，迫不得已地放弃对中医中药的拒绝，像吴汝纶“到死不肯一试中医”、陈寅恪“宁愿让西医治死，也不愿让中医看病”、丁文江“宁死不吃中药不看中医”那样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对一些慢性病、疑难杂症和不治之症，西医束手无策时，中医或许有一线生机，在这样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是不会轻易放弃一线希望的，有时会积极寻找中医治疗。

比如：

“近代中国第一个提出废止中医的人物”俞樾，因“恨俗医不知古，下药辄增人病”，作《废医论》。之后，有病也不服药，委身天命，后病重，得到杭州名医仲昂庭诊治而得愈，感叹说“道未绝矣。”

严复虽对其孙女有“听中医之言，十有九误”的劝诫，但晚年在饱受哮喘病折磨的情况下，仍然用自家配制的中药膏治疗。

孙中山虽说自己“平生有癖，不服中药”，但当罹患癌症，协和医院宣告束手无策时，仍在家人、友人劝说下服用中药。

“戊戌变法”的头面人物梁启超，原本病在右肾，尿血不止。“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外科教授、医学博士刘瑞恒主刀，一个走神，竟将左肾当坏肾割掉了”。出院后仍然尿血，因病情“颇有增剧之象，不得已试服中药”。

郭沫若虽然说过“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誓言”，但晚年右侧肢体活动不便，影响了日常生活和工作，郑卓人用民间验方“桑枝酒”竟然使其霍然而愈。

人称“五四”时代“百科全书式学者”的毛子水，是激烈反对中医的著名人物，但“某年，医疑毛公肺有癌征状，毛公夫人菊英女士来商，决以毛公年高，不宜使其受手术治疗的痛苦，后日服草药，数年后肺部症状竟完全消失，身体健康逾恒”。

国学大师汤用彤于1954年冬天出席《人民日报》社主持召开的胡适批判会议，回家后患脑出血，近一个月不省人事，经中西医治疗逐渐康复。至1960年，年近七十的他，竟然又能读书、研究了。从此以后，汤用彤“从对中医的极端反对变成极端的推崇”。

曾国藩（晚清名臣）给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尔体甚弱，咳吐咸痰，吾尤以为虑，然总不宜服药。药能活人，亦能害人。良医则活人者十之七，害人者十之三；庸医则害人者十之七，活人者十之三。余在乡在外，凡目所见者，皆庸医也。余深恐其害人，故近三年来，决计不服医生所开之方药，亦不令尔服乡医所开之方药。见理极明，故言之极切，尔其敬听而遵行之。每日饭后走数千步，是养生家第一秘诀。尔每餐食毕，可至唐家铺一行，或至澄叔家一行，归来大约可三千余步。三个月后，必有大效矣。”

于右任（民国要员，复旦大学创办人）说：“我一生都看中医吃中药，在我们陕西，全省只有一间教会办的西医院，一共只有三个西医生，绝大多数老百姓有病都是靠中医治理的。所以，中医对中国人的健康保障有很大的贡献，现在西医褚民谊等当政，想把中医消灭，这等于洋教徒想消灭全国和尚、道士一样，那怎么可以呢?”

刘文典（文史大师，联大教授）说：“你们攻击中国的庸医，实是大错而特错。在现今的中国，中医是万不可无的。你看有多多少少的遗老遗少和别种的非人生在中国，此辈一日不死，是中国一日之祸害。但是谋杀是违反人道的，而且也谋不胜谋。幸喜他们都是相信国粹的，所以他们的一线死机，全在这班大夫们手里。你们怎好去攻击他们呢?”

刘半农（新文化运动先驱）说：“我们一旦有了病，第一个困难问题，就是请西医好，还是请中医好，这在以骂中医为职业的某君，自然不成问题。但胡适之、马隅卿等都害过重病，西医医不好，却给中医医好了。这又使我们对于中医，不得不有相当的信仰。但适之说：中国的医，是有医术，没有医学。有术无学，是带一些危险性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仍旧要舍中医而就西医。”

汤用彤（国学大师，哈佛三杰之一）说：“对于针灸的问题，因为我原来以为是一种迷信，就是偶然听见它的疗效，也以为是谣传，所以我对针灸毫不留心。但是在解放以后，由于亲身的经历及耳闻目见，我从对中医的极端反对变成极端的推崇。”

邹韬奋（记者，出版家）说：“我国往往有人看了几本不求甚解的医书，就胆敢开方药治病，在他们腕下冤死的人真是不可胜数，这便是所谓‘庸医杀人’。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痛恨‘庸医’而遽断中医绝对没有好的，更不能因此遽断中国医术绝对无存在的价值。中医确应有积极改良的地方，却不应不分皂白‘禁止’。即如‘旧医学校’，加以考查，绳以标准，然后分别决定存废则可，一概抹煞的‘禁止’，则于理似有未当。我个人偶有疾病虽向来请教西医，但平心而论，除了‘杀人’的‘庸医，之外，中西医却各有所长。”

梁实秋（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说：“所谓‘国医’，我们以为这明明白白地是一种文化落后的民族的产物，绝对没有资格和科学的医术抗衡，然而有极大多数的人平时可以坐火车、点电灯，而遇到自己身上有病时，依然要请教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础的‘国医’！这现象使人丧气。可是我相信，经过长时间地淘汰，‘国医’是一定要消灭的，优胜劣败的铁则在两种文化接触的时候一定早晚要显露出来的。”

陈果夫（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代表之一）说：“我主张：凡是能够治人疾病的医生，都该扶植，不管它是中医、西医。对于中医，应该在教育上、政治上作积极的扶植。我以为至少要做到下列两点：①创办教育研究机关，发扬中国固有医术上的高深理论，整理数千年来的经验，而与世界最新的医学知识相印证。②国家设立有规模的研究所，用科学方法化验中药，重新估定中药的性能……科学重实验，中国医生的观察病象和断定病态，以及决定治疗方法及用药，都有它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这种理论和方法，也是经过长时期的实验而成立的，不过和外国现在的看法不同而已，我们不能因为它与外国不同就说它完全不对！不过在这个时代，要和这个时代的一切相配合，使大家都容易了解，所以我在民国十八年就主张中医要现代科学化。”